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強行通過安保法案暗含三個層次的曖昧

加藤嘉一撰文指出，新安保法案為何如此飽受爭議與充滿質疑？若要找出根本的原因歸根結底，它在於許多外國人常常形容日本社會與國民時使用的概念：曖昧。這篇文章具有現實參考意義。

日本時間星期六(002291,股吧)凌晨2時18分，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表決，成立了所謂新安保法案。從這一天開始，整個日本進入為期5天的長假，叫“silver week” (編注：類似中國的黃金周)。“我們必須團結一致，放假之前想方設法把該法案成立起來”，18日傍晚，一名其政治信條接近安倍晉三的年輕自民黨議員對我說。

新安保法案允許本國的自衛隊在某些情況下部分行使集體自衛權這一過去沒有被賦予的權利，在行使的過程中，除了提供后勤支援以外，還可以使用有必要的武力。該法案無疑擴大了自衛隊的活動范圍，使得與美國等國家更加廣泛、密切的軍事合作變為可能。

該法案的成立走過了曲折的風波，迄今為止，反對、抗議、質疑的聲音仍然鋪天蓋地，不過，法案的通過本身不意味著什么，艱難的時刻在后頭，矛盾的爆發仍未浮出水面，“我們的使命，剛剛開始”，禮貌地要求“因為時機敏感，請不要透露我名字”的這位議員斷言。

新安保法案為何如此飽受爭議與充滿質疑？若要找出根本的原因，我想，歸根結底，它在於許多外國人常常形容日本社會與國民時使用的概念：曖昧。

在這里，我想勾勒出三個層次的曖昧。

第一個層次是解釋的曖昧。根據不列顛國際百科全書，國內外人士密切關注的集體自衛權是：在來自外國的武力攻擊發生的情況下，與被攻擊國本來就擁有的自衛權（個別自衛權）相同，與該國關係密切的他國把其攻擊視為威脅本國安全，並以必要並相當的限度進行反擊的權利。實際上，日本新安保法案對於如何行使這一權利設定了前提條件，即只有“當與我國關係密切的他國遭遇武力攻擊，從而我國的生存陷入威脅，並國民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從根本上被推翻的顯著危機發生的情況下”，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才有權利派遣自衛隊。這是該法案定義的“存立危機事態”，這一部分還倡導，“武力的行使必須在為了排除危機，保證我國的生存，保護國民，沒有其他妥當的手段的情況之下”，以及“實力的行使必須控制在有必要的最小限度”。

問題來了。

從這一定義不難看出，內閣是不會盲目、無限制地派遣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但問題在於符合“存立危機事態”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場合或情況？

安倍首相曾試圖舉中東霍爾木茲海峽的排雷的例子，解釋說假設輸送石油的渠道因水雷而被切斷，日本的生存也陷入重大危機 。不過，在野黨提出質疑，反駁說經濟上的理由足以造成生存危機嗎？安倍內閣給出的各種可能性紛紛被反駁，9月14日，安倍首相主張說“最後由內閣綜合地進行判斷”。其背后的意思在我看來似乎是說，“到時候我來決定要不要派自衛隊，請大家相信我的判斷能力，我是你們選的首相”。

第二個層次是意圖的曖昧。9月14日，在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上，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民黨黨首山口那津男向安倍首相提問，“從當前的（剛與歐美國家達成核協議的）伊朗、中東局勢看，設定我國真要派遣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法案符合現實嗎？”對此，安倍首相回答說，“符合的情況會有，但按照當前的國際形勢，我沒有具體地設定作為現實問題所發生的可能”。

其實，2014年7月安倍內閣決定的新安保法案，今年5月15日被commit國會之后，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付出了約116小時的時間，參議院特別委員會付出了約100小時進行了審議，兩院分別7月16日與9月17日表決通過，並最終於9月19日成立。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安倍首相曾多次明示或暗示，即使集體自衛權的部分行使變為合法，按照當前的國際形勢日本真要行使的情況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他用這個判斷來安撫老百姓(603883,股吧)，好像是說，“沒事兒，你們不用擔心，我們不會被戰爭卷進去的”。

