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溪 劉學勤：中國地區安全合作政策的變化

文章來源: 《戰略決策研究》2015年06期

內容提要

中國周邊存在多個地區安全制度，中國的應對政策大致可以分為積極主導、積極參與、謹慎參與、堅決反對等4種類型。隨著實力的增長和周邊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政策也在調整。2013～2014年，中國在地區安全合作問題上表現得更加積極主動，提出了很多新倡議，采取了一些新的外交行動，表現出爭奪地區安全合作主導權的戰略意圖

冷戰結束以來，中國周邊逐漸出現了多個地區安全制度，如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以下簡稱亞信會議）、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簡稱上合組織）、六方會談、香格里拉對話、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參與這些地區安全合作進程，2000年以后表現越來越積極，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明確的地區安全合作政策。面對各種各樣的地區安全合作進程，中國的政策選擇大致可以分為積極主導、積極參與、謹慎參與、堅決反對等4種類型。

例如，中國積極主導上合組織和六方會談，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謹慎參與香格里拉對話，堅決反對美日澳印等國的三邊、四邊合作。2008年以來，有跡象表明，中國試圖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應對和處理安全合作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倡導和建議；

2013～2014年，這種政策變化趨勢變得更加明顯。本文打算討論的問題是：近年來，中國和周邊地區安全制度的關係發生了什么變化？中國是否在改變既有的政策？這種政策變化的方向和趨勢是什么？

從參與到主導：中國在地區安全合作中的利益和選擇

無論是安全領域還經濟領域，中國周邊的制度環境都有3個主要特征：數量眾多、制度化程度低、效率低下。除了上合組織，中國周邊大部分地區安全制度都是論壇性質（俗稱“清談館”），主要功能限於資訊交換，即使在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設方面有所進展，也缺乏有效的監督功能，缺乏有效的預防和解決衝突的功能。

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國家就開始致力於建設地區安全制度，二十多年過去了，這個地區的制度建設主要還是數量增長，質量幾乎沒有多少提高，政治家和學者專家至今還在抱怨這個地區缺乏統一有效的安全構架。

然而，關切東亞安全的國家，普遍積極參與現有的各種地區安全制度，熱衷於成為各種地區安全制度的成員，唯恐被排除在外。

這種現象表明，在亞洲或亞太地區，安全領域的資訊交換有很大的需求和市場，建設數量眾多的地區安全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這種需求。更重要的是，雖然缺乏預防衝突、解決衝突的功能，這些地區安全制度仍然有一定的工具價值，可以當作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成為大國和小國實現制度制衡的工具

對於亞太地區安全合作，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是一種懷疑和回避的態度，9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積極參與，2000年以后開始選擇性地謀求主導權。

中國對地區安全合作的態度變化，其實是利益變化和利益評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逐漸形成了比較明確的地區安全合作政策，其總體目標是：

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同時減少周邊國家的擔憂，避免與美國以及周邊國家發生對抗衝突，促成有利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周邊環境。為了達到以上目標，這個政策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原則：

（一）支援和維護東盟在東亞安全合作進程中的主導地位；（二）支援推進非傳統安全合作，不支援推進傳統安全合作，反對把涉及中國的主權問題、統一問題、領土爭端問題納入合作框架；（三）不支援建設有強制約束力的制度安排；（四）支援開放性、包容性，接受模糊的地區概念。

當前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制度建設，東盟仍然發揮較大作用，制度效率不高，傳統安全合作沒有多少進展，這種情況基本滿足中國的目標和原則。然而，上合組織、香山論壇由中國主導，能夠較好地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其他安全制度由東盟或西方國家主導，常常會挑戰中國的安全利益。

這種制度框架結構可能越來越不符合中國變化的實力地位和利益需求。（見表1）2013年以來，新一屆中國政府不斷釋放出一些信號，表達了推進地區安全合作的意圖。2013年10月，李克強總理在文萊舉行的第八屆東亞峰會上表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架構眾多，“建立一個符合地區實際、滿足各方需要的區域安全架構勢在必行”。

這是中國政府首腦在亞太地區首次倡議建立統一的安全架構。當月，習近平主席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著力推進區域安全合作。······推進同周邊國家的安全合作，主動參與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深化有關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

