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美關系最要緊的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認為

對中國的外交來說，最重要的莫過於中美之間是否能夠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兩國之間的爭霸戰爭。盡管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大國之間的爭霸戰爭，但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軍事衝突和戰爭發生在中美兩國之間的可能性很低。這里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在發生作用。首先是中國領導層的清醒意識。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並且提出了要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意在避免兩國陷入這一陷阱。盡管美國對中國的這一概念並非照單全收，但也的確意識到中美兩國關係的復雜性，並且表示樂意做這樣的努力。不管怎樣，中美之間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

其次，中國盡管也在加快軍事現代化建設，但中國正在竭力避免和展開與美國軍事方面的競爭，而是根據自己國防安全的需要進行正常的軍事現代化。歷史地看，中國從來沒有成為類似美國和前蘇聯那樣的軍事國家，但中國必須具備足夠的國防能力來平衡美國。更為重要的是，中美兩國現在都是核武大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構成了類似昔日美國和蘇聯之間那樣的互相威懾。

其三，如果國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決定了其外交行為，那么可以說，中國本質上是一個商貿國家。中國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貿精神的反映。從文化上說，中國具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歷史上，除了北方少數民族（如蒙古和滿族）統治中國的時期，漢族的統治者從來不主動去發動戰爭，更不用說是霸權戰爭了，而是通過各種方法求得和平共處，無論是和亞洲周邊的小國，還是和周邊的大國（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國強大了，但這種文化精神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實際上，這種文化表現在中國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過在西方國際話語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人們選擇忽視或者不相信罷了。

不過，這些條件的存在並不是說中國可以實現持續的和平了。只要主導這個世界的是主權國家，主權國家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而這種競爭必然影響到中國的安全，不管中國本身有怎樣強大的和平意愿。中國一方面要確保自己不去主動挑起衝突和戰爭，同時也必須避免被動地拉入或者卷入衝突和戰爭。迄今為止，人們擔憂中美之間的衝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發生衝突，會以何種方式發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間的直接戰爭或者熱戰，中國仍然必須考慮如何避免重蹈前蘇聯的覆轍。美國和蘇聯之間因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懾，也沒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國成功地和蘇聯進行了一場冷戰，最後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兩敗俱傷，蘇聯的解體則表明美國的全贏。中國肯定也不想成為前蘇聯。

中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

步蘇聯的后塵也正是今天中國必須避免的另一種外交陷阱。美蘇冷戰首先表現為意識形態之爭。一旦在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就必然會延伸到其它更廣泛的領域。盡管西方圍堵前蘇聯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的。蘇聯的制度和意識形態被西方視為是最大的威脅。同樣，中美之間的冷戰也最有可能首先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去擔憂這種可能性。

中國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不僅沒有在縮小，反而在擴大。最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美國和中國各自的民族主義高漲，已經不能理性看待對方。美國的對華政策越來越傾向於傳統的現實主義。美國基本放棄了以往那種把中國轉型成為類西方國家那樣的努力，而轉向現實主義。在人權、反恐等問題上，美國不僅會繼續持雙重標準，而且會強化其偏見。美國學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國各方面的體制污名化。在國際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義和非正義的戰爭一說，現在有人又開始討論“好”的恐怖主義和“壞”的恐怖主義。這完全是其意識形態偏見所致。中國本來就存在民族主義情緒，對西方的如此作為，必然會作出更為民族主義的反應。雙方的互動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間的妖魔化就會變得不可避免，意識形態的冷戰也就會開始。

