鄭永年“中國知識短缺論”中有哪些合理之處

    《竹杖芒鞋》公眾號刊文指出，鄭永年近期一篇批判中國知識短缺的文章引起學界熱議，但他文章中的一句話似乎容易被忽視掉，但又很重要。他說，“明顯過度市場化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也使中國發展缺乏動力。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產階級沒有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設乏力”。這句話，似乎點到了中國大轉型中的“社會”面向。這就對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提出了很高的期待。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鄭永年這位“海外政治學者”這幾天因為一篇《中國已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的文章而備受關注，也引起一番討論。鄭的核心觀點是，目前中國的改革事業，存在嚴重的知識不足的現象，尤其是經濟學家無法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更具指導意義的框架，而是忙於論證政策的合法性。

他重點批評了模糊不清的政策建議，這些成了無法不包的東西，到處都在炒概念，而這些概念要不就被濫用，從中央到地方，從經濟到外交，都用這些概念，要不就是忽略了一些概念深刻的經濟背景。他說：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一哄而上，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供給側改革一方面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另一方面則幾乎被視為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良藥了。

這一言論得到了認同，但也遭到了批評。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批評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的文章。他認為“鄭永年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第一，“學者提出的政策建議，能不能得到采納，完全是由領導說了算。”第二，“實際上，知識分子是對許多政策提出批評的，包括之前的刺激計劃”。

這種爭辯是有意義的，直接切中了當下中國權力與知識關係或者是國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很多地方都值得討論。但是鄭永年說錯了嗎？他真的是把板子打在了“知識分子”身上了嗎？要我，我只能說，“該打，而且打得還不夠重”，但是鄭的言論很明顯不是僅僅在討論知識分子本身。

所以這中間有兩個問題，一是現代性體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普遍問題。如果按照福柯-鮑曼的視角來看，現代國家從荒野牧羊人的角色轉向了園丁的角色，要對疆域內的人口進行微觀管理的話，所需要的最關鍵的知識就是“統計學”，因此，經濟學家作為知識分子，往往在現代國家中是離權力中心最近的知識群體。二是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問題。中國經濟轉型迫切需要經濟學家提供知識供給，所以在1980年代，體制內外的大討論非常熱烈，而當1990年之后，這些參與討論的人大多要么身居高位，要么邁上了中國最高學府的講臺。

什么叫本體論意義上的發展話語，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本質、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以這不是知識分子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目前政治環境問題。鄭永年的重點其實就在這里，他是想借助這一批評，來含蓄地表明對某種權力-知識不對等、政治傾向保守現狀的批判。就我個人感覺來說，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更是如此。

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自然，經濟學家被體制更充分的吸納，是勢所必然。能不能提供新的知識，就不僅僅取決於知識分子的結構性位置、學術素養和社會關懷，也取決於國家權力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形態。我想鄭永年的重點是后者。經濟學家天生就是一群挨著權力中心的人，在中國又更是如此。所以聶輝華的回應是無力的。但鄭永年也並不是看不到這一點，他只是想通過對知識分子的知識生產處境的批評來提醒我們注意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他只不過是“不點破”而已。

但鄭永年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話似乎容易被忽視掉，但又很重要。他說，“明顯過度市場化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也使中國發展缺乏動力。沒有一整套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產階級沒有制度基礎，消費社會建設乏力”。這句話，似乎點到了中國大轉型中的“社會”面向。這就對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家提出了很高的期待。

但是很顯然，社會學處本來在社會科學鄙視鏈的低階，對於強調實務、經濟效益、社會穩定的中國來說，地位更是尷尬。因此，90年代至21世紀初，還有許多學者就市場-社會轉型過程進行研究，對社會進行診斷，而這些年卻在高呼社會學春天的到來，開展各種幸福指數測量、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基層網格化管理、社會管理創新這類“治理術”研究，閹割了自身的“公共性”。

社會學理應是離權力中心最遠的學科。對社會學來說，更應當拒絕研究上的“庸俗化”，去捍衛這種公共性。在眼下這個轉型社會，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帕森斯，而是更多的米爾斯、布洛維，我們要探討的應當是市場與社會 、國家與社會 、民眾與政體的關係， 我們需要知道權力支配的根源、政策背后的政治邏輯、個體苦難的社會根源以及如何去生產並保衛社會。

不過，我有一點不敢茍同鄭永年的是，他在最後寄希望於中國的智庫建設。這一點，估計他要失望了。全面的智庫建設這正是國家權力全面網羅知識分子的開始。就在不久前公布的25家國家級智庫中，中國人民大學的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幾乎網羅了該校所有社會科學學者， 再比如復旦大學的中國研究院，由張維為掛帥“首席專家”。

因此，知識不會短缺，短缺的是知識分子“斷舍離”的勇氣和對“公共性”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