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湖漁夫：三輪量化寬松與美國國勢的江河日下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出籠的基本背景

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中，所謂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被西方經濟學家宣揚為所為“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的兩項基本內容，這些偽理論完全是一種誤導。在壟斷資本控制國家政權運行的前提下，中央銀行已經成為創造貨幣資本的專門政府機構設置，中央銀行發行出來的貨幣一旦進入市場體系，也就同時資本化，並且和占有它們的人或者社會組織一起。開始資本循環以牟取利潤。美元一旦離開美聯儲，轉到美國企業和金融機構手中，也就在美國資本主導和控制的國際市場中循環，以獲取利潤的方式從全球聚斂財富，進而為美國人的金融生存提供來源。所謂“量化寬鬆”非常規貨幣政策出籠，是美國壟斷資本竭力擴大自己的在全球市場的資本循環規模和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份額、維系美元本位制的舉措。

一般而言，經濟危機的發生是因為社會分配不公造成的。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金融市場的動盪繼續強化美國經濟的產業空心化進程和金融化進程。美國有限工業生產繼續大幅萎縮，工業產出增速從危機前的3%大幅跌至-15%，產能利用率從危機前的79%大幅降至2009年5月的63.7%，企業破產申請案件從危機前的11.6萬飆升至42.2萬件），出現倒閉潮，非農部門總就業人數從危機前1.45億人大幅跌至1.34億人，失業率從5%飆升至10%。據美國一份2012年的調查報告顯示，全美1%的最富有者，占據了所有家庭總收入的19.3%；10%最富有家庭，占據了全國總收入的48.2%。其中，前一個指標超過了1927年的最高點18.7%，后一個指標超過了1932年的最高點46.3%。而美國歷史上的1927年至1932年正是經濟周期從高峰跌落低估的時期。

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韓國金融危機發生之后，美國資本對這些國家十多年甚至數十年的經濟成果進行金融洗劫的行徑，已經開始被世界各國所認識，這些國家盡管對美國資本推動的與國際慣例接軌和全球化敢怒不敢言，也紛紛扎緊自己國家的市場籬笆墻，次貸危機和歐元危機的發生，更是加深了全球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這一認知；這些國家，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友對美國的離心化逐步發展，相互之間漸行漸遠，不是美國的“巧實力”運用能夠彌補的。2011年，《人民日報》曾指責美國政府的“發債成癮”，遭到美國報紙關於中國“買債成癮”的回擊。不僅全球“投資美國”金融市場的熱情大降，而且近幾年來各國對美國增發巨額美鈔的用意可謂心知肚明，同樣通過各自中央銀行進行貨幣信貸擴張，也就是所謂的“巨資救市”，國際資本市場中各種貨幣計價的名義資本規模出現膨脹，錢多為患，熱錢泛濫，各國資本勢力的爭斗也導致金融市場持續動盪。在此情形下美國資本全球剪羊毛的活動已經很難找到夠格、對美國戒心很低、來錢快的“國際肥羊”。在600多萬億美元的金融市場中,非美資本“原料”來源大幅下降， 美式金融絞肉機的“產能”利用率同樣大降。

