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成鋼：好的假設是理論分析的力量所在

當代經濟學基金會近日專訪了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學術委員許成鋼。許成鋼教授表示，目前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認識存在缺憾，一是對改革國家的經驗觀察缺乏對改革國家不同的自然稟賦、政治、歷史和意識形態等初始條件更為深入的觀察，也較少考慮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復雜關係；二是缺乏豐富的經驗實證研究。

記者：從實證角度來看，您覺得當代經濟學所面臨的困境，挑戰和機遇在什么地方呢？

許成剛：人們提所謂經濟學的困境，主要是由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刺激的。其實經濟學的發展，對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不是真的沒有預料，也並不是真的沒有幫助，比如我們拿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1929年的金融危機做個對比：2008年的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在美國，就如同1929年一樣，危機由美國帶到全世界國。但2008年美國應對危機遠遠比1929年要好，全球應對危機也遠遠超過1929年。

之所以2008年應對危機的能力遠超1929年，這其實本身是經濟學的幫助。所以我認為，經濟學並不是對這次金融危機完全沒有預料。經濟學是一個非常寬的領域，在這個非常寬的領域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聲音，有預料的那個聲音和有幫助的那部分的理論，在經濟學里占的比例很小，沒有得到人們足夠的注意，但這並不是沒有。所以簡單的把經濟學說得一無是處，實際上是不了解經濟學的實際發展，包括一些經濟學家並不了解經濟學的發展狀況。

記者：剛才您也提到1929年，對於有一些傳統經濟學的假設在當代經濟中有沒有一些合理的地方呢？

許成剛：我們將經濟科學和物理科學對比，物理科學在研究物理世界的時候一定要做假設的，經濟科學也一樣，在研究經濟現象的時候一定要做出假設。所以當我們面對一個社會科學做假設的時候，這里面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從這個理論里面有多少東西產生出來的內容能幫助我們理解經濟世界。如果你只是盯著那個假設去看，你會覺得有一些假設很奇怪。但是如今物理科學里面得到的成果都是這樣做出來的。科學最重要的是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去理解你的對象。好的假設是理論分析的力量所在，不是弱點。經濟學可以告訴你這個地方有危險，這個地方有非常大的危險產生金融危機，但是哪一天產生，以具體什么形式產生，沒有人能真正預測。

記者：現在也有提到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里面有哪些工具包括理論，是已經不再適應當代現在經濟情況了嗎？

許成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這都是一個通常的表達方式，並沒有定義。所謂的主流的含義一般指的就是博士研究生，最好學校的博士研究生教學那部分內容，通常是這個意思，如果本科生更是了，指的是教學內容。那么主流經濟學它的主體部分基本上都是重要的和有用的，但是如果人們沒有能力面對實際問題，而只是從教科書里學來，或者只是從某幾篇研究論文里學來，簡單的照搬，那么就會一塌糊涂。我之所以說它基本上都有用的原因在於這實際上是分析的基礎，那不等於分析的結果，所以每一個經濟學家有了這個基礎，有了一些分析的工具，但是你一定要面對現實，就是當一個學者沒有能力面對現實的時候，去怪教科書是錯的，那個實際上是誤導。

比如經濟學里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是一般均衡理。任何學經濟學的人一定會學到的部分，一般均衡理論是有很強的基本假設。有些人會說在這樣強的假設條件之下的理論是沒有用的東西，但是其實一般均衡理論並不直接給你具體的預測。好的比喻就是拿它比喻是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而不是具體對這個事情的預測。當你要把這個東西變成更具體的面對實際的時候，你一定要離開它，這個東西只是一個理論基準，是抽象的，一定要在基準的條件下面對現實的問題，然后把變得離你原來簡單的模型有相當的距離。這個訓練是必須的，沒有這個訓練的人根本沒有可能理解市場經濟的基本現象。