2015年5月，中國政府發表《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明確提出中國軍隊要全方位發展對外軍事關係，既包括發展雙邊軍事關係，也包括積極開展多邊軍事對話、交流與合作，要深化上海合作組織防務安全合作，參加東盟防長擴大會、東盟地區論壇、香格里拉對話會、雅加達國際防務對話會、西太平洋海軍論壇等多邊對話與合作機制，舉辦香山論壇等多邊活動，“推動建立有利於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的安全和合作新架構”。

2014年，中國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口頭辭令方面，而是落實在外交行動中。5月，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倡導打造一個新的、更高效的亞信會議，這種積極進取的行為前所未有，體現了中國政府主導地區安全合作的意圖和決心。

11月，中國把自己主導的香山論壇從二軌機制升級為一軌半機制，且由兩年召開一次改為一年一次，這種升級使它和西方主導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並駕齊驅，也使中國擁有了第二個能夠自己主導的地區安全制度（第一個是上合組織），顯示了在地區安全合作中爭奪主導權、話語權的決心。

除此之外，中國政府還不斷在加強對博鰲論壇、世界和平論壇等中國主導的半官方、非官方論壇的支援，使它們成為討論亞太安全問題的平臺。以上這些政策宣示和實際行動表明，中國的地區安全合作政策正在向著更為積極進取的方向調整。

2積極主導：新理念、新行動

地區安全合作必然存在主導國，主導國決定合作的理念、范圍、內容、原則、規範，以及地區安全制度的形式。中國從2000年以后開始有選擇地謀求地區安全合作主導權，最成功的是上合組織。

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共同主導下，上合組織的安全合作卓有成效。2013～2014年，中國繼續積極推進上合組織的合作，同時開始謀劃推進另外兩個合作制度，一個是中國主導的香山論壇，另一個是哈薩克斯坦主導的亞信會議。

（一）上合組織

2001年成立的上合組織是唯一在我國境內成立、以我國城市命名、常設機構（秘書處）設在我國境內的地區組織。中國和俄羅斯聯合推動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和多邊軍事合作，加大打擊三股勢力的力度。

從2003年開始，“和平使命”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成為上合組織制度化的合作機制。2007年，在中國單方面的倡導和推動下，上合組織成員國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是歐亞地區首份這種內容的多邊政治檔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體現了中國在上合組織中的領導力。

上合組織在政治、安全、經濟領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多進展，對成員國的凝聚力、對周邊國家的吸引力都越來越大，被看作中亞地區“最成功的”地區安全組織

通過積極主導上合組織，中國至少獲取了以下利益：1.獲得穩定而友好的周邊外交環境；2.打擊了三股勢力，更好地維護了領土主權完整統一；3.促進了中俄戰略互信與合作，改善了中國的戰略環境；4.成功地試驗了“上海精神”和中國的“新安全觀”，提高了中國的軟實力，顯示了中國主導地區安全合作的能力。（見表2）

遵守《長期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1）成員國在涉及主權、安全、領土完整、政治制度、社會穩定、發展道路和模式等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援。

（2）歡迎增加新成員國。安全合作完善執法安全合作體系，打擊“三股勢力”，特別是以打擊宗教極端主義和網絡恐怖主義為重點。

目標原則

（1）建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2）賦予反恐怖機構禁毒職能；（3）商簽反極端主義公約；（4）研究建立打擊網絡恐怖主義行動機制。經濟合作加強交通、能源、金融合作，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

具體措施

（1）簽署《國際道路運輸便利化協定》；（2）商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協定；（3）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發銀行和上海合作組織專門賬戶；（4）成立能源俱樂部；（5）制訂“上海合作組織科技伙伴計劃”。

單方面承諾

（1）將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最終規模擴大至50億美元。（2）歡迎成員國、觀察員國、對話伙伴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人文合作全方位開展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

政治合作

（1）加強上海合作組織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和媒體合作；（2）支援公共政策、政府管理、司法等領域人員培訓交流。2015年至2017年間提供2000名官員、管理、技術人才培訓名額，未來5年內每年邀請50名上海合作組織國家青年領導人來華研修。

在十多年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中國開始探索進一步推進上合組織的路徑和方法。除了推進上合組織成員國之間的政治、安全合作，中國越來越重視經濟、人文合作。

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上合組織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分別提出四點主張，這些主張包含了加強政治合作、安全合作、經濟合作、人文合作的一攬子建議，說明中國政府越來越積極推動上合組織擴大合作范圍、深化合作內容，試圖強化上合組織的功能和作用。

特別是在經濟和人文合作方面，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更多的建議，也做出了單方面承諾，表明中國政府將推動這兩個領域的合作作為今後工作的重點。

