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軍談供給側改革要改什麼和怎麼改

書名：《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

作者：李佐軍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4月

內容簡介

本書重點探討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的思路和對策。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並非單項改革，而是一個改革體系。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需要將理論、實踐和政策相結合。本書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現實問題，將供給側改革與全面改革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明確供給側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題中之義，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供給側改革涉及供給主體、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及其影響因素、存量調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確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發揮企業的作用、發揮市場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

作者簡介

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人本發展理論創立者，華中科技大學、湖南大學等校兼職教授，同時兼任多個學術團體職務，被多個地方政府聘為顧問。博士研究生期間師從我國權威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碩士研究生期間師從國際著名經濟學家、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教授。

前言

自2015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供給側改革」後，此詞很快成為全社會關注和討論的熱詞。這絕非偶然，因為它撓到了中國經濟的「癢癢」，意味着宏觀政策的重大調整，也反映了全社會對深化改革的熱切期盼。

（一）

推進供給側改革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不可低估。

有人認為供給側改革是故意造新詞，沒有多大意義，其實不然。確實，供給側改革是一個新詞，但供給、供給側（SupplySide，供給邊或供給端）問題、供給管理並非新詞。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給是需要人為努力的，需求往往與政府政策相連，供給側與制度關系密切。將供給側與改革連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獨特意義：從供給側推進改革，意味着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變化，即從政府政策主導經濟增長轉為市場制度主導經濟發展；意味着發展模式的調整，即從規模速度型增長轉為質量效益型發展；意味着增長動力的轉換，即從投資拉動轉為創新驅動。這種體制、模式和動力的變化，其意義自不待言。

中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條新路。放眼全球，各國仍在迷戀需求管理政策。美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一直在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經濟深陷其中，以致近期退出障礙重重。日本的所謂「安倍經濟學」其實就是印鈔經濟學，最近更是將利率降為負利率，現在看來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帶來了新的麻煩。歐盟主要國家也是頻繁運用發債、低利率、放寬信貸等需求管理政策，近期的歐洲資本市場也做出了無力的回答。許多新興經濟體大多還沒有擺脫「吃資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價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當然，美國、德國和韓國等近年來在放松管制、反對壟斷、減輕企業負擔、發展信息技術、發展新能源技術和智能制造技術、推進再工業化和再制造業化、培育新興產業等供給側方面做了許多努力，形成了全球經濟的新亮點。在此全球經濟背景下，中國若能盡快擺脫對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賴，在供給側改革方面探出一條新路，則不僅會為中國經濟走出低迷闖出新天地，而且會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新貢獻。

中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是自信面對和解決問題的表現。改革開放以來，每當遇到經濟下滑，我們大都采取了需求管理政策。其中，自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為典型。客觀來說，以4萬億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達到了短期保增長或穩增長的效果，為全球經濟的復蘇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不容忽視的是，也帶來了實體經濟產能過剩、以高房價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泡沫、地方政府和企業高負債、影子銀行過度發展、銀行不良資產累積、資源環境壓力加大以及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目前，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是繼續用需求管理政策維持高增長並掩蓋、拖延和累積問題，還是通過供給側改革來容忍暫時的經濟增速下滑、面對並解決多年累積的存量問題、努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點？顯然，我們選擇了後者。選擇供給側改革意味着我們准備承受陣痛、壯士斷腕、除舊布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是自信的表現，也是有長遠眼光的表現。

中國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新時代，擬推進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會改革、生態改革、黨建改革、軍隊改革在內的全面改革。除了促改革外，我們還面臨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保民生、建生態、反腐敗等多重任務。在多重任務中，在各項改革中，針對當前面臨的緊迫問題，有必要推進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之效、能緩解當前緊迫問題和矛盾的改革。供給側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為當前面臨的最緊迫問題是化解高產能、高庫存、高槓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時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可持續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只有通過供給側精准改革，有針對性地解決這些問題，才能為未來的健康持續發展鋪平道路。

（二）

我對供給側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

記得小時候就無意中關注過供給側問題，知道每個人想要的東西（也就是需求）很多，需求好像無須人教，不成問題，但要得到想要的東西必須有錢，錢必須去賺，賺錢必須有本事，要有本事就必須去讀書或學藝，而這正是現在我們所說的供給側問題。

