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曾流亡北京的一位阿拉伯“中國通”

哈迪·阿拉維，圖片來源：qanon302.net
編者按：過去幾十年，中阿關係在風云變幻的世界政治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過去的一年，中阿不僅僅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中阿民間交流也是蒸蒸日上。1月13日，中國外交部網站發布《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檔案》，更是反映了中國將發展與阿拉伯國家關係作為一項重要的任務體現出來。

作者：穆罕默德· 蘇德里（mohammedal-sudairi）

翻譯：段九州

在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引進少數阿拉伯學者和記者，他們大多是通過“革命”渠道招募的，比如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線（fln）、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組織（plo）以及伊拉克和蘇丹共產黨。

這些專家來到中國的任務明確，編輯和翻譯阿拉伯語文獻，以及為中國的新聞和教育機構提供阿拉伯語教學。

來華專家團里包括了數位知名阿拉伯作家和學者，如哈茲姆·沙馬維（ kadhim al-samawi）、哈納·米納（hanna mina）、謝赫·賈拉勒·哈納菲（sheikh jalal al-hanafi）、哈迪·阿拉維（hadi al-‘alawi），其中最後一位在20世紀阿拉伯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哈迪·阿拉維，圖片來源：festivalsinsyria.com

哈迪·阿拉維外號“當代哈拉吉”，伊本·哈拉吉（ibn al-hallaj）是公元十世紀時著名蘇菲詩人，后因“異端罪”被阿巴斯王朝處死。

法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家雅克·貝爾克（jacques berque）稱哈迪·阿拉維是“20世紀最危險的思想家”，主要是因為后者對阿拉伯遺產（turath）富有批判性和極端的解讀。

同時，阿拉維也對重塑阿拉伯人對中華文明作出了不朽貢獻，他的《中國新語》（al-mustatraf al-sini）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向不熟悉中國的阿拉伯讀者介紹了中國的文化、哲學、宗教和語言。

1932年，哈迪·阿拉維出身於巴格達郊區卡拉達特·馬爾亞姆的一個貧窮但崇尚教育什葉派家庭，他的哥哥哈桑·阿拉維同樣也是著名學者。受益於祖父留下的家庭圖書館，阿拉維從小就熟讀《古蘭經》、阿拉伯文學和世代經典。

同時，家庭的困窘也使他很早就體會到伊拉克社會的階層分化，養成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對富人和富人政府的仇恨”。

這樣的心態促使他從早年就開始重新審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窮人和受壓迫階層的關注始終影響著他的學術和政治觀點。在1954年從巴格達大學經濟系畢業典禮上，他拒絕和費薩爾二世握手，其反對權威的政治信仰顯露無疑。

他在加入伊拉克共產黨后被當時的國王政府囚禁，后來參與了卡里姆·蓋西姆在1958年推翻王權的革命。

1963年復興黨政變后，阿拉維無法容忍伊拉克共產黨華而不實的論調和缺乏實際行動的風格，最終決定離開該黨。不過，他依然忠實於他的左派信仰，也因此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遭到迫害。在一生當中，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保持了相當樸素的生活方式。

從20世紀60年代起，阿拉維進入作品高產期，他嘗試用顛覆性的視角探索阿拉伯文化遺產（turath），特別是從階級斗爭、知識分子與國家關係、語言與潛意識、反教權主義、歷史與神話、女性主義、阿拉伯語現代化以及共產主義精神化等角度。

他的著作大概總共有20本，包括《伊斯蘭政治思想史節選》、《伊斯蘭的失敗者》、《伊斯蘭的政治暗殺》、《遺產辭典》、《政治和文學里的所見與所匿》。這些著作表現了他深刻的學術見解和對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歷史的熟稔。

1967年，在友人謝赫·賈拉勒·哈納菲（彼時已在中國生活數年）和中國使館的幫助下，阿拉維（與哈茲姆·沙馬維一起）逃離伊拉克來到中國，為新華通訊社工作並教授阿拉伯語。

起初，在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的幫助下，他沉浸於學習中國文化和哲學，前者是已經加入中國國籍的記者和學者（時任《今日中國》主編），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阿拉維對道家思想尤其感興趣，他認為純粹的“東方”傳統與伊斯蘭教的蘇菲主義相似，兩者都強調“集體”精神和對人民的關懷。

他形容老子和莊子為具有救世主義情懷、關懷社會的聖人，他們發自“真知”的苦行生活方式值得所有知識分子模仿。由於受到道家極簡主義和“無為”思想的啟發，同時也追隨中世紀思想家阿布·阿拉·麥阿里（ abu al-‘ala al-ma’arri）的步伐，阿拉維漸漸放棄食肉，在后半生嚴格堅持素食主義。

終其一生，他也拒絕有后代。總的來說，阿拉維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源自於他所認為的伊斯蘭和中華文明的天然親緣性，兩者都擁有共同的“人文主義”本質，而不同於西方的精神虛無主義和腐化。

起初，阿拉維非常欣賞中國毛式共產主義，因為它成功地調和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科學馬克思主義。

阿拉維認為，這樣的結合使毛主義可以克服養活人民和實現工業化的挑戰。但是，當意識到毛主義嘗試根除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遺產時，他很快改變了他的觀點。

總體來說，阿拉維對他所謂的“舶來共產主義”，如共產主義在俄國、中國和古巴的應用，持批評態度。而他認為這是唯有他所倡導的“社群主義”（masha’iyya）可以在保留民間歷史文化遺產的同時，建立平等主義的社會秩序並使之成為社會精神內核。

阿拉維對蘇菲主義和道家傳統親緣性的闡述，接近於他提出的“社群主義”，即出於尊嚴和反抗權威而形成的集體傾向。

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些傳統幫助人們收斂無節制的欲望和回歸社群主義的天性（fitra）。當然，那些獲得崇高地位的人都是例外，他稱之為“普世知識分子”或者“先知”，如穆罕默德、伊本·哈拉吉、老子、歌德和馬克思。

阿拉維在北京、倫敦、貝魯特和大馬士革都流亡過，20世紀90年代后他最終定居於大馬士革。大概在那個時候，他嘗試著發起非政治性的“社群主義”運動，以幫助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貧民和支援伊拉克左派的反薩達姆活動。

直到1998年9月去世之前，他都一直呼吁，為了完成阿拉伯人兩個世紀以來民族解放和反西方反殖民主義的計劃，以及擺脫社會貧窮、無知和資本主義壓迫的目標，東方“社群主義”傳統必須重新恢復。

只有當條件允許出現足以在國內對抗資本主義、在國外對抗殖民主義的知識分子階層時，解放才能真正被實現。

哈迪·阿拉維是20世紀燈塔式的人物，很少有人擁有他這樣的道德高度和對弱勢階層深層而熱情的關懷。

他認為自己是中華文明的兒子，一生熱愛中國哲學與文化，在他大馬士革住宅門口懸掛的牌子寫著“這里住著哈迪·阿拉維，兩個文明的傳人”——伊斯蘭和中華。

參考文獻

mohammed al-sudairi,hadi al-`alawi, scion of the two civilizations, middle east report,fa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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