因為美國華爾街壟斷財團掌控美國政權運行，加上國內高消費所導致的社會保障支出、將阿富汗戰爭打下去的剛性軍費支出，美國的國債膨脹過程有增無已，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連年飆升，2010年分別達1.5萬億美元和14萬億美元，分別占gdp的10％和93％。政府每年僅付利息就要支出數千億美元。為了維持這些政府支出，在2011年也就出現了美國政要在全球巡回推銷美國國債的奇觀；各國民間資本流向美國的流量減少，那就尋求各國官方投資美國金融或者國債市場。美國華爾街財團憑借它們近兩百年的資本積累，不是沒能力買下這些新發行的美國國債，而是要繼續給外國投資者設坑；因為國際外匯市場同樣被美國資本控制，在每次國債銷售過后，美元對對它的主要債權國家的貨幣必然開始貶值！以它2010年所欠14萬億美元外債計算，美元每貶值一個百分點，相當於它可以少還1400億美元的債務。從ｇ２０多倫多峰會到2010年11月中旬的4個多月內，美元貶值4％，僅各國所持14萬億美元國債就損失5600億美元。從2010年6月至11月上旬，美元對人民幣貶值3％，使中國外儲和所持美國國債分別損失546億美元和270億美元。換言之，美國資本及其控制的聯邦政府利用特有的全球資本循環模式變相地賴債，通過市場轉移和部分吞沒這些國家財富。而美國國會兩黨年復一年的提高國債上限的“民主”爭斗，成為維持美國政府信用的遮羞布和自導自演的鬧劇。除了一些被美國施加壓力的國家對購買美國國債聊作表示之外，自愿購買的國家也就很稀罕了，大家紛紛處以危機困境中“地主家沒有余糧”而婉拒。

三輪“量化寬鬆”過程

在量化寬鬆開始之前，美國還一度以這種“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施行與否,向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施壓，希望各國官方和民間的美元資本回流美國，以濟美國金融和財政上的困境；在世界各國沉默之后，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也就出籠了。

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宣布從兩大住房抵押貸款機構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聯邦住房貸款銀行購買最高達1000億美元的直接債務，並另外購買最高達50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援證券，這標志著金融危機后美聯儲第一輪量化寬鬆(qe1)政策的開始， 2010年3月底結束，累計購買1.725萬億美元資產，其中包括1.25萬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援證券、1750億美元機構債和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購買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平均每月購債750億美元，第二輪量化寬鬆(qe2)政策的開始，2011年6月底結束，期間共購買6000億美元國債。2012年9月13日，美聯儲宣布啟動第三輪量化寬鬆(qe3)政策，不設期限，每月購買4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同時繼續執行賣出短期國債、買入長期國債的“扭轉操作”到今年底，並將超低的聯邦基金利率指引延長至2015年年中。從2007年8月開始，美聯儲先后10次大規模降息，利率由5.25%降至0%-0.25%的目標區。12次降低貼現利率，累計調低525個基點至0.5%。

三輪“量化寬鬆”的作用：去杠桿化

4年前的9月，隨著雷曼兄弟的轟然倒下，次貸危機達到了高潮，“去杠桿化”這個金融詞匯也隨著媒體報導進入尋常百姓視野。在美式金融絞肉機的形成過程中，杠桿化交易設計的引入，一方面金融市場債權債務總額和交易標的總金額倍數放大，另一方面也就加快了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市場操縱過程中對非美資本的絞殺速度，全球財富因此在短期內大規模進行國別轉移，主要流向美國;這也是中國對美出口暴增的原因。“去杠桿化”發生的背景一個方面是因為全球“投資美國”的熱情降低，非美資本向美國金融市場流動大幅減少，龐大的美式金融絞肉機沒必要再維持其龐大的“產能”，縮小規模以降低市場運行成本。另一方面給美國國內市場龐大的金融膨脹氣球“拆彈”，避免新的債務危機和本土金融市場的動盪。

在2011年第二季度，不包括社保欠賬等所有隱性債務，美國的總債務與gdp之比為279%，遠低於英國的507%和西班牙的363%。和其他國家不同，美國的主要債務是由個人債務唱主角，國家債務還排在公司債務之后。上世紀90年代美國人收入100美元，消費80美元，儲蓄10美元，還貸10美元：進入21世紀是收入100美元，消費90美元，還貸12美元，儲蓄變為負數，以借新債還舊債度日。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提供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2011年3月底美國消費者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11.5萬億美元，這些債務統計數據並不包括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消減的、總額在1.03萬億美元的優秀消費者的債務。2012年第一季度,據美聯儲公布的家庭債務比例(dsr)數據，美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0.98%被用於還債，比2007年第三季度最高點14.08%有顯著下降，達到1994年來最低點。

