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建水師無人會造戰船 親自設計木排龍舟御敵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

剛到衡陽，曾國藩面臨著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為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布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采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制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布陣……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面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於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崑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為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愿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制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制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系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制。這種體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辟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采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扎在心里，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淡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里。[NT:PAGE=$]

沒有名位，他只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制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后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制度基礎。

制定軍事原則難，具體的籌備工作更難，曾國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斷失敗，不斷犯錯。我們不談陸軍，先來看看曾國藩是如何創建水師的。

有水師就要有戰船，曾國藩找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怎么造戰船。

曾國藩開始想造木排御敵。他異想天開地認為，“蓋船高而排低，槍炮則利於仰攻，不利於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動不能戰。排雖輕，免於笨，尤免於晃。”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紙上談兵，造好木排一經試驗，發現木排順流尚可，逆水行排則極為遲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當敵，不啻兒戲，於是改弦更張，一心造船。

既然無人會造，曾國藩就自己設計。湖南湖北賽龍舟風氣很盛，於是他命人以龍舟為制，造了一批“曾氏戰船”。曾國藩自己說：

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為何物，工匠亦無能為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為迅捷。短橈長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為主者，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為戰船。

然而一試驗，“曾氏戰船”容易傾覆，根本打不了仗。費盡周折，曾國藩終於找到了明白人。從長沙前來的守備成名標向曾國藩介紹了廣東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樣子，又過幾天，同知褚汝航從桂林前，向曾國藩介紹了長龍船的造法。於是曾國藩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設立兩個船廠，大量制造快蟹、長龍、舢板戰船。“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1]兩位軍官本身並非工匠，他們只介紹了外地船艦的大體模樣，至於船的具體結構尺寸，乃至每一個部件，他都要和有經驗的工匠反復設計，不斷試驗，史載曾國藩“創建舟師，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2]字字不虛。經過反復試驗，終於建成十營水師。曾國藩建軍，確實篳路藍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