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推動烏臺詩案：用文字獄打擊政治異議派的開端

王安石再度罷相之后的第二年，熙寧十年（1077年）十二月壬午，宋神宗發布更改年號的詔書，其中講道：

其因來歲之正，以新元統之號。式循舊典，對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一日改為元豐元年。

這一改元將意味著大變法部分進入新的時期，希冀在神宗“獨裁”之下，變法能取得巨大的豐碩成果。

如果說在熙寧時期的行政規則是以傳統的“制衡術”為主，有如王安石形容的“剛健不足”的話，元豐時期則渡到了以“鐵腕強硬”為主的歷史階段。

“三旨相公”

改元之后，神宗進行了一系列人士調整。他任命吳充、王珪為相，后以蔡確、章惇參政，馮京執樞密，呂公著副之。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罷，王珪、蔡確、章惇、張璪、蒲宗孟、王安禮諸人，先后為執宰輔弼大臣。尤其是王珪出任宰執大臣先后共16年之久，深得神宗相知重用。

這個王珪，曾在司馬光與王安石邇英爭辯理財問題時，左右逢源地“和稀泥”，那件事很能代表王珪的特點。然而，這樣一個人自熙寧三年（1070年）官拜參知加政事以來，竟然能與神宗共處16年之久，一直到元豐八年（1085年）五月病逝。16年間，任憑風急浪高，群臣升貶走馬燈一般，而唯獨“將順為政、無所建明”的王珪能一帆風順，其訣竅可從時論中看出。時人稱他為“三旨相公”——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神宗久用這樣的人很能說明問題，那就是專制君王的令行禁止，專行獨斷，而不允許有作為的大臣有擅權之機，這固然是趙宋立國的傳統。

然而，進入元豐年間之后，王珪之類已成了宰執主流，這標志著神宗不再任用有為之臣而一意專斷，要群臣尊仰，並以更加專制的辦法去執政，去推行新法。

元豐三年（1080年）四月，神宗下令負責推行新法的“司農寺”（廢掉“制置三司條例司”之后，主管新法的機構）：以后凡涉及變法措施的大事，不得隨便交所屬部門討論，都必須“先奏取旨”，由自己嚴格把握。與此同時，他對於反對新法的官員，也不再客氣容忍，而予以堅決回擊。元豐五年（1082）提舉江南西路平常事劉誼上書，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狀，系統批評熙寧以來“富國之法”的弊病。神宗立即予以批駁，說劉誼“惟舉一二偏僻不齊之事，意欲概壞大法，公肆誕謾，上惑朝廷，外搖眾聽。宜加顯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劉誼被罷了官。這樣強硬的態度，完全出自神宗躬親之手，確實令人悚然。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因吟詩譏時而獲罪的事，這就是“烏臺詩案”。

賦詩遭彈劾

神宗一朝大開“以言罪人”的殺戒，在熙寧年間無數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職足以為證，這已經違背了趙宋開國君主欽定的“不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但是，上述事例畢竟還是朝議紛爭，明陳直諫的結果。大興“以詩文獲罪”的“文字獄”，則是進入元豐時代才開始的。這是宋神宗獨裁政治的顯著標志。

事情發生在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離開彭城，出任湖州知州，他到達湖州任所之后，在給神宗的謝表中寫道：“臣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他感激皇恩遷其到湖州，決心好好干，“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謝表，當然也多少帶點自嘲的怨氣。

可這不經心的怨氣卻大大地刺激的主張行新法的一些人，那“新進”、“生事”之類的字眼，使一些人很不舒服，他們早節對蘇東坡耿耿於懷，“如蠅在食，吐之乃已”，可就是找不著下手的機會。這回可好了，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再挑一些他平時詩詞中的“犯上”毛病，狠狠治他一下，看看誰還敢對時局不滿！看誰還敢再說三道四！

於是，七月初首先由監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上述狀告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還把別人刻印的《元豐續添蘇學士錢塘集》交給神宗。

