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習文：傳承前輩精神 投身改革創新

和訊網5月4日消息 由中國民生銀行(600016,股吧)研究院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共同舉辦、全球青年領導力聯盟協辦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應習文出席並發表演講。

他表示，我們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潛在增長力不足，而我們的產出缺口事實上比較小。這就解決了我們如果仍然采用2008年、2009年大規模的刺激，帶來的並不是潛在增長率的提高，而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滯脹的問題。這就在數據上支撐了為什麼我們現階段必須要選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思路。

他認為，不管是在改革開放前，還是在之後。所以，我們需要不需要來刺激需求呢？我想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供給側的改革。所以，改革開放的本質是中國人民長期被壓抑的，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通過制度供給徹底釋放出來。發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思想與中國人傳統吃苦耐勞的品質相結合，由此爆發了持久的以追求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巨大的生產力。

    以下為文字實錄：

尊敬的洪董事長，尊敬的賈康院長，查顯友校長，羅思義研究員，尊敬的黃院長和王院長，以及各位尊敬的來賓，大家下午好。

非常容幸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在五月四日這樣一個屬於青年人的節日，來參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青年研討會。這個機會非常難得，我要特地感謝在座的各位前輩能夠給青年學者這樣一個機會，同時感謝辛勤的會議組織者和媒體的各位朋友。

由於給我的時間不是特別多，我就直接切入正題。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傳承前輩精神，投身改革創新。

首先，看到這個題目，大家第一個問題可能就是問，這里指的前輩精神是怎樣的一種精神？請允許我用柳紅同志的《80年代：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這本書切入這個主題。我們看到八十年代的經濟學人通過他們孜孜不倦的努力，給我們開創了改革開放這樣一個輝煌的時代時，我們站在今天這個時點往前回顧改革開放的這個歷程，我們會發現改革開放事實上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供給側改革的歷史，這是我第二部分要講的內容。第三，我會將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和西方的供給學派進行一個比較，得出的結論，事實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學人的思想創新。第四，我想以一個中青年經濟學人的身份，來回答我們應該如何去肩負投身改革創新的歷史重任。

一、《80年代：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這本書為我們開啟了這樣一個思考，80年代經濟學人他們究竟擁有怎樣的前輩精神？從書的序言中可以看到，80年代是怎樣的一個特殊的年代。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思考中國經濟和英文中的economic有什麼區別？中文的經濟是來源於經世濟民這樣一個詞組，它的意思是使社會繁榮，使百姓安居，它代表了一種古代賢士的歷史准則。而英語中的economic來源於希臘語，前半部分是家庭，後半部分是管理，它所體現的意義是一個經濟單元，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個家庭，它通過資源的分配優化來達到效用最大化的這樣一種精神。所以，我認為中國，也就是東方文化中的經濟更體現出了東方的一種文化特殊要求，就是一種經世濟民的士大夫要求。

回顧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我們發現經濟學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學問。成為經濟學人是需要極大的勇氣，無論是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再到後來薩伊，再到古諾、瓦爾拉斯、凱恩斯及盧卡斯理性預期的理論，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們會發現這些前輩們、這些西方經濟學人都在試圖證明經濟學的科學性，來規范經濟學的方法論。但我們發現，這些方法論與一個時代的變遷，不僅是變化非常快，甚至是對前人的方法論不斷的進行顛覆。

我們知道西方是在不斷追求真理的，和自然科學不一樣，經濟學家是在追尋的不斷變化着的真理。因為經濟學的原理來自於無數人之間的重復博弈。由於經濟學研究范式的不斷變化，隨着越來越多不可忽視因素的出現，以西方這種求解最優控制問題的數學工具也變得越來越復雜。這就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經濟學家往往陷入永無休止的爭論，二是現象難以預測。同自然科學相比，在1682年哈雷就預測到哈雷彗星76年會重返地球，但在計算機和數學工具高度發達的今天，經濟學家仍然不能預測股市的漲跌。

