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建議：上海大學智庫應照巴斯德型研究策劃發展

上海高校搞智庫，無疑應該按照巴斯德型研究進行策劃和發展，將學術研究與政策咨詢整合起來，發揚大學智庫不同於其他類型智庫的獨特競爭力。

智庫熱正在中國興起，但是對於傳統上被認為是以教學和研究為主業的大學，要不要搞智庫，應該搞什么樣的智庫，卻存在有趣的思想分歧。本文從以mit為代表的現代三螺旋大學說起，談一些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想強調巴斯德型研究對於大學搞智庫的意義，提出上海可以發展海派大學智庫的建議和看法。

現代三螺旋大學及其政策咨詢功能

有學者強調，大學的主要功能是學術研究，作為社會服務的政策咨詢可以做，但並不占主導。筆者認為，這恐怕是傳統的研究型大學的看法。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發展經過了三次重要的變革，即第一波教學型大學，第二波研究型大學，第三波創業型大學，由此形成了當代大學的三種功能，即教學、研究、社會服務。討論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很大程度上與創業型大學或者更確切的說法是三螺旋大學有關。創業型大學或三螺旋大學的概念，緣起於美國科技政策專家埃茲科維茨對mit等后哈佛型大學的研究【《麻省理工學院與創業科學的興起》（2001）和《三螺旋》（2003）】。10多年前研究同濟大學周邊產業發展與同濟教授之間的互動，研究楊浦區城市轉型的“三區聯動”，感到創業型大學和三螺旋的理論，可以對政府、企業、大學相互作用下的城市和區域發展做出合理的理論解釋，更有政策方面的啟發意義。現在討論大學的智庫功能，也從埃茲科維茨的研究，看到了政策咨詢和智庫功能在三螺旋大學中的作用。有關的理論啟示可以概括如下：

（1）創業型大學替代研究型大學成為當今大學發展的新標桿。埃茲科維茨有關創業型大學研究的最大發現，是不同意把傳統的學術研究放在大學鶴立雞群的地方，而是認為現代大學應該強調教學育人、學術研究、社會服務三者並重，認為這是大學從封閉性的內部導向，向開放性的外部導向變遷的第三次變革。他的書我最有印象的一段話是：“將基礎研究、教學、產業創新和社會創新結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為學術界的榜樣。”一直以來，追求基礎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都是美國精英院校首要的存在理由。哈佛大學曾經是一個榜樣，哈佛很多學院都在各自的領域內標榜自己的“哈佛”地位。但是現在已經很少聽到這樣的說法。而且隨著哈佛和其他曾經以哈佛為榜樣的高校努力模仿創業型大學模式，“mit最終將向傳統的美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看齊的預言失敗了”。

（2）今天的經濟社會創新需要大學、政府、企業的三螺旋。埃茲科維茨提出創業型大學之后，很快提出了大學、政府、企業三者互動的三螺旋理論，強調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創新，不管是國家層面還是地方層面，均需要依賴政府、企業、大學三種組織之間的互動；強調大學已經成為三螺旋大學，已經從原來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邊緣走進了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已經從內部導向的學術象牙塔走向了內外互動的大有作為的創新前沿；強調三螺旋大學的標志就是教學活動、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的互相滲透、互相支撐，包括技術咨詢和政策咨詢在內的社會服務已經成為大學不可或缺的支柱性成分。

（3）大學的社會服務包括面向企業的咨詢和面向政府的智庫。創業型大學主要強調大學與產業之間的雙邊互動，三螺旋大學在更完整的意義上強調了政府、企業、大學三種組織的互動。即，三螺旋大學在強調大學與企業之間雙向關係的同時，也強調大學與政府之間的雙向互動，其中很大部分是大學對於政府的政策輸入和智庫作用。mit的典型事例，是20世紀20—30年代康普頓校長向新英格蘭地區政府建議，發展基於大學知識溢出的科技型公司來促進經濟轉型，由此成立了包括mit教授的新英格蘭地區委員會，使得mit在新英格蘭地區的經濟轉型中起了重要的智囊和推手作用。而大學的社會服務功能要加強，要有一批用自己的研究專長為社會提供知識性服務的咨詢型教授或戰略科學家。此外，后來擔任副校長的電機工程教授布什，1945年為羅斯福政府寫了《科學——永無止境的前沿》的政策報告，這個報告促進了美國戰后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布什本人則成為智庫型教授或戰略科學家的重要代表。

（4）大學的智庫作用和戰略科學家的影響通過多樣化的方式表現出來。mit等三螺旋大學的事例表明，大學研究機構和戰略科學家對政府的作用和影響，不僅表現在向聯邦政府提供戰略性的政策建議，也頻繁地表現在為大學所在區域發展提供智力輸入和支撐；不僅表現在一時一事的政策研究和咨詢服務，而且表現在大學教授在政府中擔任咨詢顧問；不僅表現在直接向政府commit政策研究報告，重要的是以非直接的方式對政府產生概念性或思想性的影響。現在我們把大學智庫理解為單純地為中央政府服務而忽視為地方發展服務，強調政策報告而忽視其他影響方式，強調批示性影響而忽視概念性影響，多少是對大學智庫的作用方式簡單化了。