讀大學後開始關注「三農」問題，最初研究農業問題，隨後研究農村問題，後來聚焦農民問題。在思考農民問題時，一方面要考慮保障農民的各種權益（即需求側問題），另一方面要考慮提高農民的素質和競爭力（即供給側問題）。

2006年我公開發表的《加大供給政策推進力度》一文實際上是在2001年寫作完成的。當時中國經濟開啟了新一輪的快速增長，學界出現了經濟是主要由內需拉動還是應更多地發揮企業作用的爭論。受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吳敬璉老師一篇文章的啟發，寫作了《加大供給政策推進力度》一文。此文提出，「隨着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必須充分認識供給和供給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加強供給政策的推進力度」「供給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因素或供給力量（廣義供給），包括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和個人等）、生產要素（如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和知識等）、結構變動（如工業化和城市化）和制度創新等」。

2009年在需求管理政策大行其道之時，我發表了《保增長不能忽視多方面供給力量的作用》一文，文章提出：「當前，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內各界正在為保增長而不懈努力。以往我們在分析經濟增長時，三大需求是重要視角，供給側因素則較少考慮。而供給是與需求相對應的概念，是指所有能對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率提高起作用的供給力量，包括經濟活動主體、生產要素、結構變動和制度創新等。目前階段我國保增長不僅要重視需求側力量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要重視供給側力量對經濟的推動作用」。

2012年在政府再次強調用需求管理政策實現穩增長時，我發表了《供給是決定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一文。文章提出：「需求拉動受收入增長和購買力限制，是一種較為被動的力量，因此，穩增長應逐步擺脫對需求政策的依賴，更多地發揮供給政策的作用」「長期以來，由於人們深受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主要強調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的作用，特別是近年來許多人分析宏觀形勢和提出宏觀政策建議，言必稱凱恩斯『三駕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消費拉不動就使勁地拉動投資。其實，供給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供給政策更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在歷史上占據主導地位，供給與需求相互依存，但國內有效需求最終取決於各主體的供給能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供給能力決定一國的競爭力，不要低估供給政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2012年以來，我在上百篇文章和采訪中反復論證和強調：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只是GDP支出法核算的三大組成部分，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而非原因，只是需求側的短期動力，只是多種動力中的一種，只是經濟下行或經濟危機時期用以撫平經濟波動的非常舉措，不能作為常規性政策使用。若非要當常規性政策使用，必將帶來產能過剩、通貨膨脹、資產價格泡沫、債務負擔增加、金融風險加劇、貧富差距拉大以及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副作用和後遺症。尋找經濟發展的動力必須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與需求側「三駕馬車」相對應，我提出了供給側「三大發動機」的新概念。「三大發動機」包括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正好對應着新一屆中央領導反復強調的改革、轉型和創新三個方面。其中，制度變革是指改革，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化等，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和信息化等。「三大發動機」是通過效率提高來實現經濟增長，因而是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三）

之所以長期以來反復論證和強調供給側動力，與我對經濟學的學習和理解有關。

由於供給側即生產側，勞動、資本、土地、資源、技術、知識和信息等生產要素是生產側的重要內容，下面僅從生產要素這一個角度（供給側還有生產主體、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存量調整和增量培育等角度）來看看其豐富的經濟學理論支撐。

從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理論絕非始自「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而是與整個經濟學的成長相伴隨，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於主導地位。例如，重農學派（Physiocrates，18世紀後半葉）就反對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恢復「自然秩序」，強調土地要素供給和農產品(000061,股吧)供給的重要性；亞當斯密（ASmith，1776）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薩伊（JBSay，1803）論證了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給因素主要是勞動、資本和自然力；李嘉圖（DRicardo，1817）強調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導致的報酬遞減對經濟發展的約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強調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羅雪爾（WRoscher，1843、1854）將勞動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並強調了「生產性勞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馬克思（1883）論證了勞動對創造價值的核心作用等；馬歇爾（AMarshall，1890）在《經濟學原理》中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我在碩士研究生期間師從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教授學了多年的發展經濟學，發現發展經濟學家基本是從供給側分析經濟發展的。例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將技術知識的增進和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決定經濟進步（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論證了資本積累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張培剛（1949）將經濟發展視為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的發動因素為企業家的創新管理才能、生產技術、（有利的）社會制度，限制因素為資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會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論證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舒爾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強調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關鍵性意義；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喬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過經驗實證分析發現「余值增長」（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產率提高帶來的；羅默（RomerP,1986）論證了專業化知識（知識資本）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盧卡斯（LucasR,1988）將人力資本作為內生變量，論證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等。