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美聯儲決定購買3000億美元長期國債、收購房利美與房地美發行的最多1.25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援證券，對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房利美與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公司（aig）“直接救援”。銀行通過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擔保向政府要錢，美國政府向美聯儲銷售國債, 於是這部分“債務”最終轉嫁給了美國政府，最終由美國老百姓負擔；華爾街財團成了最終貸款人和全國老百姓的債權人。2008年年初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尚不足1萬億美元，而到2014年10月底已經超過4.5萬億美元，短短幾年增長超過3.5萬億美元；而美國那些陷於債務困境的金融機構和企業又開始獲得貨幣資本，恢復活力。

2014年1月，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表研究報告認為，目前美國第一階段去杠桿化已經接近完成。大約三分之二的私人債務通過違約來完成去杠桿化，而絕大多數違約的損失最終變成了美國的國家債務，美國國債總額也就年復一年地滾雪球增長。

三輪“量化寬鬆”的作用：全球性剪羊毛

因為全球“投資美國”熱情的下降，使得美國國內金融市場的贏利機會大幅減少；“去杠桿化”又使美國金融機構和企業獲得美元貨幣資本，於是更多的美元資本開始主動出擊，流向全球金融市場，在各個地區的金融市場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場進行投機活動。

金融危機以來，國際金融形勢錯綜復雜，金融市場動盪給善於捕捉市場任何風吹草動的對沖基金提供了的機會。“安倍交易”、“卡尼交易”成了對沖基金行業耳熟能詳的名字。自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臺后，因大力推崇質化及量化的寬鬆政策（qqe），同時推動日元進入貶值過程，被索羅斯基金、綠光資本、thirdpoint等全球大型對沖基金抓住機會集體押注日元貶值，他們把做空日元潮稱為安倍交易。其中索羅斯基金曾在2013年初通過做空日元賺取了近10億美元。2013年7月馬克•卡尼（markcarney）出任英國央行行長時，英國經濟的不景氣使對沖基金經理們紛紛預測卡尼將推出量化寬鬆政策導致英鎊貶值，但忌憚於歐洲金融監管部門對內幕交易及持倉限制的嚴格監管，除投機客直接在外匯市場建立英鎊空頭頭寸外，包括索羅斯基金在內的全球主要對沖基金主要采取減持英國國債、買進押注英國國債收益率上漲的衍生品等方式，變相做空英鎊。

資本在本性上具有貪婪和恐懼的兩面性。美國資本在全球剪羊毛的過程中對這種兩面性進行嫻熟運用，一方面充分利用其市場話語權，在全球各地市場攪風攪雨，配合美國資本的市場投機動作發布各種經濟研究報告和頻繁使用信用評級大棒，制造漲跌預期；另一方面，就是頻繁運用政治軍事手段在世界各地制造衝突和社會動盪，引起國際資本的恐慌性逃逸，給美國資本的投機行為制造機會。“烏克蘭危機”本來就是美國策劃的地區動盪，此后的國際石油價格被腰斬，一方面固然是美國為了打擊俄羅斯經濟運行，另一方面，給美國資本提供市場贏利機會，美國資本在事件前夕就在紐約和倫敦金融市場完成了做空版面。

有人估計，在美國第二輪量化寬鬆的6000億美元中，大約40％將通過各種渠道流入中國，中國在全球各國中成為 “量化寬鬆”的主要對象。大量涌入的熱錢不僅加劇中國資本市場和期貨市場的蹦極，人們應該記憶猶深的是當年美國金融公司高盛的12月初發布的“陰陽臉”股市報告和要求證監會擴大審批qfii家數和規模的呼聲；而且 “助力”中國消費品價格的持續上漲；在經營消費品企業的利潤構成中，在流通領域的利潤數倍於生產領域的利潤。這也是要求“市場化改革”從生豬、大豆等行業擴大到所有糧食和副食品行業的呼聲蔓延的利益動因。