不久，又一位監察御史里行名叫舒亶（音膽）的也彈劾蘇東坡，說他借寫詩作賦，“無不一以譏諷為主”，而且說他把詩賦雕版印書，“傳播中外”自以為能”。舒亶把蘇軾的四本詩集連同他的奏章一起呈上去，指摘東坡《山村五絕》、《杭州觀潮》等詩中一些句子，說他借詩誹謗新法，愚弄皇帝。他以為蘇軾羅織的罪名是：

陛下為賑濟貧乏，貸錢於民，以使之恢復本業——蘇軾譏之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為富國裕民，興辦水利，以使天下富足——蘇軾諷之為“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陛下為增進財政收入，實行了榷鹽——蘇軾謗之為“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蘇軾如此目無天於，實在罪不容赦！

第三個想置蘇式軾於死地的，是升任了御史中丞的李定。李定曾在熙寧時因講青苗法便民，得王安石器重，提拔他當了京官。當時激起朝中許多大臣的反對，蘇軾亦在反對之列。李定母死而不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如今，李定是懷著強烈的報私仇的小人之心，非置蘇軾於死地不可了。他同樣采取了“捕風捉影”、“隨意栽贓”的惡劣手法，列舉了四條足以要蘇軾的罪狀，最後下了斷言：蘇軾“訕上罵下、法所不宥”。[NT:PAGE=$]

蘇軾入獄

神宗看到三位諫官都交相彈劾蘇軾，心中自然惱火，下令由御史臺派人去抓蘇軾進京問罪。一個人由於寫詩而被捕，這樣的事在趙宋建國以來也是聞所未聞的！

朝中的駙馬都尉王詵聽到這個訊息十分著急，忙派人給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蘇轍報信。蘇轍接到訊息大吃一驚，火速派信使飛報在湖州的蘇軾。

朝廷派來逮捕蘇軾的是太常博士皇甫遵。他受命之后帶了他的兒子和兩個御史臺的兵丁，連夜疾馳，直奔湖州而來。但是，他行至潤州（今江蘇省鎮江市），因兒子得病耽擱了半天，所以蘇轍派的信使先到了。

蘇軾知道朝廷要抓他了，但他還不太清楚自己的事到底有多嚴重。他告了假，把公事交給湖州通判祖無擇代理。

皇甫遵一行氣勢洶洶地到了湖州府衙，皇甫遵身著官服，手持笏板站在庭院里。兩個著白衣黑巾的兵丁各站一邊，面目猙獰，兇神惡煞。

衙內一片混亂，蘇軾不愿出去，與祖通判商議。祖通判勸道：

“他們是奉了皇上的指令來的，避也是避不開的，我看你還出迎吧！”

於是，蘇軾著官袍官靴，手持笏板，迎於庭下。祖通判與眾官吏都排在蘇軾身后。過了一會兒，只見那兩個兵丁拿著御史臺的公文，皇甫遵態度威嚴環視左右，一言不發，空氣極為緊張。

這時，蘇軾先開口，對皇甫遵一拱手，說道：“我恐怕是必死了，死固難辭，但請允許我回家一趟與家人道別。”

皇甫遵聽到這兒，臉色才緩過一點兒，說道：“還沒那么嚴重！”

這時，祖通判一聽還有轉機，馬上向前跨了一步，問道：“大人，一定有詔命吧？？

皇甫遵見有人插話，十分不耐煩地問道：“大膽！你是什么人？”

祖通判面無懼色，回答了自己的官職。

皇甫遵一聽，馬上指令兵丁把御史臺的公文交給祖通判。這不過是要蘇東坡革職進京受審的一般公文，大家的心才逐漸平下來。

蘇軾被允許與家人告別。這是多么悲慟的一幕啊！一家妻兒老小泣不成聲，號哭欲絕。蘇軾強壓住自己的感情，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安慰一下家人，便離家遠行了。

路上，蘇軾萌生過自殺的念頭，可又怕給親友惹來麻煩。御史臺派人去抄查他的詩文信件，大部分文稿都被燒毀了。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日十八日被解入御史臺牢獄，兩天以后便正式開始接受審理。[NT:PAGE=$]

群臣不滿

蘇軾進京受審期間，其長子蘇邁一直陪同照顧他。他們約定每天送飯時，沒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萬一有不測就送魚來。這樣，可以使蘇軾明白事態的發展，心中早有準備。