我在博士研究生期間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學了多年的制度經濟學和改革經濟學，發現制度經濟學家和改革經濟學家也多是從事供給側研究制度問題的。其實原因很簡單：需求側主要強調發揮政府政策的調控作用，強調解決短期的宏觀經濟波動問題，而供給側則強調發揮制度的作用，強調解決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制度經濟學家或改革經濟學家總是考慮如何改革制度，來優化各主體的權利配置，調動各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我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發展理論——解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思路》一書，提出了人本發展理論分析框架。人本發展理論主要體現了供給側改革思想。人本發展理論是由「滿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組成的理論分析框架。其中，滿足人可以說是需求側的，其余都是供給側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為來實現經濟發展，屬於供給側；制度、資源或生產要素、分工（對應着我提出的供給側「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要素升級和結構優化）是影響人行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手段。

（四）

本書重點探討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的思路和對策。

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並非單項改革，而是一個改革體系。供給側改革改什麼、怎麼改，需要將理論、實踐和政策相結合。盡管有關供給理論、供給管理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但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的供給側改革才剛剛破題，改什麼、怎麼改是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本書擬在這方面做一個初步的嘗試。

本書共分六章。

第一章「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重點分析了供給側改革的涵義、實質、特點、內容和着力點，提出了對供給側改革可能形成的誤解，探討了供給側改革與結構性改革、供給側力量的關系，從經濟學的頂層分析方法中找到供給側改革的方法論基礎，對供給側分析框架與需求側分析框架進行了對比分析。

第二章「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從六個方面討論了供給側改革的背景和意義，得出：供給側改革是解決現實問題的迫切需要，是推進結構調整的基本手段，是全面改革的題中之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供給側改革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有豐富的國內外實踐經驗。

第三章「反思需求管理政策」，首先分析了「三駕馬車」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然後分析了「三駕馬車」需求管理理論的五大缺陷，最後從四個方面得出供給管理政策帶來的後果：帶來了「投資依賴症」，帶來了「低效增長症」，加劇了資源環境壓力，帶來了經濟泡沫。

第四章「從供給側尋找新動力」，在分析經濟發展動力是一個包含一般性動力和特殊性動力在內的動力體系基礎上，分別從制度變革釋放改革紅利、結構優化可以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要素升級是經濟發展重要動力三個方面，得出供給側「三大發動機」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同時，還從通過創新驅動尋找新動力、解放思想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兩個方面分析了供給側的新動力。

第五章「推進供給側改革」，主要闡述了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對策，包括供給側改革三十六策、重點領域改革、推進改革本身的創新和推進全面創新等。

第六章「做好供給管理」，按照2015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從「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杆、降成本、補短板」等方面做好供給管理。從調整存量來看，「去產能」是重中之重；從培育增量來看，重點是推進產業轉型升級；補短板重點是補好生態和農村貧困短板。同時，還不能忽視「去超建」。

本書的創新點體現在：①區分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管理、供給政策和供給側力量等概念，提出供給側改革涉及供給主體、生產要素、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及其影響因素、存量調整和培育增量等，明確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發揮企業的作用、發揮市場的作用、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追求長期可持續發展；②擺脫「薩伊定律」和供給學派的束縛，從整個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學基本原理厘清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依據，將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歸納為「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超發，促私有化、促公平競爭、促企業家精神、促技術創新；③將供給側改革納入經濟學方法論體系之中，全面對比了供給側分析框架和需求側分析框架，提出了長期總需求理論分析框架，剖析了影響供給側改革的所有因素，區分了要素投入和要素升級，將環境、企業家才能和政府管理也納入生產要素之中；④將供給側改革與全面改革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明確供給側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題中之義，是全面改革中的「精准改革」；⑤對「三駕馬車」是什麼、不是什麼、副作用和後遺症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投資依賴症」「增長低效症」等新概念；⑥與需求側「三駕馬車」相對應，提出了供給側「三大發動機」理論，指出要從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個方面尋找經濟發展的新動力；⑦根據前述理論框架和中國實際，提出了推進供給側改革的36條對策，強調要對改革也進行創新——創新改革理念、創新改革理論、創新改革策略、創新改革突破口、創新改革招數；⑧指出供給管理除了「三去一降一補」之外，還要加上「去超建」（去基礎設施領域的超前建設、超大建設、超量建設和超標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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