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的氣氛為何異常活躍

   有評論文章指出，斯坦福近年在招募上的成功表明，經濟學領域正在進行一場廣泛的轉型。新加盟的人才雖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都能體現經濟學潮流從理論塑模向“實證微觀經濟學”的轉變，后者是對真實世界的原理分析，時常要展開復雜的實驗，或利用大量的數據。這樣的工作需要許多研究助手，進行包括社會學、電腦科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尖端電子計算技術的應用，是上一代人無法想象的。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一直以來，美國經濟學思想的中心都位於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段兩英里長的地帶，它的兩端分別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但現在，在遙遠的西部，有了一個競爭者出現了。

過去幾年里，斯坦福大學將一大批明星經濟學家吸引到了加州帕洛阿爾托——並力保自己的經濟學家不被哈佛和麻省理工挖走。

最新加盟斯坦福的教授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原先在哈佛的阿爾文·e·羅斯(alvin e. roth)，然而最能體現潮流涌動的是，那些頂尖青年經濟學家的去向。自2000年以來的11位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40歲以下最佳經濟學家”得主中，有四人現在斯坦福，比任何大學都多。其中兩人是過去幾個月里加入的，他們是原在哈佛研究不平等問題的拉杰·切蒂(raj chetty)，以及從芝加哥大學轉投斯坦福的馬修·基恩茨科夫(matthew gentzkow)。

斯坦福正在努力將自己塑造成為美國頭號大學，招募經濟學家方面的成功就是這項行動的一部分。它的吸引力來自兩方面，一是作為當今美國最熱門的大學——它的本科入學率為全美最低，募資能力也緊隨哈佛之后位居第二——還有它的周邊擁有全世界最具活力的企業。它和東部大學的對抗，和其他一些產業中的情況是相呼應的，從酒店到汽車生產商，老牌企業在各方面都面臨著矽谷資金和創業者的挑戰。

這也反映了經濟學研究層面的一場更廣泛的轉型，最尖端的工作開始越來越少地依賴那些腦力超群、鉆研著數學理論的學者個體，而是更多取決於將大量數據粉碎后從中尋找有價值資訊的能力，后者能用於處理各種的問題，可以是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異，也可以是產業的組織方式。

“一個為世界營造未來的地方，誰不想去呢？”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紐約時報》長期撰稿人）泰勒·考文(tyler cowen)說，他經常通過博客談論經濟學的學術潮流。他說，斯坦福的經濟學系“有一種波士頓和坎布里奇沒法比擬的活躍氣氛”。

在經濟學界，斯坦福經常被排在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頓和芝加哥大學后面，包括《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最近發布的一項2013年的研究生院調查，以及學者論文引用量的計算方面，都是如此。但這一點也許有變。過去四年里，斯坦福的資深教員增加了25%，有11名領受數百萬美元累積薪俸的學者，要么是從其他學校的頂尖科系挖來的，要么拒絕這些科系的誘惑留了下來。

然而，相比這些大人物的招募，斯坦福的未來更多地要看它培養的博士，他們的學術成就能否得到廣泛引用，影響重要的經濟學討論走向，或成為位高權重的政策制定者，不管是作為總統的顧問，還是央行的領導人。最近10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都是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博士（最近一位不是來自這兩間學校的是1999年離職的珍妮特·l·耶倫，她是在耶魯取得博士學位）。近年對全球經濟政策有重大影響力的經濟學博士中，前美聯儲主席本·s·伯南克；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即將退休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 布蘭查德；聯儲副主席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都出身麻省理工。

不難想象，在東海岸的許多頂尖科系看來，坎布里奇在知識界的王者地位是不容撼動的。“斯坦福對招募哈佛教員如此上心，正說明了我們的強大，”哈佛經濟系主任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說。“我們很容易被盯上，因為全世界最振奮人心、最具創造力和革新力的學者中，有許多在我們這里，斯坦福當然會想得到他們。”他指出本系和哈佛其他院系和諸多合作，加之鄰近麻省理工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形成了經濟學研究工作的高度集中，並且他的系本身也在大舉招募人才。