美式“荷蘭病” 和“再工業化”之夢

奧巴馬在2012年新年的國情咨文中提出“美國復興與再投資計劃”，從中國撤回制造業，在2012年撤回39%，在2013年撤回70%，2014年撤回100%。也就是所謂的“再工業化”計劃。這種愿望的是否實現到目前為止已經不言自明。2013年，在曾經的美國汽車工業名城底特律，不僅曾經享有盛名的汽車企業已經將生產線外遷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而且因為產業衰落和城市政府因債務纏身而“破產”，一度被美國媒體成為“悲慘之城”。在美國著名的工業名城的長長名單中，底特律市的遭遇並非個案。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主要是指美國基礎工業行業遷往海外，其一，基礎工業，諸如鋼鐵、汽車、電氣、金屬冶煉…等等，這些高消耗和高成本行業的企業都將生產線遷往海外的低成本地區，其二，即使是留駐美國本土的軍工企業的高精尖武器的生產，其絕大部分零部件的采購來自海外，生產鏈上游分布於全球各地。這種產業版面固然降低了軍工企業的產品成本，但是軍工產業對海外零部件生產及銷售市場的依賴也不斷加深。在美國的產業構成中，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占到80%左右，從而美國的就業人口的絕大部分也就依賴於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中的企業及其資本循環。

在以往的對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分析中，人們一般認為美國再工業化的障礙是美國的勞動成本太高，因為對成本問題的注意，而忽視了美式“荷蘭病”的形成。所謂的美式“荷蘭病”，是指美國人從事金融及其他服務行業，從這些行業獲得收入遠高於從事基礎工業行業而獲得收入，從而實現一種高收入和高消費的舒適生活方式。美式“荷蘭病”當然發端於美國經濟的金融化過程，其基本奠定的標志就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資本從俄羅斯洗劫了前蘇聯積累的天文數字的財富，以及以網絡科技為先導的新一輪經濟周期在世紀之交達到頂峰，來錢快和隨著經濟繁榮的生活水準的提升，很少有人再愿意去從事艱苦的科學技術研發和進行需要專門技能的誠實辛苦的勞動，而是躺在前人的工業成就上玩玩金融煉金術就能夠活得更好。美式“荷蘭病”不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拋出一份“再工業化”計劃就能夠治好的。因為即使將海外美國資本掌控的工業企業搬回本土，可能再也找不到足夠的工程師和產業熟練工人。一代代工程師隊伍和產業熟練工人隊伍的保持，是在持續的工業生產過程中長期訓練的，工業技能和技術訣竅需要一代代人反復操作實驗和積累，可能還要付出大量工業殘次品的代價！換言之，美式“荷蘭病”的形成，如果從上個世紀80年代算起，到如今已有30余年，在這30余年中美國的工業傳承已經暫時中止。這就造成美國工程師隊伍和產業熟練工人隊伍的斷代。

已有的產業或者經濟周期過后，一個新的周期的起點出現，有待能夠改造生產與生活方式的革命性新技術的出現。新的經濟周期的形成，永遠需要至少一個以革命性新技術為基礎的新興的產業來擔綱主持，新興科學技術的產業化需要大量的技術儲備。克林頓執政時期的經濟振興，是以網絡科技行業作為一個經濟周期主導的。雖然美國的科學技術因為歷史積累一直處於全球的領先位置，在美國受到財力限制而科研投入減少、科學技術進步的步伐變緩的情況下，科學技術出現突破性進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否則以美國人曾經的科技產業化能力和資本積累，不至於自認為世紀初十年是“停滯和失落的十年”。即使出現革命性的改變社會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新科學技術體系，還要考慮到新產業和既有老產業的相互關聯，美國的再工業化也非短期內可以成行。另外，工程師隊伍和產業工人隊伍的訓練也需要整整一兩代人的努力，越先進的技術的掌握，需要的訓練時間反而越長。

