鉅亨網新聞中心
屠新泉
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自貿區曾經擔負如此宏大的功能。毫無疑問，上海自貿區充分展示了新一屆領導人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及緊迫感，力圖以超常規的手段打破阻礙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體制壁壘
自由貿易區是一個很容易讓人產生混淆的概念。在我國官方檔案中提到的（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自由貿易區”是指國家之間通過達成自由貿易協議（Free Trade Agreement, FTA）形成的國際經濟一體化區域，其涵蓋內容可以包括貨物關稅、非關稅壁壘、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規則等等各方面涉及國際經濟交流的政策。但在國際上，卻少有使用“自由貿易區”這一術語來描述國際間經濟一體化的，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歐洲聯盟等，都沒有使用自由貿易區這一概念。國際上更常用的“自由貿易區”概念（free trade zone）是指一國領土內實行特殊海關監管政策的有限區域，其目的是通過免除進口關稅、簡化海關監管來吸引投資、擴大出口和提高國際競爭力。
國際上通常所說的自由貿易區是較為狹義的，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並且以出口導向為主。在我國，此類自由貿易區往往被稱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具體形式又包括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綜合保稅區等，其中保稅區的開放程度最高，可以開展倉儲、加工、轉口等業務，並在稅收、外匯等政策上享受優惠。可見，我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在政策上已經享受了與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區相同甚至更高的差別優惠。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國際上特別是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區是在一個已經高度開放和市場化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特殊化，例如在外匯、投資、資本賬戶、進出口經營權、公司所得稅等方面，自由貿易區內外並無差異，因為區外也沒有相關的限制。因此，國際上的自由貿易區並不負有其他領域政策試驗的功能，而僅僅是關稅和海關監管政策上的“特區”。但我國的自由貿易區或經濟特區卻被寄予更高的期望和賦予更多的功能，因為我國的整體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市場化，開放程度也不高，而自由貿易區是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形成的一個政策高地。從這個意義上說，近年來一些地方積極鼓動所謂海關特殊監管區向自由貿易區“轉型”是有特定背景的：並不是海關特殊監管區相對於國內通常的政策環境不夠優惠，而是我國的通常政策環境遠低於先進國家的水平，從而使得我國的海關特殊監管區與國外的自由貿易區相比顯得落后了。只是要想先“水漲”而后“船高”似乎太難，只好繼續把船造得更高，並期望以此來“誘使”或是“迫使”外面的水平面能跟著升高。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和基礎上，上海自貿區成為近年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標桿。這無疑是一次頗具開創意義的政策試驗，僅僅從名稱上就有了兩個創新：一是以“中國”冠名，上海僅是括號內的備注。換言之，這是一個設在上海的“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似乎應是國內首例，甚至是世界首創。二是“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稱謂也是首次出現，無疑這是要突破傳統的自由貿易區概念，而更要強調其政策試驗的功能，即中國政府將在這個區內試驗自由貿易。因此，僅僅從這個命名即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決心和力度，而將其簡稱為“上海自貿區”實際上是大大減損了其真實含義的。
雖然具體實施細則尚未出臺，但從已經透露的多方資訊來看，上海自貿區也絕非傳統自由貿易區所能比擬。從上海自貿區所負擔的政策試驗功能來看，也是遠遠超出了傳統自貿區或海關特殊監管范疇的。有訊息稱，上海自貿區方案中金融領域改革力度可能最大，包括離岸結算、適度放開貨幣自由兌換、多種方式解決園區內企業融資，企業法人可在區內完成人民幣自由兌換；也很可能先行先試人民幣資本項目下開放，比如先行推動境內資本的境外投資和境外融資。自貿區的試點內容還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匯兌、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產品創新等，也涉及一些離岸金融業務。在稅收政策方面，上海將推動稅收創新，包括離岸貿易、金融采用低稅率，對境外投資收益采用分期繳納所得稅等優惠政策支援自由貿易園區內企業發展。為鼓勵企業發展，上海將在稅收方面采取低稅率，其中將包括對自由貿易區內符合條件的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甚至有分析稱，上海自貿區在我國加入泛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談判中也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並有望成為我國加入TPP的首個對外開放視窗。
從上面的預測性分析可以看到，盡管名為自由貿易區，但幾乎沒有人把上海自貿區的重點放在傳統的貿易上，制造業更是無人提及。其中最多的關注被放在金融領域，不管是資本項目開放、匯率自由化，還是離岸金融業務、利率市場化，都遠非一般的自由貿易區所能涵蓋。但也正因如此，上海自貿區面臨著艱巨的試驗挑戰，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自貿區曾經擔負如此宏大的功能。毫無疑問，上海自貿區充分展示了新一屆領導人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及緊迫感，力圖以超常規的手段打破阻礙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體制壁壘。特別要指出的是，上海自貿區在名義上以自由貿易和對外開放為重點，但其真正的核心實為市場經濟和體制改革。當前，我國制造業和貨物貿易領域的開放程度已經較高，而存在較大開放空間的是服務業和投資領域。這些領域的開放往往同時牽涉國內體制和規制的系統性改革，金融領域的開放即是明顯的例子。上海自貿區一旦實施資本項目、匯率、利率等領域的突破性變革，必將產生顯著的外溢效應和帶動效應，並對全國性的體制改革形成強烈的倒逼機制。區內其他服務業的對外資開放也會產生相似的效應，因為服務業所涉及的資金流、資訊流很難被局限在一個地域范圍內。
中央政府希望看到的是發揮上海自貿區的試驗作用，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探索出方向和模式，而不是要樹立一個高聳而孤獨的旗幟。和改革開放之初深圳是罕見的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勇敢者不同，現在各個地方都非常積極踴躍地成為試驗者。或許困難的並不是選擇在哪一個“塊”（地區）開展試驗，而是選擇將哪一個“條”（領域）的改革開放在全國鋪開。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副院長）
上一篇
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