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中央黨校教授:民營投資增長為什麼斷崖式下降?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6-06-25 09:502016年1到5月,民營投資只增長了3.9%,比去年全年的10.1%下降了6.2個百分點。這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造成了嚴重的削弱。民營經濟為什麼不投資了,民間的錢去哪了?這里想探討這些問題,以期對症進行解決。 圖1: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和折舊計提等變為儲蓄,而儲蓄形成的投資,是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如果一個國家,從外部得到的投資越多,其經濟增長就會得到越強的動力;而一個國家其國民收入形成的儲蓄和投資,流出國外的過多,而國外流入國內的過少,則會發生經濟增長的不同程度投資推動力的喪失。一、民營經濟資金為什麼不投了?21世紀前10年的後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前後,江浙等省及蔓延至全國,一些民營企業家,開始移民國外、轉移自己的產業,並轉移資產;甚至有少數民營企業家將工廠抵押銀行套取現金後轉移國外,將瀕臨破產的工廠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這一現象背後的動因,首先,是人身和資產安全方面的擔心導致資金出逃外流和產業向外轉移。黨對發展所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發展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兩個方面經濟的毫不動搖,是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發展迅速的重要體制保證。進入21世紀後,從理論上看,不搞私有化,民營企業家第一桶金來源的原罪,是否存在着剝削等等的討論和文章陸續不斷;私營企業領導有問題,查封關停正常運行的民營法人企業的情況也很普遍。特別是十八大前,許多民營企業家對未來黨對私營經濟的方針政策會不會變化心存疑慮。從財產所有制結構的安排上看,一些不動產的年期制和不能繼承制,也是民營企業家們變賣資產,或者抵押銀行套現後,轉移資金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城鎮住宅及其他建築物,農村宅基地、耕地、林地,以及地面其他建築物,都是國有和集體所有制,這樣的不動產一是有使用年限方面的規定,二是對繼承方面的規定含糊不清。雖然出台了物權法,但是,城鎮住宅使用期到期後,按照規定要重新交納土地出讓金,才能合法再使用若干年;如農民使用的林地、耕地、魚塘等也有承包年限,按照規定,到期還是要收回重新分配,或者招拍掛競價,才能合法使用下一個年期;而宅基地雖然沒有規定使用年限,但也沒有從法律上明確,子女可以繼承。當然,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看,國有和集體所有制度一定要堅持。但是,如果使用年期總是一段一段的,不動產不能繼承,從法律上講不動產使用一段後,有着很大的收歸國有或者集體的風險。而國外許多國家的土地房屋和其他建築等不動產,價格比中國的便宜,還是永久產權,財產能繼承,產權還得到保護,比較之下,為什麼要在中國投資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近幾年國內民營企業和民間資金大量外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體制兩難因素。從實踐上看,(1)重慶等一些地區針對民營企業的「唱紅打黑」,政府司法等機構和其中辦案人員,對民營企業資產進行了觸目驚心的非法吞並。比如在重慶打黑過程中,許多「涉黑」企業家的古玩、字畫、黃金等大量消失。所謂「黑老大」陳明亮,在2010年9月27日被執行死刑。當地法律界人士稱,他的起訴書中,除了現金、股權外,並未提及任何古玩文物收藏。比如重慶希爾頓酒店股東彭治民被逮捕後,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各項罪名,在2011年5月4日被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被凍結和沒收的財產估值約80億元。[1](2)辦案經費提成,是有的公檢法各機構對一些民營企業抓捕、偵察、起訴、判刑入獄擴大化,甚至無罪冤做、輕事重判、法人責任捕判自然人的一個重要成因。學者田文昌指出,「公檢法機關辦案從贓款中可以提留很大一部分作為經費,這是非常可怕、非常嚴重的問題,可以推動辦案機關去『制造案件』。我認為必須把案款明的或者潛規則的提留制度徹底廢除,辦案機關怎麼能從贓款中提留錢做經費呢?這個問題希望能得到解決。」[2](3)對涉腐行賄企業責任人的過度追究也引起民營企業家的恐慌。反腐敗是廉政,以及消除官商勾結深得民心的非常正確的選擇。從中國絕大部分創業、投資、建設和運營等看,因為過去到政府行政機構和事業機構辦事太難,貪腐成了風氣,再加之稅費負擔太重、稅收和收費罰款隨意、社保交費率太高、執行標准高低裁量空間大,又有抽逃注冊資本金罪等不合理法條,幾乎沒有不行賄的企業家,幾乎沒有不偷逃稅費和所謂「抽逃注冊資金」等違法的企業。企業家面臨着隨時被起訴和幾乎100%可獲罪入獄的極高風險。(4)查企業領導個人犯罪,往往同時查封企業。大多數案件中,當法人,或者董事長有犯罪嫌疑,或者被起訴立案,基本上是查封企業,使企業停產和停止經營,對生產、就業、稅收、銀行還貸、其他還債、上下游供貨等等,形成連鎖反應。而且,一個地區對企業因查案查封關停的越多,造成當地經濟下行的壓力就越大。上述輿論和實踐方面的不確定,無不形成相當多民營企業家恐懼未來和保全其資產的心理和動機,從而直接導致其應對行為就是家庭移民、縮小和停辦國內企業、向國外轉移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資金、資產和產業。其次,國內工業化發展階段提前10到15年結束,許多產業過剩,投資溢滿,形成了產業向外的擠出性轉移壓力。 