然而斯坦福近年在招募上的成功表明，經濟學領域正在進行一場廣泛的轉型。新加盟的人才雖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都能體現經濟學潮流從理論塑模向“實證微觀經濟學”的轉變，后者是對真實世界的原理分析，時常要展開復雜的實驗，或利用大量的數據。這樣的工作需要許多研究助手，進行包括社會學、電腦科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尖端電子計算技術的應用，是上一代人無法想象的。

在所有領先的經濟學院系，這種趨勢都顯而易見——在那些實力強大的傳統經濟學院系，也有很多學者在進行實證微觀經濟學類的研究，比如麻省理工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有關如何檢驗對抗全球貧困的方法的研究，哈佛大學的小羅蘭·g·費賴爾(roland g. fryer jr.)在種族不平等的根源方面的研究。但是，最近和斯坦福大學簽約的學者們表示，該校尤其適合做這類研究，因為它有實驗室空間、充足的研究預算和唾手可得的工程人才。

“之前在芝加哥大學工作，我也很開心，但斯坦福好像有種讓人興奮的感覺，而且這里確實在成就些一些東西，”基恩茨科夫說道。“作為一所大學，斯坦福目前實際上處在非常有利的位置，而且它似乎非常有心將這些資源用於經濟學前沿領域的研究。”

最新加盟的學者表示，他們的薪酬水平和之前所在的大學差不多，只不過在有些情況下他們手上的科研預算更加寬裕些。教務長約翰·w·埃切門迪(john w. etchemendy)表示，斯坦福大學的招聘工作從該校的跨院系合作中獲益很多，因為經濟學家會和諸如計算機科學和統計系的學者交流思想，共用資源。

2012年從哈佛跳槽到斯坦福的羅斯列舉了他自己在腎臟移植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直致力於建立一個“配對交換”系統，通過這一系統，那些因血型、抗原或抗體不匹配而無法給摯愛親友捐獻腎臟的人，可以將腎臟捐獻給與之匹配、同時又有捐贈意愿可以給其他人捐獻器官的腎臟接受者。他在和醫學院、工程學院的同事合作。“這樣的系統在計算上是非常復雜的，”他說。

與此同時，切蒂也看到專注於使用大數據的研究會有怎樣的益處，這種大型研究的編制和分析非常困難。比如，他所做的項目就研究了幼兒園教師的品質是否會對一個人未來的生活和收入產生持續性的影響。

“灣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在數據、方法和機器學習方面，存在一些令人興奮的機遇，”他說。那類研究所需要的實驗室空間與硬科學更接近——斯坦福利用了這一點。

相對不那么清楚的是，明星經濟學者在斯坦福大學扎堆，是否也能形成其他頂尖大學已具備的一脈相承的學派。

以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為代表的芝加哥經濟學派，是新古典思想中的翹楚，他們強調市場的效率和政府干預的風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一直秉承凱恩斯的傳統，培養出多位身居高位的經濟決策人士，在過去幾年引領世界經濟度過了重重風波。

“不存在什么斯坦福學派，”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b·道格拉斯·伯恩海姆(b. douglas bernheim)說。“這不是一個講究學說的地方。學說往往會簡化事物，而我們越來越意識到，我們所要努力解決的社會議題是極為錯綜復雜的。在斯坦福，我們的主要共識是，研究人員必須對各種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保持開放心態，但在自己的研究上則要嚴格、徹底和謹慎地采用最高標準。”

換句話說，更重要的不是學者得出怎樣的具體結論，而是得出結論的過程。

“我感覺這對經濟學而言，是一種進步，”切蒂說道。“我認為從事此類研究的斯坦福，會成為另一個可以和哈佛和麻省理工經濟學系相媲美的頂級院系，這類研究證明經濟學領域的研究正在變得更加深入。這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天大的好事——我不認為這是非此即彼的零和遊戲。”

在最近的學者招募中，斯坦福可能已經還有一個天賜的秘密武器。“連今年的天氣都很配合我們，”伯恩海姆說。“去年冬天波士頓九尺深的大雪肯定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