（二）亞信會議

亞信會議是亞洲覆蓋范圍最大、成員數量最多、代表性最廣的地區安全論壇，被稱為亞洲版本的歐安會。然而，亞信的首腦峰會和外長會議都是每隔四年才召開一次，是一個不太活躍的安全制度。

亞信會議長期由哈薩克斯坦主導，屬於論壇性質，處於安全合作的初級階段，具有很大的可塑性，為中國的積極參與和主導提供了機遇。2002年和2006年，江澤民主席和胡錦濤主席分別出席了哈薩克斯坦主辦的頭兩屆亞信峰會。

2010年，由於上合組織峰會與亞信峰會時間衝突，國務委員戴秉國作為胡錦濤主席的特別代表，參加了土耳其主辦的第三屆峰會。從2014年開始，中國將連續三年擔任亞信主席國。

5月，當中國在上海舉辦亞信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元首會議時，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指出，亞洲的“地區安全合作進程正處在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這種判斷表明，中國政府對三年主席國身份抱有很大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充滿期待。

在演講中，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亞洲安全觀”，並對亞洲安全問題做出了系統、全面、深刻的闡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闡述釋放了三個重要的外交信號，體現了中國積極主導地區安全合作的意圖和決心。

首先，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強調了亞洲的獨立性，試圖明確亞信成員的地理資格。2002年6月，江澤民主席在哈薩克斯坦出席首屆亞信峰會時提出，“辦好亞洲的事情，要靠亞洲人自己，靠亞洲各國人民的團結與合作。”

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強調亞洲的獨立性，強調“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長期以來，中國接受“開放的地區主義”，接受模糊的地理邊界，擔心支援有明確邊界的地區合作會被理解為中國推行“亞洲門羅主義”。

習近平主席對亞洲獨立性的刻意強調，體現了對“開放的地區主義”的立場和態度的一種變化。當然，這種調整的決心和力度到底有多大，仍然需要繼續觀察。其次，為了配合亞洲的區域獨立性、特殊性，習近平主席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 亞洲安全觀，並主張以亞洲安全觀為基礎，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亞洲安全觀的核心理念包括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

這個新安全觀繼承和發展了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對國際安全的理解。1996年中國政府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理念的新安全觀；2011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提出了尋求實現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倡議。

此次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亞洲安全觀，最大的變化是增加了“可持續安全”理念，將安全與發展問題密切地聯系起來，是對以上安全理念的繼承和超越。

第三，習近平主席主張完善亞信的功能，提高亞信的地位和作用。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四個建議：（1）推動亞信成為覆蓋全亞洲的安全對話合作平臺，並在此基礎上探討建立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2）加強亞信能力和機制建設，適當增加亞信外長會乃至峰會頻率；（3）通過舉辦亞信非政府論壇等方式，建立亞信各方民間交流網絡；（4）增強亞信的包容性和開放性。

如果中國利用主席國身份，在今後兩年里按照這四個建議來推進亞信的功能建設、制度建設，中國將取代哈薩克斯坦，成為亞信的主導國。

（三）香山論壇

香山論壇原本是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主辦的“國際安全合作與亞太地區安全”論壇，從2006年起每隔兩年在北京舉辦一次，是中外防務專家學者交流互動的平臺。2014年11月，在第五屆香山論壇召開時，中國政府宣布把香山論壇從二軌升級為一軌半，並改為每年舉辦一次。

中國國防部長首次出席香山論壇，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常萬全發表了主旨演講，來自47個國家的防務部門和軍隊代表團、4個國際組織代表團以及專家學者約300人與會。輦輰訛升級版的香山論壇，其性質、功能、形式幾乎和香格里拉對話會一致，形成了並駕齊驅、相互競爭的關係。

由於香山論壇完全由中國主導，美國、日本等國采取了消極回避的態度。美國政府只是派出了駐華大使館武官出席，日本政府拒絕了中國的邀請，沒有派出任何官方代表團。

3積極參與：老政策、新挑戰

在亞太特別是東亞地區，最有代表性的兩個地區安全合作是東盟主導的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相對於時間較短的、成立於2010年的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成立於1994年的東盟地區論壇的影響更為廣泛一些，制度建設進展相對較多一些。