這天蘇邁因事外出，委派個朋友代為送飯，卻忘記告訴他約定的暗號。事也湊巧，這位好心的送飯人為蘇軾買到了幾條魚，做好，高高興興地送到牢房去。蘇軾一看，頓時膽戰心驚，以為自己難逃一死了。他就與獄卒商量，寫了兩首永別詩給弟弟蘇轍，請獄卒轉交。

這是大文豪蘇軾以為自己將離開人世的兩首絕命詩：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蘇軾的這兩首詩，使蘇轍讀后傷悲深痛，涕淚泉涌。他立刻上書神宗，愿以自己的出身官爵去贖其兄之罪。神宗看到了蘇軾令人心慟的兩首詩，心中也有所動。

蘇軾因詩獲罪之事，在朝野上下激起強烈的反響。許多大臣替他講話，也遭到了貶官外斥。王詵、蘇轍等人被貶職；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黃庭堅等人被罰俸；就連已故的歐陽修、文同等二十余人都受到了牽連。這就是“烏臺詩案”。

“烏臺”指御史臺，是監察機關，負責監督百官行為政務的機構。為什么把御史臺稱為“烏臺”呢？據《漢書·朱博傳》講“是時御史府吏舍百余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來暮去，號曰朝夕烏”，后來就把御史臺稱為“烏臺”。

這是一件明顯改變“祖宗之法”不許以言罪人之規的重大事件，也激起了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反感。宰相吳充以曹操尚能寬恕“擊鼓罵曹”的漢末文學家彌衡一事，規勸神宗寬赦蘇軾。神宗驚異地說：“朕並無他意，不過召軾入京核查是非而已，即將放他出去了。”

這件事激起如此強烈的反響，神宗有些意外。

兩大文豪會金陵

抓住蘇軾詩文中的一些詞句大作文章，這本是李定、舒亶等人想借此“殺雞儆猴”，打擊反對變法的那些人的手段。然而，此事在朝野激起了軒然大波，卻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不過事情既然發生了，也沒有什么必要手軟，為蘇軾說情的人既然不怕受牽連，那就得讓他們倒點霉。這也是神宗顯示一下他的“鐵腕”的機會。沒有神宗的支援，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獄的。

但是，更為棘手的是，連章惇和王安石這樣的主張變法者也都不贊成此案，而且他們還都站出來替蘇軾講話。

章惇對神宗說：“仁宗得蘇軾，以為一代之寶。如今陛下將他投之大獄，恐怕后人會說陛下不愛惜人才，而愛聽阿諛之詞吧。”

這時的王安石已罷相居金陵三年了，他本不太多干預政事，但聽了此事也很生氣，上書神宗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重病在床的曹太皇太后，聽到蘇軾被下獄也很氣憤，把神宗叫到床前說：“當年仁宗得蘇氏兄弟，十分歡喜，告曰得了宰相之才。仁宗感覺他老了，怕用不上這兩個人，說是留給子孫，好使他們堪大任。你現在倒把蘇軾下了大獄，真令人難過。”

神宗只好說：“蘇軾不滿新法，動輒寫詩譏諷，我也很頭疼呢？不過，我並沒想把他怎么樣，讓他明白也就算了。有您的懿旨，我立即下令放他就是。”

十二月四日，神宗下令放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他從八月十八日入獄，到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一共被關押了一百三十天。四個來月的鐵窗生涯並沒有改變他豪放曠達、落拓不羈的天性。他離開京城，與元豐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到達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在那里，他度過了艱辛的五年，於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改知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在赴汝州途中，路過金陵，特意去看望了王安石。

病中的王安石與逆境中的蘇軾相會了。這是怎樣的情景啊！這兩個人在變法問題上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尤其是王安石當政的時候，蘇軾並沒得過志。如今，談不上同病相憐，至少是意氣相投，使兩位大文豪欣然相聚。他們詩賦唱和，攜手登高，坦蕩豪爽，磊落真摯。兩位文壇泰斗的佳作，為文人雅士廣為傳誦。他們詠景新清如畫，寄情婉如綽約，相互贊佩，亟思同游。以往的恩怨，眼下的坎坷，都情托山水，云游八極而去了，只留著深深的思念，久久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