由於中國22到44歲經濟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縮,加上城鄉人口老化,以及少子化使未來進入經濟主力人口的更替也在收縮,這使得住宅和汽車的的消費需求,相對於日本、韓國和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同階段相比,提前收縮。這意味着圍繞住宅和汽車為主力,上下游關聯和橫向關聯的產業,均遇到嚴重影響,制造業、采掘業和建築業全面過剩。從需求市場看,國內工業領域幾乎所有的產業都過剩,投資就虧損,一些在原有領域賺了錢的民營企業家,許多都看好東南亞、南亞、北非等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投資和產業向外進行轉移。再次,雖然國務院采取了很有力度的改革措施,但經營環境好轉並不樂觀。農民工工資上升過快,社保資金費率較高,使許多企業聘用職工的成本上升,特別是勞動密集出口企業,利潤日薄,甚至虧損;國民經濟日益高利貸化,銀行信貸高利率成本擠壓掉實體經濟利潤,也使一些民營企業難以為繼;而稅費罰款等居高不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讓回落,經濟下行稅收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更加加大了對企業收費罰款的力度。這一系列原因,使得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家,收縮業務、甚至關門,守住自己所積累的資產,不被消耗掉。從與政府有關的營商環境看,前幾年企業注冊難,審批越來越多,工商稅務質檢消防交通電力燃氣等相當多部門辦事難、亂收費罰款多、吃拿卡要日益嚴重;十八大反腐以來,一部分企業家反映,許多政府和行政事業性機構及辦事人員,門好進了,臉也好看了,不敢明顯吃拿卡要了,但是辦起事來遙遙無期了。這種情況下,許多民營企業家考慮將國內的企業和投資項目縮小和停止,到海外一些國家和地區尋找投資機會。家庭移民,轉移產業,資金外投,到國外實現自己和家族事業的繼續發展。第四,一些民營企業家看到國內投資的領域有限,將積累的資金轉移國外投資。時至今日,雖然我們多次頒布了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條例,描述了放開民營經濟進入的領域。但是,實際上民營經濟投資進入許多領域,有其各方面的困難。從民營企業家投資與政府有關的體制方面講,這些有關放開民營經濟投資的文件,好看不好用,從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的許多規定看,這些文件與其不能接軌;一個部門的文件規定,與另一個部門的文件有矛盾;政府的文件與銀行等部門的規定不協調。如此等等,使大量的民營企業家無法克服投資進入領域最後「一公里」的各種障礙。而從民營企業家能投資的領域看,一是服務業快速增長的領域沒有放開。隨着經濟結構的變化,中國未來服務業發展的空間很大,但是,民間資本進入養老、醫療、旅游和教育等領域,仍然在市場和投資准入、人員、經營范圍等等各個方面,存在着限制和歧視。行政壟斷嚴重,競爭不足,供給較差,衛生、民生和教育領域,上學、養老、看病等難和貴,旅游亂、宰、差和貴等成了總也解決不了的頑症。而民營資本卻無法順利地進入。二是一些能使投資進入的新增長領域,沒有開拓和放開。比如低空通用航空運輸制造設施、改造鹽鹼等未利用土地、海水淡化、生態造林及林下經濟、海島及海洋經濟等等,要麼進行管制,要麼沒有鼓勵放開的體制和政策。加之許多民營企業家大都想自己投資創業,資金散而規模小,不願意以基金和股份公司等代理制度去集中投資,投入規模較大的一些領域;我們還沒有找出吸引國有與民營願意合作、順利結合、決策便捷、運營順暢、保值增值的混合所有制投資和公司體制模式。於是一些民營企業家,到國外投資超市、餐館、加油站等小型項目,轉移了我國國內發展服務業急需的資金。二、民企移民和資金外流為多少?那麼,到底流出了多少呢?從國家統計局和商務部的國際直接投資實際到位資金,2007年為783.39億美元,2015年為1140億美元;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007年為265.07億美元,2015年1180億美元。特別是2016年1到5月數據,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為542億美元,但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則為735億美元,非金融類對外投資方面開始形成逆差,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要遠高於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另外,中國許多民營對外投資,從地下錢莊匯出或者邊境攜帶出去等方式流出,並沒有進入國家的統計。[7]2014年深圳查獲的26個地下錢莊的資金主要在港粵兩地流通,一些也流向國外。地下錢莊的經營范圍包括匯兌、支票提現等。地下錢莊手續簡單、快捷,資金周轉快,而且能夠逃避銀行、稅務、工商等部門的監管。地下錢莊的幾台電腦、電話和傳真就可快速完成境外賬戶和境外賬戶資金的劃轉。[8]中國對外的FDI除了從正規渠道走的資金,進入大的礦業投資、工程、企業並購、工廠建設等等外,一些資金大量地從地下錢莊、邊境攜帶現金等非正規渠道流出,進入境外加油站、超市、餐館、小型企業投資,以及住宅等不動產。甚至一些民營企業的大中型投資,其資金也通過地下錢莊方式進行。與一些民營企業家、國家工商聯國際合作商會有關人士的訪談認為,通過其他各種渠道向外轉移資金和投資,沒有進入商務部統計的金額,大約是統計公布數的2倍,甚至可能有3倍。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問題看:(1)可能從2008年開始,考慮地下錢莊出去的資金,實際上投資流入就小於投資流出, 2015年中國對外投資凈流出為1180億到2360億美元(地下渠道按兩倍計算)之間,即國內凈減少投資規模7670億元到15340億元之間,占當年國內投資規模676708億元的1.1%到2.3%之間。後面還將分析,加上不法資金的外逃,實際上國內凈減少的投資和消費,要遠遠大於此規模。