如果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就會逐漸發展到經濟貿易領域。實際上，很多年來，中美商貿很容易受美國的國內政治氣氛的影響。中國在美國的很多投資項目（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被美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絕。到今天，美國對高科技出口中國仍然有非常嚴厲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識形態領域發生冷戰，美國必然會在這方面變本加厲。在商貿領域受到影響之后，美國便會轉向軍事戰略領域和中國競爭。今天中美兩國盡管有頻繁的商貿互動，但軍事領域的互動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實質性意義的交流並不多見。在這個領域，雙方並不存在有意義的互信。一旦發生意識形態領域的冷戰，目前存在的這些交流很快就會付之東流。不僅如此，美國就會重拾往日對付蘇聯的軍事規則。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不會單獨行動，而是會千方百計地動員西方整體的力量。不管怎么說，在意識形態層面，美國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發生意識形態冷戰，西方社會很自然會站到政府這一邊。美國的這一意識形態“統一戰線”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周邊國家。西方話語基本上也是這些國家的主流話語，因為它們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緊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幾乎沒有什么軟力量。因為各種原因，盡管在很多方面中國已經崛起，但在國際社會中國始終沒有話語權。一旦在意識形態領域被妖魔化，美國就很容易動員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對付前蘇聯那樣來應付中國。

盡管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也可以本著“自己不主動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會怕”的原則，但必須承認自己在這方面的短板。從一個層面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仍然是中國的要務。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國“四個全面”中的“第一個”。對現實主義的美國來說，其奉行的是實力原則，只有等到中國真正強大了，才會改變其對華政策。因此，發展仍然是中國避免戰爭的硬道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繼續需要和平的國際大環境。再者，中國並不是像前蘇聯那樣的國家，並沒有要去和美國（或者其他大國）爭霸。中國所擔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為其意識形態冷戰的犧牲品。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必須加緊意識形態建設。問題在於，要建設怎樣的意識形態？如何建設意識形態？在國際事務上，是要建設一個和西方爭鋒相對的意識形態，還是建設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識形態冷戰的意識形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這些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左右派論述過於政治化

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需要應付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挑戰。官方所主導或者支援的意識形態建設，主要是為了回應內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對西方的無限向往。長期以來，自由派和民主派經常用西方的話語，來解讀甚至判斷中國本身的制度。這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可以對現存體制構成很大的壓力。並且，從制度建設來看，自由派和民主派過於脫離中國的現實和實踐，無助於中國的現實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說，政府需要回應，各種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和必要性。但問題在於，左派話語也同樣很難解釋中國，更難提供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話語並沒有為社會所接受而成為中國的主流話語，更在很多方面制造社會的分歧和對立。

今天左右派的論述過於政治化，是一個極端對著另一個極端。即使在霧霾等環保問題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個極端，把什么都和執政黨聯系起來，而左派則是另外一個極端，認為霧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實際上，自由派並沒有多少道理，因為無論誰執政，只要有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會面臨包括霧霾在內的環保問題。左派也沒有多少道理，無論誰執政，都需要解決包括霧霾在內的環保問題，否則就很難說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霧霾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左右派的爭論表現在方方面面。政治體制問題上也是這樣，盡管中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體制，但左右派都要借用西方的話語來說事。兩邊的論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對中國來說，如何直面問題？如何解決問題？這些是最為關鍵的，但沒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論述。

在國際關係上，左派（往往表現為民族主義）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為正確，而民族主義者則相反，把中國的一切置於西方的對立面。在實踐層面，中國既不會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樣，會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也不會像民族主義者那樣，對西方的東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國際關係上，自由派並不能贏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贏得西方的同情。西方的同情，因為自由派爭取西方所認同的價值觀。不會贏得西方的尊重，因為這僅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國變不了西方。民族主義話語即使能夠贏得一些人的支援，但因為具有過分的“義和團主義”色彩，也很難成為國內的主流話語。在國際社會，民族主義者一旦失之過度，不僅會把自己孤立起來，更會陷入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冷戰。

左、右派話語在內政外交上的無效性，表明中國需要對建設什么樣的意識形態這一問題作重新的思考。一個意識形態，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讓人家信服。中國是可以建設這樣一種意識形態的。只要中國具有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豐富的實踐，足以建設一種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識形態或者話語體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論述不同，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需要客觀地反映中國各方面實踐的開放、包容和進步性。沒有這樣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不僅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會繼續極端分化，更容易會和西方陷入意識形態之爭，從而影響中國真正的崛起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作者鄭永年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