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為什么低?

快樂和幸福，從沒有一個統一絕對的定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訴求。很難說快樂就是幸福，也很難界定快樂和幸福究竟是一時的還是持久的。但可以說，一時的快樂并不是幸福，快樂更多是表層的，而幸福是較長時間的感覺。幸福的內涵也不止快樂。

效用概念，可說是經濟學對幸福的解釋和概括。效用最大化是一系列經濟分析的出發點與歸宿，也是很多模型方程建立的基礎。邊際效用，亦即增量效用，更是經濟分析數學化的切入口。但沒有哪個經濟學家能給出效用的具體內涵與外延，如同幸福概念，只是籠統的范疇。既含有外在物質財富的最大化，也包含內在身心感覺的最優化。前者有著客觀的外在邊界，易于衡量與比較；后者則難于觀察和把握，更不可量化。盡管經濟學上的效用概念涵蓋著兩方面內容，但學者們的分析基本以物質條件代替了整個概念。所以，不可能從經濟學論文中真正看出效用水平到底是多少。

在現實世界里，人們一面信仰上帝，甘于做上帝的奴仆；一面又十分情愿地做金錢的奴隸。侍奉上帝，是追求靈魂和精神上的滿足。伺候金錢，是追求物質層面的滿足。這說明，如果僅有一種滿足，并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但很少有人能同時將上帝和金錢這兩個主人伺候好的。所以，不滿足甚至痛苦，總是常伴隨著絕大多數人。

也正因如此，經濟學給不出完整的幸福分析。經濟學的基本前提是將每個人假設成“理性經濟人”。但只有機器，才是按既定程序與規則運行的完全理性的化身，活生生的人，永遠都是感性與理性的混合體。經濟學只從理性出發，分析如何追求金錢財富的最大化，因而不能給出人們為什么追求上帝的解釋。

這也就是為什么亞當·斯密寫了《國富論》，還要再寫一本《道德情操論》的原因所在。作為經濟學理論的《國富論》，講理性經濟人的物質財富創造與積累，強調人的利己性、私利性。《道德情操論》講人的感性、感情、倫理、內心，強調人的利他性。但這是矛盾的。或許，人就是矛盾的統一體。幸福只是一種對各方面權衡取舍之后的內心平衡。

或許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斯密才綜合了他的兩本著作得出結論：“對自己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謹慎的美德；對別人幸福的關心，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種美德約束我們以免受到傷害，后一種美德敦促我們促進他人的幸福。”顯然，斯密同樣在追求觀念和主張上的平衡。

也許金錢能夠買到快樂，因而無論是哪個社會，富人會比窮人有著更多快樂。但這不等于說，富人就比窮人有著更多幸福。當然，貧窮絕不是幸福。富裕只是幸福的一個要件。

曾經從廣播上聽到一個故事。一家窮人與一家富人毗鄰而居。窮人家有好幾個孩子，以修補鞋子為活計，日子過得緊巴。可每晚都會有大人孩子的快樂歌聲和笑聲。富人家雖然日子富裕，但相對冷清，不聞歌聲笑語。為此，富人的老婆總覺得日子乏味，對窮鄰居也由瞧不起到羨慕，再到妒忌，以至于最后不斷發出抱怨。當有一天富人被老婆的妒忌和抱怨聲吵煩了時，便說：“我有辦法讓隔壁從明天起再也沒有歌聲與歡笑。”他真做到了。原來，當晚他將一塊金條隔墻扔到窮人家院子里。次日早晨，窮人家拾到從天而降的金條，一陣驚喜后，很快就轉入究竟放哪里保存才安全，是否會有人上門追問，是否會被官府懷疑這是贓物等等不安和害怕之中。從此，再也沒了歌聲笑語。

這個故事很形象地說明，金錢并不一定帶來快樂和幸福。也驗證了經濟學上的相對收入假說：幸福感并不取決于人們的絕對收入和福利水平，而是取決于超出其他人的相對水平，或者像有學者講的，取決于“相對于參照組的行為方式”。

對此，有學者進一步驗證，在那些經濟成功的國家里，收入快速增長并沒有帶來更多快樂。1958年到2004年，日本人均收入增長了近7倍，但國民幸福感非但不升反而略微下降了。難怪有學者總結到：“所有人都可以通過獲取更多收入、購買更大的房子或者駕駛更名貴的車使自己開心，但人們的這種開心是以那些收入更少、住房更小、開的車更差的人痛苦為代價的。金錢并不能買到快樂，快樂是從他人那里轉移過來的。”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的人圴收入翻了好多倍，但大部分民眾的幸福感上升了嗎？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或幸福指數這一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問題是，不管經濟增長多快，持續時間多長，人圴收入如何高于GDP增長，如果國民幸福感普遍下降，就潛伏著巨大的社會緊張和沖突，日益積累的隱患時刻危及著社會穩定。所以，如何使每個人既不是在自家院子里撿到金條的窮人，又不是在晚上隔墻扔金條的富人，是當下中國亟須認真對待并著手解決的一個重大政治與社會課題。而如果這一話題不能集中到縮小收入差距、建設公正民主的社會秩序上去，則對任何當前中國社會幸福感的討論，都是不著邊際的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