(2)與境外投資商對中國大陸直接投資不同的是,許多民營企業家對境外直接投資,由於本人和家庭移民和產業轉移,在外的利潤留在了境外,並不匯回中國大陸,形成大陸對境外直接投資的相當比重國民收入的損失。(3)從中國的產業結構看,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產能過剩,而服務業發展滯後和不足,理應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工業,特別是制造業的投資大於服務業投資的流出;但是,中國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中,64.6%投向了服務業。[9]這說明,服務業投資在國內受到有關服務業沒有放開等體制的各種限制,逼迫其流向國外。國內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向外移民,縮小生產和服務規模,關停國內企業,有的向國外轉移生產能力,有的將所積累利潤轉移國外,甚至有的押抵套現後投向國外。從流程上看,實際上是國內一部分儲蓄和投資的流出,如果向外直接投資大於國外對我直接投資,即投資凈流出,則會對國民經濟增長形成負作用。而中國近幾年,正式渠道和地下渠道的對外直接投資總和,實際上大於境外對華直接投資,不能不是一個致使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因素。三、怎麼辦?經濟學界在討論2011年來經濟下行原因時,主流的意見都忽視和沒有注意到開放經濟中國內資金和投資向外漏損的原因。但是,從數據上看,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發生着的國民經濟財富的內外流動。首先,我們在觀察進出口貨物貿易順差時,不能不考慮服務貿易巨額的逆差,加大對服務業出口的改善和調控。其實,是服務業資金投入的障礙和向外流出。因此,改革和完善進出口統計體制,形成完整的貨物和服務統一的統計體系,整體考慮出口增長速度和貿易平衡;特別是注重國內服務業體制的改革,打破一些服務業的壟斷,放寬民間資金對教育、醫療、養老、健康、旅游等服務業的准入,對於自身服務業的發展和增強國內外服務業市場的競爭力,加大中國服務業的出口,平衡服務業逆差,對於調控國民經濟健康增長都有着重要的意義。其次,由於討論民營企業家移民、產業和資金轉移,對國民經濟景氣的影響,較為敏感。學術界主流學者在分析增長速度下行時,對此閉而不談。但我認為,這不符合經濟學研究客觀真實、數據說話的原則。為數眾多的民營企業家移民和向國外轉移資金,也勢必影響國內的投資和消費,進而涉及國內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為了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學術討論和新聞宣傳,要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安排恆產制度,繼續簡政放權,減少審批,減稅清費,降低貸款利率,創造實體經濟發展的營商環境,放開養老教育等服務業領域,開拓和新增未利用土地改造等投資的新領域,使民營企業家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在國內投資和發展。2016年3月5日習近平總主席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和工商聯聯組會上指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他還還強調:「我們從來沒有動搖,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12]習近平主席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調研期間,就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指出,「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要抓緊落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真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他還強調,「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要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願,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並行。這是農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創新。」[13]上述習近平主席講話,以及人民日報的專訪和文章,從黨的思想路線和大政方針上,統一基調,為扭轉民營企業家向外移民和資金外流的局面,創造了有利的氛圍。恢復民營投資在國內的信心,可能需要綜合的發力:一是全面放開服務業等管制和半管制的領域,開啟通用航空領域,與恆產改革相結合,放開鹽鹼等未利用地改造、海島開發利用、海水淡化、植樹造林等新投資領域;在堅持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大力度改革不動產產權結構體制,解決農村各類土地的永久使用權和繼承權及確權問題,農村集體土地不再征用同地同價直接進入建設市場,城鎮國有土地也要取消年期制而實行永久使用制;保護私人知識產權和不動產使用財產產權等,使其有安全感;再就是徹底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放開領域,放開市場,合理和科學監管,讓民營企業投資無障礙;另外,還要降低增值稅2個百分點,社保費率切實降低到30%,切實解決民營實體經濟融資難和被高利貸化問題。這有這樣,多管齊下,才能使民營企業有安全感投資,有恆心投資,有合理利潤投資,才能把外流國外過多的投資重新呼喚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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