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發展中國家民眾為何抗拒全球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15年前我寫過一本名為《全球化及其不滿情緒》的小書，描述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改革愈來愈強烈的抵抗情緒。這個情況似乎有點莫名其妙：既然面向發展中國家民眾的宣傳，都說全球化能提高整體福利，為何有這麼多人對此仇視呢？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今數千萬發達國家的民眾，也加入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反對者隊伍中。民意調查，當中包括Stanley Greenberg及其在羅斯福研究所同僚的詳細研究，顯示貿易是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主要不滿情緒來源之一；類似觀點在歐洲也是顯而易見的。

實際工資60年前水平

為何政治領袖及許多經濟學家，聲稱會讓所有人過得更好的事物，會遭到如此唾罵？

偶爾能從鼓吹這些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聽到的一個答案，是人們其實已過得更好了，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因此控制他們不滿情緒是精神科醫生的難題，而非經濟學家的事。

不過，收入資料表明該接受治療的是那些新自由主義者，發達國家大部分人口生活水平都未獲改善；美國位於金字塔下層的那90%民眾收入，已經停滯了1/3個世紀之久。全職男性工人的真實（去除通脹因素）平均收入，相對於42年前其實更低，實際工資基本維持在60年前的水平。許多美國人在經濟上的痛苦和迷失，甚至在衞生統計上顯示了出來。經濟學家Anne Case，與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ngus Deaton的研究就顯示，各階層的美國白人預期壽命都下降。對此，歐洲的情況要好一點。

Branko Milanovic的新書《全球不平等：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手段》，為此提供了一些重要見解，以收入為標准，研究了從1988至2008年的贏家和輸家。大贏家中既有全球最頂尖的那1%富豪，也包括在新經濟體的中產階級；而大輸家──那些得到很少甚至一無所獲的人，包括發達國家的貧民和中產工薪階級。全球化並不是造成此狀況的唯一原因，但無疑是原因之一。

在完美市場的假設下──這也是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分析的基礎，自由貿易會將世界各地低技術工人的工資水平拉平，貨物貿易實際上替代了勞動者流動，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由大量非技術工人來生產)，就減少了歐美地區對低技術工人的需求。

這種力量是如此強大，以致如果沒有運輸成本，如果歐美沒有類似科學技術這樣的其他競爭優勢，最終就等同如中國工人持續向歐美遷移，直到完全抹平兩地工資差距。如無意外，新自由主義者向來都絕口不提自由化這一後果，因為他們聲稱(或者說是撒謊)所有人都會得益。

由於全球化無法幫助主流政客兌現承諾，故必定令公眾對「體制」的信任和信心動搖，而政府一方面慷慨救助那些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銀行，另方面卻坐視普通市民自生自滅，使得人們更加堅信這次崩盤，不僅是經濟誤判的問題。在美國，國會共和黨人甚至反對援助那些直接遭受全球化傷害的人。宏觀上，新自由主義者也反對推行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顯然他們是擔心這會導致反向激勵效應。

游戲規則已被改寫

然而，全球化要讓一個社會大多數成員受益，有力的社會保護措施就必不可少。斯堪得納維亞人早就想通了這一點：它是維持一個開放社會──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開放的社會契約一部分；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者沒做到這一點，如今在美國和歐洲選舉中就遭到了報應。

當然全球化只是當前形勢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技術創新，所有這些開放性和破壞性本應使我們更加富有，而先進國家的政策本可確保這些好處被廣泛分享，但結果是用一些增加不平等且破壞整體經濟表現的政策，來重新塑造市場；實際上增長放緩，因游戲規則已被改寫，犧牲其他人的利益，去讓有財有勢的銀行和大型企業得益。工人的議價能力被削弱，至少在美國，那些保護競爭的法案已經落後於時代了；現行法律被不恰當地執行；金融化繼續快速推進，公司治理不斷惡化。

問題是如何管控過程

現在，正如我最近出版的《改寫美國經濟的規則》一書中指出，我們需要再次修改整個游戲規則，其中必須包括馴服全球化相關手段。總統奧巴馬一直在推動兩個新的大型協議──美國和11個太平洋(601099,股吧)沿岸國家之間的跨太平洋伙伴協議，以及歐盟和美國之間的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和伙伴關系協定，都是在往錯誤的方向移動。

全球化及其不滿情緒所傳達的主要訊息，是問題並不在於全球化，而是如何管控這一進程。不幸的是，管控手段並沒未改變。在我寫完那本小書的15年後，新的不滿情緒終於將這一訊息回傳到了發達經濟體自己身上。（文章來源：hkej）

作者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最新的著作是《改寫美國經濟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