美國的能源產業戰略

截止2009年底，當前美國20%的電能來自於核能，70%的清潔電也來自於核電。到2008年底，美國風電裝機總容量252億千瓦，新增風電裝機容量84億千瓦，均居世界首位。2008年美國太陽能裝機容量為877.5萬千瓦，同比增長17%；在太陽能電池導入量上排名世界第三。美國全國電力生產的1/3來自非碳能源。在奧巴馬政府的“美國復興與再投資計劃”中，準備在3年內讓美國可再生能源的產量倍增，計劃在未來10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進行新能源開發，並創造500萬個新工作崗位；到2015年新增100萬輛混合動力汽車；到2012年做到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美國發電總量的10%，到2025年占到25%，實現過去30年才能達到的目標。

美國新能源產業的緩慢發展，只能逐步實現對化石能源的替代，這個過程因為過於漫長和資本流入的規模偏小，對刺激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短期作用可能微乎其微。美元本位制是和最重要的化石能源——石油相依賴的。因為美國的全球軍事部署，對全球的能源和資源加以控制，美國壟斷資本集團中的能源利益集團在石油貿易和消費上的利益已經超越自身國界，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最重要利益之一。過快放棄石油這種化石能源，會使得美元本位制迅速走向崩潰，美國的全球霸權的經濟基礎會喪失；同時美國的龐大的石油利益集團的利益會受到直接威脅。這恐怕也是當年小布什政府為了眼前利益屈從於國內壓力而拒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國新能源產業能夠迅速發展，最好的替代期應該在2007年到2010年的原油高價期間，新型的、清潔的、同時因為美國政府給予了很多優惠措施而更經濟的能源本來應該迅速而廣泛地得到應用和普及，比較容易形成大規模的投資熱潮。

十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進行頁岩油氣的勘探和開采活動，在近年來形成一個小規模的“頁岩油氣革命”投資熱潮，從而美國的就業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因為2014年5月份美國能源署大幅修正了頁岩油氣的可開采儲量，同時美國資本因為遏制俄羅斯經濟而操縱石油價格，導致石油美元價格被腰斬；澆熄了頁岩油氣開采活動的熱潮。因為頁岩油業熱潮而帶來的美國經濟復甦就此夭折。

在近年來的輿論論調中，因為頁岩油氣開采增加，美國能源基本自給，出現一種“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下降、石油美元本位制安然無恙”的調門，並且大肆呈現。這種輿論搞混了一個事實：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程度降低對石油美元本位制並不重要，對石油美元本位制重要的是，其他工業化國家依賴中東石油！

美國國力的江河日下

經過世紀之交的經濟繁榮之后，特別是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爆發，美國國力因戰爭的消耗再次走向衰落的軌道，而且從目前來看未有窮期。因為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或者產業空心化，特別是美式“荷蘭病”的發展，自次貸危機爆發后，七年過去了，作為國力基礎的美國經濟仍然在繼續衰退之中，仍然看不到復甦的亮光，因為美國人的金融生存，美國國內資本在全球“投資美國”的熱情消褪后，在美國本土金融市場已經難以找到獲利機會，只能繼續走向海外，這也就意味著在產業空心化之后，美國資本會長期游離於境外。但是由於全球各國對美國資本洗劫國家財富（比如墨西哥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劣跡日益清醒，各國資本對美國資本的市場抵抗和制度防范也就會上升，美國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大肆投機的余地和利潤來源都會縮減。作為美國經濟核心產業的金融服務業在資本逃離美國的市場的前提下，難以再現昔日的繁榮，特別是“去杠桿化”的繼續推行，美國的就業狀況會繼續惡化。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5月,（即使考慮到頁岩油氣業的勃起）美國整體失業率從上個月的7.5%上升至7.6%。但是也有人對數據產生作出分析,分析認為,對於很多失業的美國人而言，5月份的數據清楚地表明就業形勢已經惡化;失業情況嚴重的是年輕求職者，尤其是黑人或者拉丁裔，以及年輕男性群體。年齡在16歲到24歲之間的黑人的境況最為糟糕，其失業率從4月份的24.9%上升至5月份的28.2%。強勁增長的就業機會來自於低薪行業。自動減支已經造成公共部門很多薪酬較高的人員失業,有23個州已削減了失業救助福利。當用人單位增加就業崗位固然是好事，但當你考慮到大多數工作為低薪，真正的失業率接近14%，年輕的美國黑人的失業率更是接近30%等種種因素時,失業數字可能掩蓋了嚴峻的就業形勢。經濟復甦對美國而言是那么地遙不可及！

