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發達國家頻頻涌現富豪政治的背後推手

    著名財經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撰文指出，對於美國以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說，不平等加劇背後的推動力量非常強大。二十世紀中期的再分配政策現在將難以推行，因為對靈活流動的資本和人員征稅的難度加大。如果說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的良性因素目前顯得虛弱，那麼惡性因素現又如何呢？在高收入國家中，我們不光正在見證富豪政治的發展，還在見證民粹主義的大行其道。毫無疑問，這兩者是齊頭並進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這種局面將如何收場。米拉諾維奇甚至提出了民主資本主義能否持續下去的問題。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布蘭科· 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寫出了一本傑出的著作。《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法》(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是一本信息量大、涉及面廣、學術性強、富有想象力並且極其簡潔的書。米拉諾維奇在托馬斯· 皮凱蒂(Thomas Piketty)、安東尼· 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以及弗朗索瓦· 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近年重要著作的基礎上又取得了重大成果，完全符合你對這個領域中一個世界頂尖專家的想象。

與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4年出版）不同，米拉諾維奇更關注全球不平等，而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更關注收入的不平等，而不是財富的不平等。他所展開的畫布比阿特金森所著《不平等：我們能做些什麼?》（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2015年出版）一書更加廣闊，後者集中討論了英國一個國家的情況，也更為深入地探討了政策領域。與《全球不平等》最接近的是布吉尼翁所著的《不平等的全球化》（The Globalisation of Inequality，2015年出版），這或許不足為奇，因為兩位作者曾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事。但米拉諾維奇的論述更加偏向歷史和政治角度。

米拉諾維奇和布吉尼翁一樣，強調了一個令人振奮的事實。雖然大多數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特別是高收入國家——都在加劇，但全球范圍內的收入不平等（盡管嚴重）呈持續下降趨勢，自2000年以來尤為明顯。不過一旦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升至全球平均值以上——這很快就會發生——全球收入不平等下降的趨勢可能也將不再持續。全球不平等能否進一步下降的前景將取決於其他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尤其是印度——的發展速度。

米拉諾維奇的其他結論則比較令人不安。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西蒙· 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生於1901年，卒於1985年）提出過一個影響很大的假說，即經濟發展首先會導致一國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加劇，隨後才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使之逐漸下降。該假說已被一系列事實證偽。不同於上述「庫茲涅茨曲線」(Kuznets curve)，米拉諾維奇提出了「庫茲涅茨波浪」(Kuznets waves)的概念：不平等程度會先上升，後下降，然後再上升，並且可能永不停止的如此波動。

米拉諾維奇目前是盧森堡收入研究中心(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紐約辦公室的高級學者。他因編制過一張圖表而聲名大噪，該圖表展示了1988年至2008年間全球收入分布的各階層實際人均收入按比例上升的狀況。在《全球不平等》一書中，這張圖表的數據被更新至2011年。處於全球收入分布最底層的人群收入增幅相對較小。而全球中產階級的收入增幅則頗為可觀：1988至2011年間，位於全球第45至第65百分位數（從低至高排列）之間群體的實際收入增長了一倍。該群體中有很大一部分為中國人。但處於第80至第95百分位數之間的群體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這部分人主要是高收入國家的中產階級。

最後，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比收入緊隨其後的其他群體要好得多，其實際收入增長了約40%。這個群體的范圍遠比高收入國家的收入前1%人群更廣：在美國收入排前12%的那部分人，以及英國收入前5%的群體，都屬於全球收入最高的那1%。而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獲得了全世界約29%的收入，他們占有全世界約46%的財富：財富的不平等程度總是高於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很多時間里，當今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速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在此期間，一個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所處的位置與他做什麼事的關系越來越小，而越來越取決於他在哪里做這種事。米拉諾維奇將這種作為一個英國人而非肯尼亞人的優勢稱為是「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近些年來，這種租金有所下降，但降幅很小。目前一個人的生活水准受他做什麼事的影響略有上升，受他在哪里做這種事的影響略有下降。

因此當前的整體情況是，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程度小幅下降，而各個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趨於上升，這在高收入國家尤為顯著。鑒於大部分政治活動都屬於國內政治領域，國家內部不平等加劇的時期不可避免會產生政治影響。米拉諾維奇特別指出，「極度的不平等終將變得難以為繼」。

這可以部分解釋高收入國家內部在最近不平等加劇之前出現的不平等下降時期。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高收入國家的中低收入階層不僅受益於這些經濟體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受益於這些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自十九世紀的極高水平顯著下降。

推動二十世紀中期這輪不平等下降的不僅有良性因素——如勞動力需求的增長，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還有惡性因素——如戰爭和經濟蕭條。米拉諾維奇強調稱，這些惡性因素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極度不平等的後果。不平等的社會容易產生好戰傾向：世界大戰就是其產物。類似的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的金融市場發展天生就有易於爆發危機的傾向。

而最近這一輪發生在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的不平等加劇同樣也有經濟和政治層面上的原因與後果。全球化、科技進步、金融重要性的上升以及贏家通吃型市場的出現是經濟層面上的推動力量。富豪政治(Plutocracy)隨之出現，並進一步強化了不平等的惡化趨勢。例如來自美國的證據顯示，政客會慣常性地忽略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

米拉諾維奇認為，推動幾乎所有經濟體內部不平等加劇的各種因素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可能發生逆轉。在這一點上，他對中國比對美國要略微樂觀一些。隨着中國勞動力增長的放緩，實際工資開始強勁上漲。此外，來自下面的政治壓力以及轉向消費拉動型經濟的必要性或許會迫使中國政府將收入分配向中層和底層民眾傾斜。

對於美國以及其他高收入國家來說，不平等加劇背後的推動力量非常強大。二十世紀中期的再分配政策現在將難以推行，因為對靈活流動的資本和人員征稅的難度加大。如果說有助於減少不平等的良性因素目前顯得虛弱，那麼惡性因素現又如何呢？在高收入國家中，我們不光正在見證富豪政治的發展，還在見證民粹主義的大行其道。毫無疑問，這兩者是齊頭並進的。我們目前尚不知道這種局面將如何收場。米拉諾維奇甚至提出了民主資本主義能否持續下去的問題。

如果說全球化正在使世界變得更加平等、使大多數國家內部——特別是高收入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加劇，我們是否應將全球化看成一種有益的發展趨勢？米拉諾維奇更偏向全球范圍的評判尺度：如果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過得更好，那麼全球化就是有益的。與此同時，他對高收入國家內部正在發生的情況感到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

對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在政治層面或許是不可持續的。這種觀點尤其適用於移民問題。人員的自由遷移可能會被看作是貨物、服務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的自然結果。但在現實中，人員自由流動的結果是激起對全球化的抵制。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以及馬琳· 勒龐(Marine Le Pen)的大受歡迎表明，高收入國家的中低階層將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租而努力抗爭。

全球化時代產生了有益的結果，但同時也制造了巨大的挑戰。若想避免各國內部的不平等持續加劇，對來自資本或者財富的收入進行再分配或將成為解決辦法中無法避開的一個方面。而這在政治上是否可行呢？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未來的政治前景頗顯暗淡。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似乎很難和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共同存在。米拉諾維奇的著作既展現了過去數十年間全球范圍內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將這些危險如此清晰地呈現了出來。

《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法》(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布蘭科· 米拉諾維奇著(Branko Milanovic)，哈佛大學出版社，建議零售價22.95英鎊/29.95美元，320頁

馬丁· 沃爾夫(Martin Wolf)是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 文章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