貸款放量增長發出了利潤導向異化信號

杜靜

商業銀行經營中的“利潤導向”本身並無不妥，但須與“風險導向”相協調，必須增強貸款對實體經濟企業選擇的依存度和粘連性，圍繞滿足和適應實體經濟企業的需求，來豐富和優化行為方式，以暢通和拓寬合作渠道。而商業銀行實情常常是:“兩個導向”之間不僅協調得不好，“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嚴重，形成排擠“風險導向”的趨勢性力量，裹脅貸款畸形擴張，且擴張中的貸款與實體經濟的聯接與融合越來越差，令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大增。

據央行剛公布的數據，我國商業銀行一季度新增貸款高達4.6萬億，接近上年新增貸款的50%，是近十年年均新增貸款8.5萬億的50%，遠超市場預期。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結構性調整周期，商業銀行貸款高出歷史水平的適度增長，既是一種手段，也是一種需要，還是一種必然。但是，貸款“放量高走”且表現出“脫實向虛”趨勢的超常態增長，則是危險的信號。

這種“增長的危險”與商業銀行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密切相關。一方面，商業銀行利潤增長目標，與經濟環境主要是實體經濟經營狀況的偏離程度(脫節)越來越嚴重。在經濟“三期疊加”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對其利潤增長的預期和目標，仍停留在較高水平上，無論“環比”還是“定比”，均要求不允許負增長。在此情形下，早貸款、多貸款就成了必然選擇，成了完成利潤目標的最直接、最便捷和最有效辦法。這應該是貸款放量增長的現實原因。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收益與風險平衡的選擇中，越來越偏好於體現形式上、機械式的“收益覆蓋風險”原則。往往重視眼前無視長遠、重視靜態無視動態、重視局部無視總體，忽略了貸款主體對象的過程優化和結構平衡，無法使貸款增長與貸款對象的發展趨勢、承受能力和消化狀態相適應。今年一季度，40%以上的新增貸款流向了房地產和地方政府各類投融資平台企業，這種對市場利率非敏感性對象超量配置的狀態，正是利潤導向異化下商業銀行行為泛化的必然結果。從單個事件看，這既能給商業銀行帶來高出常態配置對象(一般實體企業)的收益，又沒有短期流動性風險的困擾，當然就有了更多向這類對象集中的貸款沖動。

利潤主導異化或固化下的貸款“任性”與“沖動”，令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大增。主要表現是，商業銀行貸款對象的市場集中度越來越高，並與我國經濟轉型所內在要求的產業均衡性調整、行業分散性布局的大方向，產生程度不同的背離。中小微企業獲取貸款更為艱難；商業銀行貸款投放的市場“風險導向”長期策略，正不自覺地讓位或者說麻醉於短期“利潤增長”目標。貸款對象、期限、利率、幣種等錯配的狀態加重並更為突出，階段性利潤成果很可能成為積累式的未來風險的代價；商業銀行貸款總量加速擴張，伴隨的卻是實體經濟配置效率的持續下降。在全部貸款中，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比重不斷下降，已經進入實體經濟企業的貸款，單元式和結構性存量“板結”現象嚴重。新增貸款從實體經濟企業回流虛擬市場慣性巨大，加重了市場泡沫；商業銀行利潤來源對貸款手段的依賴性越來越高，在資產總量快速增長趨勢下，業務結構單一的矛盾更為突出。有相當部分中間業務收入，靠貸款利息收入的轉移或再分配來支撐和完成。還有，商業銀行風險基礎機制和管控標准底線受到損毀。比如，為了少提取不良貸款撥備，增加利潤，人為壓低和調整不良貸款基數，對本該歸入不良的貸款仍放在正常貸款中核算，或盡量減少高風險類別的不良貸款占比，形成並不真實的不良貸款數據。再比如，寧願承擔貸款撥備率低於150%的監管紅線風險，也要保證利潤的增長。凡此種種，正在把商業銀行的經營引向本末倒置、棄本求末的危險之路。

商業銀行經營中的“利潤導向”本身並無不妥，但須與“風險導向”相協調。商業銀行利潤來源本質上只能是實體經濟，“利潤導向”和“風險導向”的協調，必須增強貸款對實體經濟企業選擇的依存度和粘連性，圍繞滿足和適應實體經濟企業的需求，來豐富和優化行為方式，以暢通和拓寬合作渠道。商業銀行的利潤與風險的“根”要深深扎在實體經濟的沃土上。而商業銀行實情常常是:“兩個導向”之間不僅協調得不好，而且“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嚴重，並形成排擠“風險導向”的趨勢性力量，裹脅貸款畸形擴張，且擴張中的貸款與實體經濟的聯接與融合越來越差。

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十三五規劃中明確的未來金融發展和改革的方向與重點，它會帶來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多樣化、金融主體選擇多層化、金融功能釋放充分化和金融融合對象實體化的深刻變革，這也是校正貸款“增長危險”的重要體制性力量。為此，應充分利用市場轉型的原生力量，主動改變和提升商業銀行貸款的內在品質。在間接融資為主的市場環境下，商業銀行貸款有轉嫁成本的巨大潛能，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下的貸款，總能找到支撐利潤的“載體”和轉移風險的“漏斗”。而隨着直接融資比重提高，這種“載體”和“漏斗”將越來越少甚至消失，資金利率市場化、法制化進程也將加快。因此，在商業銀行貸款品質鍛造中，培育和具有更多“薄利(利差縮小)”和“貼身(實體企業)”經營的基因、偏好和能力，將形成用貸款獲取利潤“既難又險”的生態約束環境，倒逼商業銀行形成盈利資產多元化的經營新格局。可以相信，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進程越快，間接融資中貸款回歸市場化、法制化的步伐也會越快。

在此過程中，提高間接融資市場中實體經濟貸款的比重，是一項緊迫性、現實性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商業銀行貸款“脫實向虛”的傾向、慣性和狀態，是利潤導向異化或固化的產物。商業銀行全部資產中直接用於實體經濟的份額在不斷下降，進入各類通道業務市場、支付結算市場和要素交換市場的份額在不斷上升。由於我國貸款市場的若干歷史性原因，進入實體經濟貸款，具有十分強大的“漏出”功能。因此，要加快完善市場監管對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的管理和指引，控制非實體經濟類融資業務的總槓杆倍數，而不僅僅是進入門檻條件、單項特殊標准和結構數量要求。要保證貸款資金按用途使用，真正跟着實體企業經營的物質走，而且與企業市場經營的能力相適應。並嚴格控制企業貸款與物質在運行“換位”過程中，因為資金“間歇”可能流向虛擬市場或其他市場的“漏出”風險。同時，完善貸款支付管理，強化貸款轉移用途的交叉違約約定，全面提高貸款質效。

(作者系銀監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起草專家之一、資深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