記者：許老師您剛才提到的經濟理論和工具，在現在可能會有哪些突破和創新？

許成剛：實際上最近十幾年里經濟學有非常巨大的變化，一直在變，比如經濟學新興的領域是政治經濟。大家聽到政治經濟學這個詞以為是很老的東西，但是今天講的政治經濟學和19世紀說的政治經濟學是兩回事，即作為對象是一回事，作為分析的方法、分析的手段等等是兩回事。今天的政治經濟學背后分析的大量工具是博弈論。當人們不懂得博弈論的時候會認為博弈論是數學。但實際上，如果你作為使用博弈論的學者，你就不會面對現實，你當然就永遠不能解釋任何現實問題。最近十幾年里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把博弈論的分析方法應用到政治經濟學上去，這樣我們就對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有了遠為比以前更深入的認識，這是純理論的一面。

另一面就是實證的一面。實證這一面一定是和理論的工作相關的，但是實證一定是要面對現實，什么叫做面對現實？數據，就是要拿到數據。數據包括別人搜集的，包括自己搜集的，自己搜集數據還包括自己創造的（自己創造數據不是說自己去造數據，而是自己創造好的搜集數據的方法），數據如何反應一些現實是別人不知道的資訊：比如有大量實際現實的問題，人們看到了，但是沒有辦法度量，你只要沒有度量就沒有可能在科技的范圍里去討論。如何把這個數據收集來，這里面是有大量創造性工作，人需要很踏實很費力，有這樣一個基金會就會非常有幫助。

記者：除了您提到的政治經濟學和對數據的處理，您覺得中國當代經濟未來發展除了剛才這兩點，還有哪些機遇的存在呢？

許成剛：實際上政治經濟學里就有非常重要的機遇，比如我們討論到中國的問題，討論中國的問題一定既是中國的經濟問題又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而不是離開政治的純經濟學問題。任何面對中國的重大問題，必須是政治經濟。而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我們面對非常基本的挑戰，因為中國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有非常大的不同，西方的學者往往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很難認識深入。所以我們簡單的搬一個模型過來就會搞錯，那么怎么面對中國的問題呢？第一就是一定要先弄清楚這是怎么回事，第二是在科學的基礎上如何抽象，能夠在弄清楚事實的情況下，能夠建立起來跟中國相關的政治經濟學模型，這部分工作既是巨大的挑戰，又是極其巨大的機會，這個東西在整個經濟學里只是一個起步。

另外還有一個現代經濟學非常重要的發展就是經濟史。人們討論制度，討論制度在歷史上的演變過程，最近十幾年里經濟學在這方面取得非常重大的發展。即人們使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歷史上的問題，然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比如說博弈論，用博弈論的方法分析歷史上的制度是怎么演變的，大量的想辦法把歷史上的數據整合在一起，人們反過來去驗證，這是最近經濟學非常重要的發展，這個方面實際上中國有極其巨大的潛力，應該發展，但是還仍然在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

記者：您覺得成立經濟學基金會的意義和作用分別在什么地方？

許成剛：我之所以強調實證研究就是因為實證研究很費錢，所以如果有一個基金會有很清楚的指導方向，專門朝著實證研究投入力量，尤其是對年輕人，這是非常重要的。當沒有足夠多高質量的實質性的實證研究發展的時候，從形式上去支援交流沒有用的。其實從中國現在的情況來看，交流本身已經並不是特別困難了，因為大量的人是從西方回來的，比如說我自己，可以說交流渠道是暢通的。關鍵在於中國自己的實證研究取得好的發展。

記者：您對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期望有哪些，或者說您更注重基金會的哪些社會引導作用？

許成剛：我其實愿意更強調這個東西，原因是做實證研究特別需要資助，就是把好鋼用在刀刃上，實質性地推動中國的實證研究，而中國的實證研究里，包括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歷史的研究，中國其實歷史的數據量非常非常大，但是這么巨大的量的歷史數據，很少被使用。其中有很多的原因，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有合格和愿意花力量的、而且是數量比較多的年輕學者，投入到這個工作里來。實證研究需要資金的支援，沒有支援沒有辦法投入。

最後，熱烈祝賀當代經濟學基金會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