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一帶一路”戰略 擴大人民幣國際行為空間

章玉貴

2015年既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國邁向全球性資本強國的關鍵之年。我國成為凈資本輸出國只是尋求全球范圍內設定資本的一種初始性安排。我國既要通過深層次改革提高實體經濟的競爭力與金融系統的安全邊際，更要審視與珍惜每一分出海資本的投資價值與區間收益，穩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穩步擴大人民幣國際行為空間，穩步拓展全球貿易新版圖。力爭到2020年，擁有支撐全球資本設定計劃的貨幣力量杠桿。

當中國和世界作別格外詭異的2014年之后，迎面而來的2015年，既有諸多的不確定性，更不乏一系列期待。

知己知彼是大國戰略博弈的基本前提，否則就會犯錯誤。某種意義上說，俄羅斯的戰略家在謀劃與美國的雙邊博弈時，其戰略思維還帶有太多的冷戰痕跡。還沒有來得及筑起金融防火墻的俄羅斯，極為單一的、極度依賴能源出口的經濟結構注定了經濟競爭力的異常單薄，面對美國依然穩固的機制化霸權高墻，俄羅斯的脆弱性一覽無遺，於是國際金融資本只要抓住一兩個漏洞猛攻，就讓俄羅斯經濟陷入了進退失據的困局。

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復雜性、經濟增長輻射力的全球性以及在全球經濟棋局中的重要性程度，如今已很難用一句話或者諸多關鍵詞來概括了。而細數2014年的中國經濟表現與改革進展，筆者關心的已經不是中國是否真正完成年初制定的7.5%增長目標，也不是名義GDP穩步登上10萬億美元的新臺階，更不是牛頭高抬的滬深A股行情，而是發改委在2014年5月端出的當年改革清單的執行情況。例如投資體制、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國企改革、新型城鎮化、社會事業等關鍵領域的改革到底進展如何。應當說，2014年我國政府在整體推動經濟改革方面確實取得了不小的進步，尤其在財稅體制改革（例如治理地方債問題）、金融體制改革（包括人民幣匯率、提高存款利率上限、開啟滬港通、組建民營銀行以及存款保險制度推出等）、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戶籍和土地改革、單獨二胎政策實施等方面，均有一些突破性進展。但在至關重要的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市場準入負面清單落地、電力、油氣改革以及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改革，依然說多行少。預計這些牽涉面極廣、難度極大的改革又將成為2015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著力點。

筆者相信，全球戰略決策能力最強同時也擁有最多頂尖智庫的美國，如今對中國經濟趨勢變遷的研究投入及相關成果，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中國對自身的研究進展。而梳理美國各類智庫關於中國經濟的一系列重要研判，我們發現，中國在5年前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不論愿不愿意事實上已經成了美國最為重要的全球性經濟競爭對手。無論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WB）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有關中國經濟超越美國的相關時間表的不斷推出乃至提前到來，還是高盛、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機構陸續發布的相關研究報告，乃至以諾獎得主為代表的吹鼓手對中國經濟的不時唱高，表面上是美國對中國成為全球性經濟強國乃至資本強國的一種信號釋放，本質上則是美國對中國可能獲得“超級經濟強國”門票的擔心，而這張門票極有可能還由美國來頒發。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對美國金融資本及白宮決策精英來說，該是何種滋味？

資本是能攻能守的全能兵器，也是彰顯國家影響力的有力杠桿。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顯著提速，近年來我國已逐漸從被動接受全球價值鏈的角色，開始向主動嵌入全球價值鏈乃至積極布控全球價值鏈的角色迅速轉變。盡管從商務部統計的數據來看，去年1至11月，我國實際使用的外資金額（1062.4億美元）仍然大於非金融類對外投資金額（898億美元），但筆者相信，我國在2014年已經成了凈資本輸出國。外管局日前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去年9月底，我國擁有的海外金融資產高達6.29萬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4.49萬億美元，對外金融凈資產1.8萬億美元。預計隨著“一帶一路”戰略、“亞太自貿區”、“中美投資協定（BIT）”談判的持續推進，我國資本的全球版面步伐將顯著加快，我國很快就將擁有年輸出3000億美元資本的能力。

只是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我國迄今為止輸出的仍然是資金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資本。換句話說，我國企業攜帶的主要是儲蓄資金而非資本強國經常出手的高效資本。我國目前高達49%的儲蓄率遠遠高於美國、日本大約平均18%的儲蓄率。換句話說，中國拿到國際市場上投資的，絕大部分是本國老百姓的血汗錢，而掌握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美國，不僅可以仰仗美元本位低成本對外投資，還可以通過強化美元來吸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資本的流入。數據顯示，中國制造業的人均資本只相當於美國的約25%，因此，中國必須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人均資本才能有效提升資本的投資質量。讓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天我國民營企業資本回報率不僅顯著高於國有企業（2013年民營企業權益稅前利潤率是國有企業的2.2倍），甚至還高於美國。這表明草根化的中國民營資本已初步具備了在全球范圍內的資源設定能力。

中國成為凈資本輸出國，只是尋求全球范圍內設定資本的一種初始性安排。2015年既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國邁向全球性資本強國的關鍵之年。中國既要通過深層次改革提高實體經濟的競爭力與金融系統的安全邊際，更要審視與珍惜每一分出海資本的投資價值與區間收益，穩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穩步擴大人民幣國際行為空間，穩步拓展全球貿易新版圖。力爭到2020年，擁有支撐全球資本設定計劃的貨幣力量杠桿。

基於這樣的戰略目標，筆者以為，我國在2015年的金融改革立足點當是：加快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降低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門檻，鼓勵國內相關市場主體的有效競爭，加大資本市場改革力度，謀得資本市場定價權，同時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以制度建設與人才設定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切實提高金融系統的安全邊際。在此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國有資本走出去，激活民營資本的海外投資熱情，以敏銳的投資直覺與無所不在的風險意識審視每一分出海資本的投資價值與區間收益，配合“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提升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與儲備體系中的比重，在構筑全球貿易新版圖的過程中顯著提升中國資本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