二、就在這樣一個西方經濟學陷入困惑，我們的80年代的經濟學人，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承擔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重任。他們就像這個PPT當中的孫冶方老先生、薛暮橋、於光遠老先生，他們同時又有着特殊的知識結構，具有艱巨的歷史使命感的同時，由於改革不能等待，所以他們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必須要同步前進，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將得到政策的快速檢驗。

就是這樣一群特殊中的特殊的經濟學的老前輩給我們帶來的是什麼樣的前輩精神，這是我們所思考的。以我的思考，不僅僅是西方經濟學人追求真理的精神，還有中國經濟學人經世濟民的精神。所以，我對80年代經濟學人前輩的精神，我們要傳承的精神就是八個字，「追求真理，經世濟民」。

正是由於80年代經濟學人孜孜不倦的努力，為我們開創了改革開放這樣一段輝煌的歷程，在這一幅圖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一幅圖主要是刻劃了中國和世界的GDP增長，以及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我們看到在改革開放的這段時間內，中國占世界GDP比重不斷的增長。這張圖是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GDP的增長。這張圖是世界主要經濟體各自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從1952年開始的，每隔10年的數據。我們看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是相當震撼的。

一個非常好的比較，我想可以拿印度來比較。因為在1960年到1978年之間，印度的GDP要高於中國，而恰恰在1978年這個改革開放的轉折點，中國的GDP開始大幅領先於印度，這就是源於我們的改革開放的。

為什麼說改革開放的着力點就是供給側改革呢？我想大家可以把思緒回到1978年的改革。假如我們不采取改革開放這樣一套政策體系，而是采取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采用的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通過財政和貨幣來刺激需求的這樣一個簡單的政策，我們能不能最終形成像現在這種改革開放的輝煌呢？我想在座的大多數人可能都是不同意的。因為凱恩斯自己也說過，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

所以，事實上中國人民被長期壓抑的這樣一個需求，我想是長期存在的。不管是在改革開放前，還是在之後。所以，我們需要不需要來刺激需求呢？我想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於供給側的改革。所以，改革開放的本質是中國人民長期被壓抑的，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通過制度供給徹底釋放出來。發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思想與中國人傳統吃苦耐勞的品質相結合，由此爆發了持久的以追求美好生活為目標的巨大的生產力。

三、中國的供給側改革的思想和西方的供給學派進行一個簡單的比較。

對西方供給學派在座的應該比較熟悉了。西方供給學派主要源於新古典主義的思想，源於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主要的供給學派的實踐也是在里根總統任期，主要以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鼓勵儲蓄和投資、鼓勵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等政策來作為主要內容。雖然取得了許多的效果，帶領美國走出了滯脹，但同樣也獲得了一些負面影響和批評，這里我們略過。

中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點要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想從數據來看，這張圖是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組大家共同來完成的一張圖。我們把GDP分解成四個部分。一是資本的貢獻（藍色），二是勞動力的貢獻，三是所得剩余，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TFP），這三個組成的潛在增速，再加上四是產出缺口（紅色） 是GDP的實際增速。這張圖和真實的感受是非常接近的。在1992年到1994年的時候，我們經濟過熱通脹比較高，由此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正向的產能缺口。在1998年到2008年、2009年這樣的通貨緊縮時期，我們的產出缺口負向非常大。尤其是2008年、2009年這段時期，我們通過4萬億刺激經濟回升，雖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們也看到在2008年到2010年（紫色部分）生產力出現了顯著下滑。回到2013年到2015年，我們面臨的問題恰恰是潛在增長力不足，而我們的產出缺口事實上比較小。這就解決了我們如果仍然采用2008年、2009年大規模的刺激，帶來的並不是潛在增長率的提高，而面對的可能是一個滯脹的問題。這就在數據上支撐了為什麼我們現階段必須要選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思路。