問題來了。

既然幾乎沒有發生的可能，為什么非要設立這樣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甚至抗議的法律？包括民主黨在內的部分在野黨，以及不少學者、媒體人、文化人等有識之士主張，在現有的憲法基礎上通過解釋的變更使集體自衛權的行使（哪怕是部分的）變成可行屬於“違憲”。在強行通過該法案並嚴重違背了立憲主義的情勢下，安倍首相以及他所率領的內閣真的有非要通過不可的動機和理由嗎？如果有，它們是什么？迄今為止，依然屬於曖昧。

第三個層次是前景的曖昧。

新安保法案已經成立，接下來，假如有一天，無論在中東地區還是亞太地區，讓安倍首相（或者他的接班人或政權）判斷務必派自衛隊支援他國一起參戰的存立危機事態發生，具體的決策與派遣過程將如何？政府派遣自衛隊“原則上”需要由內閣來審議基本方針與行動計劃，並加以決定，然后由國會來批準，可是，假如有緊急情況發生，即形勢迫使政府立即派遣自衛隊時也允許國會“事后”批準，換句話（或進一步）說，首相實際上有權力（或權利）不顧國會這一由民主選舉當選的議員組成的程式行使集體自衛權，令人難免回想2003年伊拉克戰爭發生時刻的美國政局，即布什總統在沒有得到國會批準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判斷決定進攻伊拉克。

問題來了。

許多日本人自然地懷疑，警惕如果這樣，只要正在執政的內閣總理大臣，以及由他或她來率領的內閣主觀判斷有必要緊急派遣自衛隊，日本政府有可能動不動就被戰爭卷進去，事實上變成可打仗的國家。

9月初，我在整個國內輿論被安保法案籠罩下的東京有機會跟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國會門口參加示威游行的早稻田大學學生交流。他跟我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安倍首相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強行通過安保法案，根本沒有好好傾聽在野黨和民意的訴求。那么，到時派自衛隊時，很有可能也跟這次一樣‘強行派遣’。而且，我也很擔心，不管什么樣的形式，日本參戰，尤其參與美國打的戰爭意味著，日本和日本人更有可能被一些國家的政府和國民痛恨，尤其是那些恐怖主義分子。一旦如此，本來深受國際社會好評和尊重的日本國民隨時都有可能在世界各地被暗殺。”

同樣作為日本國民，我想，這位剛剛二十出頭的男生的擔憂在較大程度上代表著大多數日本普通老百姓的心聲。這也是為什么平時安安靜靜過日子，很少用具體的行動表明自己權利訴求的日本百姓不斷、持續上街游行，包圍國會的基本原因。8月30日，安保反對派在日本國會門口組織了罕見的大規模游行（關於參加人數有不同的統計，略有爭議：主辦方發表的人數有約12萬；警察當局發表的統計則為3萬3000人左右）。隨后，包括安保法案正在參議院審議，表決的關鍵時刻，反對派始終在國會周圍游行抗議。根據8月底《日本經濟新聞》實施的輿論調查，贊成本屆國會（9月27日閉會）上成立安保法案，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有27%，反對的有55%。

讓我有些驚訝的是，原來對政治保持相對沉默的年輕一代站起來了的事實。9月15日，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在最後表決之前召開了中央聽證會。執政黨和在野黨推薦的6名發言人之一是明治學院大學的學生、也是以“維護自由民主的日本而緊急站起來行動的學生團體”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的代表奧田愛基。開口向聽眾的國會議員們說“不好意思，這樣說可能有些失禮，但我發現許多老師們在睡覺，請聽我演講，我也因緊張這兩天沒有睡好”的奧田同學表示，“我想強調的是，至今被諷刺為對政治不關心的年輕一代開始行動了。這不是別人逼著我們這么做的，也不是因為屬於某一個政治團體而被動員的。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個體，主動思考這個國家的民主與未來而站起來的”，並堅決主張把安保法案廢掉。

至於民主黨、社民黨、維新黨、共產黨、生活黨這些反對安保法案的5個在野黨，直到最終關頭，以提出內閣不信任案等各種方式抵抗安倍政權，即使發生肉體衝突都阻止該法案的最終成立，但未成。成立不久，19日深夜，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站在反對派前鋒的民主黨議員福山哲郎對記者們表示“實在對不起，在野黨的力量不足，不過，我們也使勁做了能做的事情”。