由於涉及南海爭端，越南、菲律賓等國試圖利用東盟地區論壇來抗衡中國。東盟地區論壇也成為美國拉近與東盟及其成員的合作的一個機會，以便形成制衡中國的力量。雖然面臨制度制衡的壓力，對於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合作，中國仍然采取積極支援、積極參與的政策。

對於東盟地區論壇的合作，中國政府堅持3點基本原則：東盟主導、以建立信任措施而不是預防性外交為合作重點、不討論與中國核心利益直接相關的安全問題。只要滿足這3個條件，中國都采取積極參與的政策。

（一）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2010年開始的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是東盟成員國與8個對話伙伴國之間商討地區安全問題的最高級別（部長級）的防務安全磋商合作機制，和東亞峰會成員國重疊一致，每隔3年召開一次，主要討論非傳統安全合作，目前主要在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海上安全、軍事醫學、反恐、維和行動等5個非傳統安全領域討論合作，成立了相應的專家組。

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是東盟主導的，但美國卻是幕后的主要推動者。2011年美國加入東亞峰會之后，就主張增加東亞峰會的安全合作功能。

東盟的應對辦法是設立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以便保持其在地區安全合作進程中的主導地位。接著，美國建議把這個會議改為每年召開一次，但東盟只是接受了一步 2012年宣布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改為兩年一次。

由於東盟仍然是主導國，中國積極參與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2010年10月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出席了首屆會議並發表演講，支援東盟的主導地位，支援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以非傳統安全問題為合作重點領域。

梁光烈借機宣傳了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介紹了中國的國防政策的防御性特征。輦輱訛2013年8月，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出席第二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和其他各國防長一起，再次確認東盟是推動東盟防長擴大會進程的主要驅動力，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是建立積極、有效、開放和包容的地區安全架構的關鍵組成部分。

第三屆東盟防長擴大會議將於2015年在馬來西亞舉行。除了積極參加防長會議，中國還和越南一起擔任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專家組共同主席。

2011年11月，由中國國防部和越南國防部共同主辦的東盟防長擴大會議人道主義援助與救災專家組首次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長馬曉天空軍上將出席了會議並致辭。

（二）東盟地區論壇

東盟地區論壇是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安全論壇，自1994年成立以來已經舉行了21屆外長會議。東盟地區論壇的安全合作進程分為三個階段：建立信任措施、開展預防性外交、探討解決衝突的方式。

目前處於建立信任措施階段，以及預防性外交的討論和計劃階段。截至2014／2015年度，實施了200多個建立信任措施項目；2011年7月第18屆外長會通過了《arf預防性外交工作計劃》。

這是一個完全由東盟主導的安全論壇，只要前文所述三條基本原則滿足，就會得到中國的積極支援和參與。2013年7月，外交部長王毅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時強調，論壇發展應堅持以下三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協商一致、循序漸進、照顧各方舒適度、互不干涉內政等行之有效的原則，二是堅持以建立信任措施為核心，三是要堅持東盟的主導。

2013－2014年，除了出席最高級別的外長會議，中國參加了東盟地區論壇的大量活動，如出席東盟地區論壇的高官會、兩次會間會、第六屆海上安全會間會、第十二屆反恐與打擊跨國犯罪會間會、第六屆防擴散與裁軍會間會、打擊走私核生化和放射性材料研討會、第十七屆國防院校長會、第八屆專家名人會、網絡建立信任措施研討會、第二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研討會等會議。

中國還為東盟地區論壇成員國主辦了多個合作項目，這包括五項非傳統安全合作項目：“海上航道安全研討會”、“預防性外交培訓班”、“網絡安全能力建設培訓班”、“地震減災及應急救援培訓班”和“arf第四次救災演習”。

2013年9月，中國與馬來西亞在北京舉辦“加強網絡安全措施研討會—法律和文化視角”。10月，中國與柬埔寨在北京舉辦第六屆維和專家會。2014年2月，中國與緬甸、日本在成都共同舉辦第十三屆救災會間會。

3月，中國與文萊、新加坡、美國在青島共同舉辦海上溢油區域合作研討會，與文萊、美國、日本在夏威夷共同舉辦海洋環境安全研討會，與文萊、美國、新西蘭在惠靈頓共同舉辦預防性外交培訓資源圓桌會議。

不過，持積極參與態度的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這個平臺上仍然面臨很多外交壓力。美國政府宣布“重返亞洲”政策以來，就積極參加東盟地區論壇，試圖通過這個渠道來凝聚東南亞國家，借助南海爭端的激化，形成對中國的制度制衡。2009年上任以來，奧巴馬政府一屆不落地參加了歷屆東盟地區論壇，與小布什政府時期三年兩次缺席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

