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國未富先老:開發二次人口紅利 改革養老保險制

本文作者認為，擴大勞動力總體規模和降低社會對老年人的供養負擔，不應該在當前的臨近退休年齡人口身上做文章。

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不僅反映了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中，人口也同時老齡化這個一般規律，而且表現出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速度的特殊性。在過去的30余年中，中國在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創造了一個世界奇跡。但是，中國的人口轉變更是以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步伐推進。人口轉變與人均收入提高之間的這種缺口，可以被表述為“未富先老”。

早熟的人口老齡化

國內外觀察家們曾經不無擔憂地預測，中國人口總數將超過16億。但是，大多數人未能預料到的是，中國經歷了異常迅速的人口轉變，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其他國家，目前已經處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如果按照慣例，即把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的人口結構稱作老齡化人口，則中國已經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了。

長期以來，中國規模龐大和增長過快的人口，始終是一個世界性的關注問題。國內外觀察家們曾經不無擔憂地預測，中國人口總數將超過16億。但是，大多數人未能預料到的是，中國經歷了異常迅速的人口轉變，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其他國家，目前已經處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行列。

根據2010年進行的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中國總人口為13.4億，而且不再有人預測中國人口峰值會超過15億。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也從1981年的67.8歲提高到2010年的73.5歲。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程度也迅速提高，2010年，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8.87％。如果按照慣例，即把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的人口結構稱作老齡化人口，則中國已經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進入老齡化社會了。

從聯合國2010年的估計和預測看，中國老齡化程度甚至更高。根據這個數據，201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9.4％，2020年將提高到13.6％，2030年為18.7％，2040年為26.8％，2050年則高達30.8％。

在進行國際比較的情況下（圖1），可以看到，從20世紀70年代起，隨著生育率開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國的老齡化速度就開始快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老齡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隨著2015年前后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停止增長，老齡化進程將進一步加快，并趕超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

無論按照哪種排位標準，中國都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例如，按照世界銀行的分類，中國目前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因此，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明顯高出很多的老齡化程度，意味著中國人口轉變的某種特殊性，可以稱其為“未富先老”。

盡管發達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和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各國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也存在差異，但是，總體上來說，這些國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經處在較高的水平上，技術創新也處于前沿水平上，社會福利制度比較成熟和完整，因此，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驅動的經濟增長仍然是可持續的，迄今也足以應對老齡化危機。中國應對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老齡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轉變后果，關鍵在于保持高速增長勢頭。

換句話說，由于人口轉變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調整的情形下，老齡化趨勢仍將繼續，已經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應該依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予以縮小，并最終得到消除。

實際上，也可以通過圖1來理解中國應對未富先老挑戰的機理。從一方面看，以2010年為例，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老齡化程度顯著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就是所謂的未富先老。從另一方面看，設想中國最早可以在2020年或者最遲可以在2030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成為一個高收入發達國家。從預測中可以看到，中國屆時的老齡化程度仍然顯著低于其他發達國家。也就是說，中國改變不了“先老”的特征，但是可以改變“未富”的特征。

長期以來，中國規模龐大和增長過快的人口，始終是一個世界性的關注問題。

第二次人口紅利

印度人口撫養比下降的速度相對緩慢，預計在2040年前后才從下降趨勢轉而上升。在此之前，印度將長期處于人口紅利期，比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長大約25年。中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開放才創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而按照定義來看，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涉及教育制度、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市場的發育。

既然中國人口轉變結果的特殊性被概括為“未富先老”，也就意味著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應對老齡化上面，面臨著更多的、更大的、不同尋常的挑戰。這類挑戰可以分別從人口紅利的過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紅利開發面臨的困難，以及養老資源不足等幾個方面進行考察。先來看未富先老與人口紅利消失的關系。

人口撫養比可以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實際上，人口老齡化也可以用人口撫養比來反映。把中國的人口撫養比變化動態，與日本、韓國和印度做一比較（圖2），恰好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中國未富先老特征。

先來與作為先行國家的日本和韓國進行比較。

日本的人口撫養比是在1970年降到最低點的，但是這個低撫養比持續了20余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迅速提高。相比而言，不僅日本的人口轉變大大早于中國，而且在人口紅利消失時，其經濟發展水平更是大大高于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一個典型的在人口紅利消失之后，經濟增長陷入停滯的例子。不過，日本的經濟停滯是在成為世界上最富裕國家之一以后才發生的，沒有形成中國這樣的未富先老的情形。

作為高收入國家，韓國人口撫養比的下降開始得早，下降過程的持續時間長，并且在低點上保持較長時間，預計在與中國相同的時間點即2015年開始，轉而迅速提高。

很顯然，在轉折點上面的這個特殊性，給中國應對挑戰帶來更大的難度。

進一步，與經濟發展水平低于中國的印度進行比較。印度人口撫養比下降的速度相對緩慢，預計在2040年前后才從下降趨勢轉而上升。在此之前，印度將長期處于人口紅利期，比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長大約25年。因此，在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從而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消失的情況下，印度是潛在的比較優勢接續國家。

實際上，印度不是惟一的類似國家。亞洲的越南和世界范圍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例如高盛集團所謂的“新鉆11國”，都在相關產業上與中國具有一定的競爭關系。（編注：所謂“新鉆11國”，同樣是由推出“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提出，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韓國、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越南。）

如果遵循以往關于人口紅利的定義，即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比重不斷提高從而保證勞動力充分供給和高儲蓄率，人口撫養比預計在2015年停止下降進而提高，則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

但是，也有文獻指出，在人口結構趨于老齡化的情況下，個人和家庭的未雨綢繆可以產生一個新的儲蓄動機，形成一個新的儲蓄來源，其在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資還可以獲得收益。這被稱為區別于前述意義上人口紅利的“第二次人口紅利”。不過，如果僅僅從老齡化時期儲蓄動機角度來觀察，尚不能構成在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程度上，堪與第一次人口紅利相提并論的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