為什麼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西方的改革有所區別呢？

之前我們也回答了一部分，首先，背景不同，西方是應對滯脹，中國是為了應對長期潛在增速下降的問題；第二，制度不同，主要是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我們知道是一個小政府、大市場的結構，所以，如果要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空間有限，主要集中在減稅。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為什麼美國率先復蘇，難道美國僅僅依靠需求政策嗎？我想美聯儲的政策空間是有限的，它只能為市場提供這樣一個需求的環境，但事實上美國的企業正在不斷的進行供給側改革，我們看到有google、有特斯拉、有頁岩氣革命，那麼這一切都是由市場來解決的。這在中國我想恐怕面臨了這樣的問題是不同的。中國政府的空間作用更大，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我們有「十三五」、我們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些思路。我們有占比非常大的國企改革這樣的問題，如果僅僅依靠需求側是不夠的。正是因為背景和制度的不同，決定了中西方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是不同的。

西方正是從薩伊定律出發，與需求理論相對立，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古代經濟思想+改革開放的經驗。所以，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並非某種學術理論，也不能說是一種學派，而是一種融匯中西，貫通古今的經濟思想。如何區分供給側和結構側，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是看我們的政策如何有助於改善我們的供給函數。

四、回到中青年學人站在這樣一個歷史起點，來如何肩負起投身改革創新的歷史重任。

我們向前看的話，當前的中國與美國雖然在經濟總量上已經比較接近，但在許多指標上，這里列舉了人均GDP、城市化率、年均用電量、飛行次數、高等學歷比重、人均PM值濃度和人均專利數量。我想除了這個空氣質量之外，大多數指標我們都遠遠落後，因為空氣指標是一個反向指標。

我們往後看，為什麼選取印度作為一個目標呢？按照世界銀行PPP購買力平價的排名，印度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已經超越了日本，很多人可能沒有關注到這一點。所以，我們研究院在4月份發布了一份報告，叫做《21世紀的龍象之爭》，重點關注印度這兩年GDP增速超過中國的背景下究竟采取了什麼樣的措施？我們最後的結論，印度的改革核心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莫迪的二次改革之路，他曾經在古吉拉特邦任職，他多次到中國來進行考察，吸取了大量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所以他提出的七大核心措施，大部分都是供給側方面的改革。

我們在報告中，也對中印通過分解人口、資本和TFP進行了未來50年的測算，這里因為時間的關系，我就將這個測算的結果給大家匯報一下。我們設定了低、中、高三個情景，分別對中國和印度設定這樣三個情景，對未來的經濟增長進行了預測。最後的結論非常有趣。如果以2011到2014年美元計價，在2050年，印度雖然與中國的差距有所縮小，但還不能超過中國。但如果我們以2011年PPP（購買力平價）的美元計價的話，如果印度的供給側改革能夠持續激發活力，而中國的改革出現減緩的話，那麼印度是有可能超過中國的。我想這樣一個在經濟增長的馬拉松式的長跑過程中，如果我們不加快改革創新，不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許我們很快就能聽到印度人的腳步聲了。

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作為我們80後經濟學人，怎樣來書寫這樣的光榮和夢想，挑起這樣的歷史重擔？我寫了這樣一個公式，夢想-現實=差距，如果我們進行移項的話，現實+差距=夢想。當我們認清自己的現實，試圖補齊差距的時候就可以達到這樣一個夢想。這里有一個題外話，為什麼中國不會成為日本？因為我們的差距，也就是我們改革創新的空間還非常大。日本作為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它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了。而且我認為日本的問題也是一個供給側的改革，由於近期連續強烈的地震，導致日本社會對於未來能源供給的低預期，由此壓制了它的需求。事實上它的本質是一個供給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會將人口紅利這樣一個宿命論，認為我們現在的人口結論和日本很像，但我認為切不可陷入這樣一個人口紅利的宿命。在前面我們那張GDP的分解圖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人口事實上對經濟增長貢獻遠不如改革創新來得高，所以，最重要的是改革創新、改革創新、改革創新，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如何成為一名合格的經濟學家，凱恩斯這里有一長段話，我就不念了。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發揮中國經濟學人東方哲學的優勢，要注重歸納與實踐，同時也要汲取西方經濟學人的理論優勢，要注重推演與邏輯。這樣才能夠達到融匯古今、貫通中西、德才兼備、文理兼修，成為這樣一個經濟學人。

最後還是重復我前面對於前輩精神的這樣一句話，追求真理，經世濟民，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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