在金融資本的利潤減少、經濟持續衰退的情況下，美國的軍事能力也就出現下降。2014年上半年，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了2013年世界軍費開支報告。報告顯示，2013年，世界軍費開支總和為17470億美元，相比2012年減少了1.9%，繼續保持負增長。相關數據表明，從2012年開始，世界軍費開支總和出現了21世紀以來的首次負增長，與2011年相比，下降了0.4%，為17530億美元。如果不計算美國軍費開支，2013年世界其他各國軍費開支總和相比2012年，仍增長了1.8%。2013年，美國軍費開支為6402億美元，相比2012年的6848億美元，下降了7.8%，占據世界軍費開支總和的37%，仍保持世界首位；而2011年，美國軍費開支則高達7113億美元。如果不計算美國軍費開支，2013年世界其他各國軍費開支總和相比2012年，仍增長了1.8%。在軍費來源縮減和籌措更加困難的條件下，美軍被迫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國政府被迫削減國防預算和部署全球軍事收縮。截至2014年4月初，美國國債總額已突破12000億美元。而俄羅斯、中國、沙特阿拉伯及其他20個國家的軍費開支保持正增長。特別是近年來俄羅斯軍費支出呈上升趨勢。2011年，俄羅斯軍費開支為702億美元，2012年增長到800億美元，2013年為878億美元，相比2012年提高了4.8%，穩據世界第3位。為重新裝備俄軍和提高俄軍現代化水平，自2011年開始，俄羅斯實施了大規模的國家武器發展和采購計劃，即《至2020年俄羅斯聯邦國家武器發展綱要》，總預算6370億美元。按計劃到2015年，俄軍新型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所占比例將達到30%；2020年，這個數字將進一步上升到70%～100%。未來幾年，俄羅斯還將在武器裝備研發和采購上大力投入。

美國軍事能力下降意味著插手地區事務的國際政治能力也在下降。在整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政府在十年中支付了1萬億美元的戰爭費用，卻是勝而不利。因為軍費拮據，美國軍隊發起的軍事演習多借用與盟友聯合軍演的名義進行，不僅要求盟友補貼演習費用，而且軍演的規模和質量也在嚴重縮水。“禿鷲”軍演是2014年世界最大型軍演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展示美韓軍隊遏止韓半島戰爭的決心。按韓聯社說法，相比去年，美軍參加“關鍵決斷”軍演人數增加，參加“禿鷲”軍演人數減少。原因在於美國財政預算縮減導致軍事開支減少，只能“割愛”花銷較大的野外訓練，轉而加強耗費裝備和物資較少的計算機模擬軍演。在美俄發生烏克蘭衝突之后，美國對烏克蘭“民選”政府軍卻無力提供重武器，更別談按和俄羅斯打一場代理人戰爭了。

軍事和金融是石油美元本位制維系和運行的兩個車輪；兩者相輔相成，相互支援，石油美元本位制才能夠繼續存在下去。一旦兩者陷入螺旋形的交替下降之中，石油美元本位制的基礎也就日益喪失，石油美元本位制的崩潰也就為期不遠矣！ (本文作者清湖漁夫系和訊博客著名博主、和訊評論特約研究員)

參考文獻：

《論經濟周期》

《反經濟周期財政政策理論批判》，清湖漁夫；

《反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理論批判》，清湖漁夫；

《通貨膨脹過程》，清湖漁夫；

《透視西方通貨膨脹理論》，清湖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