2010年7月，在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發表了南海問題聲明，是美國政府第一次在這個平臺上公開介入南海問題，從而改變了美國長期以來的中立立場，試圖聯合部分東盟國家來打擊中國。希拉里國務卿的聲明隨后遭到了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的批評和反擊。

2014年至2015年，中國和越南、菲律賓在南海地區的爭議不斷，美國、日本加強對越、菲兩國的支援力度，在這兩年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中國面臨更大的壓力，不得不應對來自菲律賓、美國、日本等國的批評。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力度明顯有所增大，對南海爭端的介入程度繼續加深。

2014年2月的一次國會聽證會上，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批評中國在南海的聲索主張；7月，拉塞爾的助手福克斯向南海各方提出了“三不建議”，即凍結現狀，不填海造地、施工建設、設立據點，不奪取另一方在2002年《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以前已經占領的島礁，不采取針對他國的單邊行動。

面對來自美日菲的批評，以及美國的強勢介入，中國外長王毅分別給與了反擊。中國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的經驗表明，盡管東盟主導地位是穩固的，但中國積極參與論壇的三個基本原則還是面臨著一些挑戰，在美國加強介入和南海爭端激化之后，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畢竟，這不是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安全制度，被動的局面難免時有發生。

4謹慎參與：從被動到主動

2002年開始的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正式名稱是亞洲安全會議），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出席層級最高的“一軌半”對話機制，由於參會代表主要是各國政府首腦、國防部部長、高級軍事官員，使它成為亞太地區新型防務外交的代表。該對話機制沒有固定的成員，不產生任何集體決議、聲明、共識，沒有任何政治、法律約束力。

該機制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和新加坡國防部聯合發起和主辦，以歐洲的安全理念為基礎，被看作是亞洲版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增大，中國議題的分量不斷增加。

中國對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態度比較謹慎，甚至比較消極。2002～2006年前五屆對話會，中國只派司局級代表參會，而且只是參與小組討論，沒有在大會上發言。2007年6月，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出席第六屆對話會並做了大會發言，是第一次突破性進展。此后連續3年由副總參謀長率團參會。

2011年6月梁光烈出席第十屆對話會，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國防部長出席。此后，中國代表團的級別大致恢復到副總參謀長級別。

2014年第十三屆對話會，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與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一起出席，並參加了電視辯論會。這是一個新的變化，表明中國對香格里拉對話會的重視程度有所提高，並使用了新的外交措施來提高中國的影響力。（見表3）中國采取謹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可能基於兩點。

第一，香格里拉對話會是一個相當“西化”的論壇。會議主要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管理，贊助資金主要來自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英國，以及這些國家的一些私人企業。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的盟國或者親密的軍事伙伴。

議題設置、發言安排，都由西方國家控制。香格里拉對話會的“西方屬性”的另一個明顯表現，就是它支援、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

每次對話會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都是安排美國國防部長單獨發表長時間演講，只是到了第二次全體會議時，其他國家的代表才獲得發言的機會。美國也十分積極地參會，國防部長基本上參加了每屆對話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也經常同時出席。

香格里拉對話會實際上成為美國軍方發布亞太安全政策、批評競爭對手、攻擊軍事敵手、安撫和拉攏盟友的一個外交平臺。尤其是2009年以來，美國通常利用這個平臺來介紹亞太“再平衡”軍事戰略規劃。

第二，對於中國來說，香格里拉對話會的議題設置過於敏感，與中國相關的熱點問題，如中國的國防開支、臺海局勢、南海爭端，恰恰是論壇長期討論的熱點議題。這與中國參與地區安全合作的原則相背離。

長期以來，中國在參與地區安全合作時，一直反對和抵制這類議題。起初幾年，香格里拉對話會是討論“中國威脅”的場所。2004、2005年的對話會上，新加坡前任總理吳作棟和在任總理李顯龍都表達了對中國崛起的擔憂。

2005年第四屆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批評中國軍事實力的增長。最近幾年來，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有關中國的話題越來越多成為焦點，但中國卻處於不利的被動地位。

例如2014年的對話會，在中日關係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主辦方卻安排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一個發表主旨演講，接著安排美國防長哈格爾和日本防長小野寺陸續發言，中方代表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的發言被安排在會議的最後一天。