學術研究不可搖身一變為智庫研究

強調三螺旋大學提升了政策咨詢和智庫功能在大學中的作用，並不等於大學里的傳統學術研究可以輕而易舉成為智庫研究。在這個問題上非此即彼的兩極思維，不是把大學的智庫功能放在可有可無的地位，就是說大學的學術研究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智庫研究。細究起來，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在研究問題、研究成果、研究評價、研究主體等四個方面存在重要差異：

（1）從研究問題看，經常出現的誤區，是把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差別，歸結為是理論導向與問題導向的差別，好像只要關注了問題就可以成為政策研究。其實，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均要從問題出發，關鍵是問題的性質與起源有不同。一般地說，傳統的學術研究往往緣起於理論系統內部的問題；而智庫研究是要關注需求導向的實際問題。

（2）從研究產品看，經常出現的誤區，是用傳統的學術論文寫作方式組織智庫的研究成果或撰寫政策研究報告。一般地說，學術論文重在研究為什么，如果沒有深刻的解釋性機理，會被認為是膚淺的、描述性的；而政策報告的重點是要說明怎么做，讓作為使用者的政府看后能夠解決問題。實踐中經常看到，一些教授簡單地把理論化的論文改頭換面拿來當作政策報告，到了政府手里，當然會被認為沒有操作性。

（3）從成果評價看，經常出現的誤區，是用學術界的同行評議替代政府評價來認定智庫研究的水平。一般地說，同行評議主要考慮有沒有重要的理論創新和知識創新，對問題、方法、數據等的規範性有苛刻的要求；而對政策研究的評價應該是用者導向的，不在於思想上有多少創新、規範上是否有板有眼，而是考慮有沒有好的解決方案，是否能夠包容性地解決不同利益相關者的衝突。曾經看到，某個有很好學術論文發表紀錄的大學教授，基於單純的效率分析對官員說北上廣深等中國大城市吸引人口還不夠，被聽者認為是單一地用經濟思維，而缺少經濟、社會、環境、政治等多利益平衡的思考。顯然，大學教授做智庫需要超越狹隘的專業思維，進行多學科的整合，才能有真正有價值的政策方案。

（4）從研究機構或研究主體看，經常出現的誤區，是把現有的大學研究機構簡單翻牌成為智庫研究機構，於是一夜之間在大學中出現了成百上千的智庫。其實，高校的許多研究機構原來是為學術研究而設立的，常常具有很強的單學科特征，並不具有做政策研究需要的多學科性和面向實踐問題的研究基因。大學里的研究機構要能夠成為智庫，需要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兩種經驗的整合，需要有兩者兼有的戰略型科學家作為領軍人物。記得普林斯頓大學著名華裔經濟學家鄒至莊說過，他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上取得成功之后，對政府的經濟政策能夠發表咨詢意見，是到政府部門有過實踐、經過高者指點才有感覺的。

經常看到，一些大學里的研究機構在不能用傳統的學術研究當作政策研究之后，又走向反面，單一地去做與政府研究機構一樣的事情。在我看來，這樣搞大學智庫，缺乏對政府工作的了解，完全是在干毫無大學自身優勢的事情。

巴斯德型研究對於大學智庫的意義

說了現代三螺旋大學搞智庫的必要性，說了與傳統學術研究變為政策研究的缺陷，現在可以引出本文要強調的意思了：大學搞智庫，關鍵是要搞基於學術研究的政策研究，要搞巴斯德型的用戶導向與理論支撐相結合的政策研究。這樣，既可以區別於傳統的從理論到理論的學術研究，也可以區別於政府研究部門等從政策到政策的咨詢研究。

(1)巴斯德型研究的學用融合特色。與傳統的純理論研究和純應用研究不同，巴斯德型的研究具有將理論探索和用戶導向整合起來的特征。在有關三螺旋大學和創業型科學的研究中，人們按照是否探討理論機理和是否考慮用戶需求，將研究工作分為三類，即普朗克型、愛迪生型和巴斯德型。傳統的純理論研究是普朗克型研究，要求對所研究的問題，給出理論上的解釋，一般不關心實際上的用處，是從理論到理論、從模型到模型的研究；傳統的純應用研究是愛迪生型研究，要求對所要解決的問題，給出實用的解法，一般不討論機理性的解釋，是從技術到技術、從實踐到實踐的研究。而巴斯德型的研究，是要把理論性的機制解釋和應用性的解決方案整合起來，既要解釋為什么的問題，又要提供怎么做的措施。因此，它既不同於純理論的學術研究，也不同於純實務的政策研究。

