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親歷者:雷曼事件七年祭

新浪美股訊 北京時間9月16日，即美國時間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七周年之際，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專家伯恩斯坦(Jared Bernstein)在《紐約時報》撰文對七年前那一幕進行了總結。伯恩斯坦曾經親身見證和參與了危機時刻美國最高層的反應和決策過程——他曾經是副總統拜登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是這一天，七年前的這一天，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轟然倒下，墜入破境地。

當時，以及之前和之后都發生了怎樣的故事，我們已經聽過許多遍了。任性胡來的融資催發了房地泡沫，政策制定者們對泡沫估計不足，甚至嗤笑警告的聲音，於是一場災難發生了，造成了大蕭條以來波及最廣泛的財富損失，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無辜者承擔，而至少也應該負擔一部分責任的金融部門，現在卻不但宣告康復，而且還重新過上了日進斗金的生活。

只是，不管故事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我們可以總結出的經濟教訓都是一樣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我們到現在還沒有認識到——不單單是我們，其他許多經濟體的決策者們也未能汲取這些教訓。

不，我不是在金融市場監管問題。誠然，在這場危機的金融部分，一開始，監管就是缺乏整體性和一致性的，比如貝爾斯登得到了救援，而雷曼兄弟就沒有，還有，對於不可能持久的槓桿化的風險，也有系統性的估計不足，但是，之后我們已經進行了市場改革。雖然《多德-弗蘭克法案》真正應用到實踐層面之前，我們還無從得知其效力，但是，法案確實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我自己當時也是支持這一法案的政府經濟學家之一)。

事實上，我要的是對放款者——銀行、投資者和貨幣市場——的極度嬌縱，以及財政政策的不充分。這兩者彼此之間還存在關聯與互動。

不久前，《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當中，阿佩鮑姆(Bin Appelbaum)從技術角度進行了分析，指出聯儲當初以貨幣刺激的名義向信貸系統注入了大量的資金，現在為了解決問題，他們正在計劃使用一些非傳統的工具來提升利率。包括為銀行放在聯儲這裏的儲備資金提供更高的利息，以鼓勵他們不放款，以及用略高的利率從隔夜拆借放款方(貨幣市場基金)手中借錢等。

換言之，當銀行魯莽地放出太多資金，最后連累了所有其他人的時候，我們救他們於水火之中。現在，我們(當然首先是聯儲，但更確切地是整個公共部門)又要貼錢給他們，換取他們不放款了。借款方面對緊縮、失業和貧困，而放款方在信貸匱乏時會得到救援，而在信貸溢出時又會得到賄賂。

在此地是如此，在大洋彼岸的歐洲也是如此。只要有一點基本常識，我們都會知道這不公平。正因為如此，才會讓許多人相信這個系統已經崩壞，才會讓那些反主流的總統參選人獲得那麼高的人氣(哪怕特朗普本人有過四次破和接受救援的記錄)。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優待放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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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雷曼兄弟的變故是個重要原因。政府決定不救援，於是雷曼兄弟崩潰了，許多人都因此批評政府，這引發了后來的大衰退。其他過度槓桿化的，虛弱的機構和他們的投資者們滿頭霧水，不知道自己一旦遇到麻煩，政府到底是會救(貝爾斯登)還是不會救(雷曼兄弟)——於是，信貸市場和股票市場徹底恐慌了。

政府迅速改弦更張，進入救援火力全開模式，美國國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等機構紛紛“得救”了。不許找放款方的毛病！甚至連債務減記都沒有發生！

許多改革論者都相信，如果我們當初沒有過多干涉，允許那些具有更大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破，現在的情況應該會更好。他們指出，救援背后的邏輯是，現代經濟要正常運轉離不開信貸，這似乎言之成理，但是，既然聯儲是終極放款方，他們當然完全可以暫時接管一切，直至金融市場自己康復。

我是個不可知論者，相信決策首先必須要對症下藥，必須能夠讓我們盡可能快地恢復充分就業狀態，其次要盡量少消耗國家資源。其實，我們現在也找不到這些問題的終極答案，更加不必，規避風險是政策制定者的天性，在經濟已經麻煩巨大的時候，他們是很難允許一家又一家重要金融機構倒下的。

可是，有些東西是我千真萬確知道的。只要私營部門的需求大大縮水的時候，財政政策能夠補上缺口，那麼，不管是救援，還是允許失去償付能力的銀行倒閉，我們最終都能夠解決問題。從這個角度來，雷曼兄弟事件給予我們的最明確教訓，其實並不是我們需要加強金融市場監管(盡管這肯定是正確的)，也不是我們必須為了確保私營部門信貸流，就必須救援那些不負責任的，造成了收入財富不平等和經濟不公平的機構。

這教訓應該是，只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並肩合作，才能讓我們回到充分就業狀態。單單恢復信貸流是不足以讓人們重新獲得工作的。這是一種純粹的供應面經濟學想法。

我想，看到這裏，有的讀者可能會想：“等等……我知道了，你是想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泡沫/破滅並發症——靠政府舉債和支出就可以解決？靠政府填補一些缺口就可以解決？怎麼可能？”

我想的當然不是這個，但是也與它差別不是很大。不止是支出或者填補缺口，而是明確投資於高效能的公立學校，投資於人力資本，投資於弱勢和長期失業群體的就業機會，投資於窮人的營養補充和收入提升計劃，投資於世界級的機場、寬頻、港口和水路。

在經濟虛弱的時候，這樣的投資可以獲得立竿見影的巨大好處。受到了太多污衊和中傷的刺激計劃《復甦法案》當中，就有很多這方面的高效措施，但可惜的是結束得太早了。比如，根據我的計算，如果我們2013年沒有進行財政調整，而是將相當於國內生總值3%的資金投入基礎設施，那麼當年，我們就能夠讓出缺口縮小8000億美元。可事實是，出缺口雖然也有所縮小，但一直存在，直至今天。

不要對我講什麼財政紀律之類的廢話。我是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的正式成員，而財政政策必須負責是這個機構一直以來的一貫立場。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我們持續存在的龐大預算赤字與這種暫時性的，填補缺口的投資根本沒有什麼關係。真正的罪魁禍首是遲早要付出代價的減稅，以及不願意調整長期需求的頑固立場——我們總是想要得到豐厚的社會保障，但是我們為其掏錢的意願卻落后了一大步。

汲取了七年前那場災難的一些教訓，《多德-弗蘭克法案》法案也納入了哪怕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只要破便允許死亡的內容。正如我前面所過的，這法案是否會發揮威力，以及未來的政治家們是否有實踐它的擔當，我們遲早是會看到的。

關鍵是，現在我們還有尚未記取的教訓——我們必須終結放款者得到的不公平的優厚待遇，認識到在需求崩潰的時候，信貸只是解決方案的一半。我們晚明白一天，就得多付一天的代價，就在我寫下這些話的時候，那大多數既不放款也不做資金交易的美國人正在不間斷地承擔著不公平的損失。(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