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典型總統大選沖擊遠比我們想象的大

有評論指出，7月下旬，美國民主黨黨代表大會落幕，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正式代表該黨出征，成為美國建國240年來首位女性總統候選人。這原本應是美事一樁，卻因夾雜喧鬧和異議的「大團結」氛圍而顯得黯淡。早幾日拍板的共和黨黨代表大會上，特朗普（D. Trump）也同樣面臨黨內菁英心不甘、情不願的支持局面。至此，兩大政黨陷入史上黨內分歧最深的窘境，並面臨一場恐將改寫美國歷史的非典型選舉。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之所以為非典型，主要是政府處理貧富差距擴大、移工與移民對本國國民就業的沖擊及社會秩序的影響等問題上，未見明確與有效的政策，加以基層民眾深感既有政治菁英長期偏袒企業與高所得者，使選舉成了民怨蓄積的最佳宣泄管道。而這股沸騰的民粹主義（Populism）浪潮，將取代過去主宰政黨的傳統菁英階層，以及深具財力的利益團體，成為左右候選人是否出線的關鍵，也令高舉對抗主流及體察市井小民苦處為選戰訴求的桑德斯（B. Sanders）及川普，得以享有如此高的影響力。而史丹福大學教授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稱的否決階層（vetocracy），也轉至這股基層或「草根」勢力身上，使這場大選的不可預測性急劇攀升。

進一步深探可知，當前的美國民粹主義內涵，也在本次選戰中產生變化。從以往的種族、宗教、性別的區隔，轉回更早期的階級差異。過去，當資本主義能為眾人帶來繁榮時，企業所創利益提供政府資金，勞工階層提供選票，看似互蒙其利。但當維系這兩個存有潛在沖突族群的大環境榮景不再，加以全球化及數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s），促使利益向資本家高度傾斜，勞工階層更加弱勢。於是，在貧富差距問題愈發嚴重的情勢下，部分吹着為大眾發聲號角的政治人物，散播煽惑性的言論與倡導激進的政策，便深深吸引未能受惠於全球化政策的民眾，以及思想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使這兩群人成為當今美國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

再加上早年的美國勞工階級明顯以種族劃分，三低──低學業、低就業與低薪資所得者通常為非裔美人，但近10多年白人的三低比例也快速增加，勞工階層白人的犯罪率、自殺、酗酒、毒品使用率亦節節攀升。與此同時，白人菁英階層迎來的發展最佳的時期，使美國的階級劃分標准由種族轉為所得高低。共和黨的選民結構便出現菁英與草根各擁山頭的分裂局面，而早期民主黨內的白人支持者，在1980年代即因共和黨主張的槍枝防衛、愛國主義、墮胎等文化議題轉向。如今，這群人更成為強化美國人身分認知，與美國重新壯大等意識形態主張的強大力量。

再者，自克林頓延續里根總統開放政策後的民主黨，多以亞非裔、性別、同性戀者等少數族群地位提升為號召，使白人勞工階層的票源大量流失。盡管奧巴馬任內力推有利勞工階級的健保政策，選民卻未覺受惠，致使民主黨喚不回這些基層選民。換言之，美國的兩大政黨都面臨既得利益團體及黨內菁英，與一般草根選民間的利益沖突。

其實，對民主體制之政府治理與資本主義前景的質疑，及其所引發的貧富階層間的社會對立，並非美國獨有，全球已開發國家多受困於相關的情緒性訴求及社會鴻溝擴大，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就是實證。悲觀論者直指，當前局勢尚屬無解之題。但樂觀派學者專家認為，要解開這個世紀難題的途徑有二：一方面要改變目前資本主義與現代政府治理的關系，努力使民主政府施政的思維與策略，能讓不同的利益團體與族群有感。特別是當民眾與政府疏離的情況惡化，民意逐漸走向極端時，政府是否能勇敢地為正確的政策辯護，並帶領人們和諧相處，為施政提供一個穩定與得到足夠支持的環境。

另一方面，全球化與科技的日新月異並沒有絕對的對錯，但重新檢視資本主義帶動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概念，確有必要。因此，執政者應思考如何對利益受損或處於劣勢者，給予實際有效的協助，讓他們的聲音持續被聽見；企業界也必須體認到，讓勞工對經營方針有置喙的機會，不但能營造良好的勞資關系，更因雙方共享經濟發展的果實，使社會趨於安定。

可惜的是，就當前局勢看來，兩黨的政治菁英不只對促使桑德斯及特朗普崛起的社會力量覺察過晚，以致於今日仍拙於因應，亦未做好面對此波民粹主義主導國家發展的後續准備，才會在勝選、保有現行體制及國際政經霸主地位之間不停掙扎，進而提供各種情緒性訴求發酵的沃土，在選舉哈哈鏡的映照下，令自身疲於奔命。在大選的最後100天里，兩黨政治菁英能否將選民引導回理性思辨的面向，不只攸關美國自身的發展，更將是決定當前全球政經體制能否續行的關鍵時刻。（文章來源：中時電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