（2）巴斯德型研究的兩個探討方向。把用戶導向和理論研究合為一體的巴斯德型研究，包含了兩個探討問題的方向，可以對發展學術與應用相融合的大學智庫產生重要的啟示。一是發展基於理論研究的政策研究，不同於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大學智庫可以運用已有的理論研究發展出有新意的政策性解法。例如，我們在有關循環經濟方面的研究中，在搞清楚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理論關係基礎上，提出了循環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提出資源生產率指標、提出中國發展減物質化戰略等具有政策意義的東西；二是發展基於實際問題的理論研究，不同於傳統的學術研究，大學智庫可以從已有的政策方案探討有新意的機制性理論，反過來給政府的政策提供支撐。例如，我們在有關循環經濟的研究中，對經濟過程中物質流的流動為什么需要從開采-制造-扔棄的線性經濟轉向減少-分享-再用的循環經濟，用生態經濟學中的生態規模和生態效率概念給出了有新意的理論解釋。

（3）巴斯德型研究對於大學智庫的意義。在政策研究方面，巴斯德型研究既區別了傳統的學術研究，也區別了政府部門的政策研究，可以給大學智庫提供獨特的研究方向和發展獨特的研究優勢。一般來說，解決問題的對策方案有兩種類型，一是針對問題狀態的對策，另一是針對問題原因的對策。與就事論事、治標導向的政策研究相比，巴斯德型研究通常是在探明因果關係上的治本導向的政策研究。這表明，與政府研究機構那些常規性、戰術性、分析性的研究工作形成對照和分工，大學智庫的政策研究應該更多地涉及那些反常規、戰略性、整合性的方面。在學術研究方面，巴斯德型研究提升和拓展了大學的理論研究。埃茲科維茨將從實際問題出發的多學科的理論探討，稱之為研究模式2；將傳統上從理論問題出發的單學科的理論探討，稱之為研究模式1。大學智庫的發生發展符合大學發展的學術重演律，模式2來自模式1，但有新的內容，從中可以看出搞巴斯德型的大學智庫，不是對大學的研究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要求，可以打消不少傳統的研究學者看不起智庫研究的腐朽之氣。

發展具有上海優勢的海派大學智庫

上海高校搞智庫，無疑應該按照巴斯德型研究進行策劃和發展，將學術研究與政策咨詢整合起來，發揚大學智庫不同於其他類型智庫的獨特競爭力。除此之外的重要問題，是需要注意與北京搞智庫形成區別。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首都城市的研究機構和學者搞智庫，比首都之外的機構和學者有更多的機會。這次中央確定的第一批25家智庫，絕大多數是在北京，其中6家大學智庫，半數是在北京，就是證明。但是上海有自己的區位優勢。上海的大學智庫要發展海派特色，需要加強如下四個方面的努力：

（1）專一化的領域。上海相對於北京，無論是接觸高層的資訊，還是參加相關的活動，均沒有地理上的便利和優勢。因此，上海的大學搞智庫不能貪大求全，需要圍繞少數幾個自己有長期積累、有專長優勢的領域進行突破。例如，上海搞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研究，搞集群城市的發展與治理方面的政策研究，就具有較好的條件和優勢。2010年上海世博會，確定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后來從上海發起了世界城市日，就是成功的例證。

（2）國際化的視角。上海高校搞智庫，應該發揮開放性的優勢，應該有更多的國際眼光。在北京學者利用近水樓臺的便利，更多接觸高層政策資訊的時候，上海學者可以提出基於國際觀察、中外比對的政策建議。盡管北京學者也可以在國際化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上海的大學搞智庫應該把這個方面放在特別重要的地位。無論做學術還是做咨詢，要讀國際書，知中國事，說自己話。

（3）概念性的影響。搞智庫強調領導批示，上海的機會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政策報告得到高層領導的批示只是智庫發揮作用的手段，目的是對決策層產生思想性的影響。事實上，智庫一詞的英文thinktank強調的就是學者對於決策層的思想影響。有政策意義的思想的擴散和影響是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的，還包括有機會給決策層講課，在領導的政策座談會上發言，擔任政府部門的中長期咨詢專家，在媒體上發表對決策層有影響的文章，等等。上海的大學搞智庫，應該把重點放在生產對政府有作用的概念性影響和思想影響上。如果經常有對全域性影響的重要政策建議，是出自上海的學者之手，這就是上海智庫的成功。

（4）執行性的優勢。真正管用的政策，不僅需要好的決策，而且需要好的執行轉化。中央高層主要是決策，決策前的選擇固然需要智庫參與進行戰略性、多方案的研究，決策后的實施也同樣需要智庫進行精細化的執行層面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做了大量這方面的工作，包括最近幾年來的營改增、自貿區等政策探索。這是上海的地域優勢和管理優勢，上海的大學搞智庫應該發現這里有許多不可多得的政策研究機會。

（作者為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城鎮化智庫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