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通脹組合拳瀕臨失效

光靠政府部門來“維穩價格”顯然只能短期治標，其作用是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贏得足夠的時間。在既有政策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的前提下，是時候尋找宏觀調控的新型政策框架了。

經濟觀察報記者胡家源9月1日撰文指出，中糧集團本月中下旬終于放手為福臨門食用油提價，比競爭對手益海嘉里的金龍魚多撐了十幾天，接下來將得到解脫的還有九三糧油和中紡集團，他們可以跟風漲價了。

這意味著一線食用油品牌開始全線提價。不僅僅是食用油，豬肉、雞蛋、茄子、苦瓜以及食糖的價格，進入8月之后也已經不再像去年那樣排隊冒尖、輪流坐莊，只等著發改委和商務部去挨個“敲打”，相反開始呈現一種普遍看漲的趨勢。

上周商務部重點監測的食用農產品價格均出現了小幅上漲，18種蔬菜平均批發價格與前一周相比漲幅達到6.1%，其中生菜、茄子和苦瓜價格漲幅居前，分別為18.3%、14.1%和11.1%。雞蛋和豬肉的漲幅有所擴大，食糖價格則突破歷史性高價8000元/噸。

看漲的誘因有很多，有中秋節、金九銀十、春節等一輪輪的消費旺季推動，也有飼料成本、化肥成本擠壓和中間商資金的炒作，還有國外寬松貨幣政策環境的推波助瀾。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政府控通脹的手段正在慢慢被市場轉移甚至消解，其效果已經大打折扣，監管層內部也出現了對調控手段使用和價格趨勢判斷的前后不一致，這些都加劇了人們對控通脹效果的擔憂。

食用油限價令的“取消”即是一例。早在去年11月底，四家食用油巨頭就爆出發改委要求其保持價格穩定到今年3月的消息，隨后又再三延期至今年8月。8月初，發改委價格司剛剛聲稱并無“限價令”一說，食用油是市場調節價格，益海嘉里和中糧就紛紛放出提價消息，難道僅僅是巧合？與其認為食用油價格近9個月維持穩定是企業自主定價行為，還不如說行政限價措施維持了近9個月后已經失效，只是監管部門不愿明說順水推舟罷了。

光靠政府部門來“維穩價格”顯然只能短期治標，其作用是為貨幣政策的調整贏得足夠的時間。那么，貨幣政策的作為又如何？

從去年11月至今，央行已經5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累計上調了2.5個百分點，凍結資金已達上萬億。但市場總能自尋出路，一方面在民間借貸體系“漏水”的情況下，這種凍結是要打折扣的。另一方面，金融機構還能通過票據融資時客戶存入的保證金存款獲得額外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正在隨著各行各業對票據融資需求的猛增被進一步放大。

央行數據顯示，從今年1月末到7月末，短短5個月時間保證金存款增加了8000多億元，截至7月末存款余額已高達4.44萬億元。這些保證金是銀行不用繳納存款準備金的“活錢”，如同另一個漏斗，正在不斷地對沖央行的緊縮政策。雖然央行目前已經亡羊補牢，要求分步向保證金存款按21.5%計提準備金——相當于對整個金融體系連續三到四次提高準備金率，不過從釋放信號到政策見效顯然需要時間。

而眼下，即便是強大如發改委，也無法保證能再次用約談限價的方式“借”來時間，遑論曾經9個月的食用油價平穩期。畢竟長時間的價格管制只會讓發改委身負罵名，還要疲于奔命地為受管制的企業調集低成本原料藉以維持——這些國家儲備原料的定向銷售正在漸漸掏空國家調控市場的后期底氣。在這種情況下，發改委一改8月初對本輪CPI上漲已近拐點的預測口徑，開始承認下半年物價仍將高位運行的事實，用保守的姿態給市場打預防針。

這種情形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從未碰到過的局面。

事實上，中國一向以擅長運用宏觀調控管理通脹而著稱。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近20年間，中國已經經歷過數次大大小小的通脹，CPI最高漲幅曾達到14%以上。在數次與通脹的較量中，政府宏觀調控的體系和能力也不斷完善加強，從最初由發改委主導到后來的央行、商務部、銀監會等多部委協調參與，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通脹手段和機制。但總的來說在政策選擇上仍然是以“拖延”為主，即通過各種行政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和緩和通脹局面，縮小通脹影響范圍，等待一兩年后宏觀經濟形勢好轉，1994年的海南房地產泡沫和2005年的樓市調控就是例證。

然而，此次通脹與以往所面臨的局面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持續時間較長，從2008年至今危機已近三年，全球經濟仍有二次探底的風險，各國經濟刺激政策不可能做到完全退出，美國第前兩輪量化寬松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和輸入型通脹不僅未消除且仍有加劇的傾向。其次是政策選擇難度大，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各種利益集團已經逐漸成形，對政策的預測和游說能力正在加強，加之經濟結構日趨復雜化，政策出臺后被扭曲甚至稀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但目前看來，政府似乎還在延續以往的短期拖延戰術，希望以行政命令換來穩定物價的時間，以時間換來其他政策發揮的空間，這顯然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情況了。當然，不排除發改委仍有可能實行新一輪行政限價措施，央行還存在繼續加息和調整準備金率的政策空間，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沒有任何可資借鑒的先行經驗，在前景未知、新政策總體框架又尚未成型之前，每項既有政策的加碼無疑都存在很大的試錯風險，其影響面也會在輿論環境中被迅速放大，這也是下一步監管層不得不注意的問題。

比如加息，即使算作一道控制通脹的防線，這道堤壩現在也已經筑得足夠高了，還要再高嗎？

央行自去年11月以來已4次加息，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升至6.56%，帶動商業機構和民間利率躥升至7%-15%的水平，資金成本加重所導致的宏觀經濟下滑風險已經真實存在。與此同時，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3.5%，剔除通脹因素后還是負利率，難以遏制大量居民儲蓄存款流出尋利的沖動。兩難之間，還有一個國際“靴子”遲遲沒有落下——美國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如果美國經濟短期內仍然不見起色，QE3將難以避免，美元進一步貶值或成定局，由此帶來的大宗商品普漲和輸入型通脹將進一步加劇，此時加息無疑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會陡增，押注升值套利的海外游資會更加興奮，這絕對不是監管層樂意見到的。

在既有政策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的前提下，是時候尋找宏觀調控的新型政策框架了。惟其如此，才能保證通脹面前中國的城防不會失守。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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