不過，中國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仍然有一定積極意義。盡管會議由西方國家主導，中國可能顯得有些被動，但出現這個對話會還是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例如宣傳中國的安全理念、解釋中國的戰略意圖、擴大中國的話語影響、提高中國的形象、反擊疑華反華的聲音。

2007年6月，中國第一次派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出席對話會，結果受到熱烈歡迎，大會也沒有討論台灣問題。2011年會議議題設置了“中國的國際安全合作”，是該會議十年來第一次為中國設置專門議題，梁光烈部長作專題發言。

2014年王冠中和傅瑩一文一武出席對話會，代表團規模僅次於新加坡，是第二大政府代表團，與美國、日本等國代表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作用積極，效果明顯。由此可見，僅僅是消極回避並不能改善被動的局面，積極參與反而是自信的表現，也是反擊的機會。在多邊外交場合，激烈的辯論比無聲的對抗，更容易增加相互的了解和信任。

多邊軍事外交已經成為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一個新現象，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讓中國的職業軍人走出國門，增加對他國軍人的了解，這種做法符合中國的安全理念。另外，如果中國想讓美國、日本等國參加香山論壇，可能就得繼續參與香格里拉對話會，以便形成平衡相處的局面。

5結 論

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高、國家利益的擴展，中國必然需要在地區安全合作中獲取更大的主導權。2013～2014年，中國政府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也對周邊外交提出了新的理念和自我要求，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塑造周邊環境。

在這個大戰略框架下，中國在各種周邊地區安全合作中都表現得更加積極，試圖謀求更多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以便更好地塑造周邊安全環境。首先，中國致力於加強對部分地區安全合作的主導權。

中國試圖擴展上合組織的合作范圍和內容，讓它變得更加強大有效；中國把香山論壇從二軌半升級為一軌半，讓它和香格里拉對話會並駕齊驅，剝奪了西方主導亞太多邊軍事外交的壟斷。

中國可能打算利用主席國身份，在最近三年里推進亞信會議的制度化，建設一個有獨立性的、覆蓋整個亞洲的安全框架。

由於中國在以上3個地區安全制度中處於主導地位，中國能夠很好地利用它們來滿足本國的利益。其次，中國繼續積極參與由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合作，即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

中國的積極參與是有條件的，這些安全制度必須是東盟主導，必須是非強制性的安排，也不能討論與中國核心利益相關的問題。

然而，在第三個原則上，中國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美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爭端問題上不斷挑戰中國的原則，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這種局面可能會持續相當一段時間。

最後，中國對香格里拉對話會的態度仍然是謹慎的，這和香格里拉對話會的西方主導、美國占優的特點有關。2014年，中國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軍事代表的級別沒有變化，但傅瑩主任的出席，似乎讓中國的態度變得稍微積極了一些。

香山論壇升級之后，將與香格里拉對話會形成南北共處和競爭的格局，中國至少得維持對香格里拉對話會的參與水平，才可能讓香山論壇得到必要的支援。

中國更加積極主動的地區安全合作政策，可能會面臨越來越多的選擇兩難。首先是主導地位優勢帶來的問題。中國在上合組織中的主導地位是與俄羅斯平分的，如果中國采取更多的主動性，可能俄羅斯未必會接受。

中國試圖提高亞信制度化程度，但亞信是一個有20多個亞洲成員的論壇，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軍事、文化差別巨大，相互關係也很復雜，這給掌控亞信的合作進程帶來巨大挑戰。其次是積極參與的問題。

中國積極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合作，支援東盟的主導地位，這種政策未必符合中國變動的國家利益。國際制度是國家實現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國家越能在國際制度中占主導地位，就越能最大程度地維護自身利益。

上文的分析表明，在中國主導的上合組織、香山論壇中，中國的安全利益很難被挑戰；但在東盟主導、西方主導的各種安全制度中，中國的安全利益時常會受到挑戰。

由此可見，支援東盟主導地位，並不能很好地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中國也許應該放棄以東盟主導地區合作為戰略優先的理念。隨著中國實力的增長，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在擴展，需要塑造一個符合國家利益的新的地區安全秩序。

在這個安全秩序中，中國的核心安全利益應該得到充分維護。很難想象由東盟主導的地區安全制度，能夠滿足中國的核心利益，除非中國能夠很好地控制東盟。中國可能應該以中美兩極權力結構這個事實作為出發點，準備與美國共同發揮主導作用。（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