三重曖昧，迄今為止，仍未解除。

7月下旬，小泉純一郎政權時期擔任經濟、財政、金融擔當大臣的竹中平藏跟我分享了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任何政治家都有政治愿望，對當時的小泉首相來說，它是郵政民營化，對今天的安倍首相來說，它是安保法案。那么，他一定會想方設法實現它。”

強行背后的基本邏輯恐怕在於安倍晉三是一名政治家，而任何政治家都有自己非要做到不可的政治愿望這一點，即使在民主體制下解釋不清楚其意圖和前景。在我看來，安倍首相也不太在乎不被選民們理解的近況。7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在東京舉辦了一次研討會，被邀請並做了主題演講的安倍首相回顧1960年政府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時的情況說“當時遭遇了巨大的反對，當時的岸信介首相（安倍晉三的祖父）是以辭職的方式換取成立的。我祖父曾說過‘過了五十年，一定被理解’。圍繞這一次的安保法案，隨著討論的進化，相信理解也逐步跟進。我會耐心地解釋下去”。

強行背后的另外一個動機應該來自美國因素。今年4月底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安倍首相與奧巴馬總統約定夏天之內成立好相關的安保法案，為的是好好實施日美之間升級的新安保指針，即以更廣泛、密切配合美國的全球安保戰略。我個人認為，假如沒有與奧巴馬總統約定的時間表，或存在來自美方的壓力，安倍首相恐怕也不會如此著急、倉促、勉強地成立安保法案。

更加深層次的動機在我看來來自於安倍首相自己的“日本夢”。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成為所謂“正常國家”似乎始終是政治家安倍晉三的政治愿望。而與此形成配套，無法回避的問題無疑是修改憲法，尤其是作為“和平憲法”之象征的第九條。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梳理安倍首相可能醞釀著的，安保法案與修改憲法之間關聯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可能。

首先是安倍首相覺得修改憲法實在太難，因為它要求在眾參兩院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贊成以外，還需要國民投票（公投）過半數，因此，只好通過變更對憲法的解釋，使得部分行使集體自衛權變為可行的方式盡量靠近成為“正常國家”。

其次是安倍首相試圖靠著日美同盟，換句話說利用來自美國的壓力，先成立安保法案，試探各方各界的反應后判斷接下來怎么修改憲法。在這一情況下，安保法案對安倍首相來說是為了實現修憲的一次試驗而已，即使為此也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資本。

我個人的推測是傾向於第一種可能，安倍首相本來就認為修改憲法實在太難，根本不現實，就決定走一種折衷的方案。即使是第二種可能，看到連成立安保法案都遭遇如此巨大的阻力，安倍首相經過這次的試驗很有可能判斷：修憲恐怕做不到。

那么，假如未來的一段時間里日本政府成功修改了更加完整地保證集體自衛權之行使的憲法第九條，進一步靠近“正常國家”，它是否意味著日本真正“獨立”，即廢除日美同盟呢？我的判斷為：否。即使日本擁有了自己的軍隊，恐怕也做不到擺脫日美同盟，我想，反而產生使得日美同盟進一步深化，更加強大的可能。

我注意到，這段時間以來，中國政府和官媒對日本安保法案的成立過程給予密切關注和高度警惕。很正常，其成立與中國日益擴大的影響力密不可分，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無疑是日美同盟，以及日本安保戰略的核心課題之一。

法案已成立的此刻，中國能做什么？

我同意9月19日早晨《人民日報》迅速發表的一篇社論里的一句話：“中國沒有能力影響日本的選擇”，而既然認為“美日同盟試圖用力量的調動設定壓制中國的增量”，同時，這一次日本安保法案的通過又是在配合美國全球戰略的框架內發生的，那么，我認為，對中國來說，此刻要把握的還是穩住美中關係，尤其在安全保障領域增進戰略互信。只要能夠讓美方接受尊重並照顧中國的核心利益，日本是做不了什么的。中方不該忘記，美國對日本的戰略控制是正在強化的。

在這個意義上，本周習近平主席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拭目以待，無論如何，它是避不開中美之間的安保問題的。它才是日本安保法案的核心。

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