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棣：什么群體是中國“金融抑制”的巨大受益者

中國的“金融抑制”建立在計劃經濟基礎上

為什么表現出明顯金融抑制特征的中國經濟，卻長期保持了兩位數的經濟增長？這與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有關，這個特殊性有別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體現在金融上的特殊制度結構。

在1994年前，中國的金融體制是中央財政的一種附屬，並不具有真正的獨立性。在1985年正式全面推行“撥改貸”之前 ，中國對國有企業完成了“利改稅”政策的實施 。1994年分稅制確立，增值稅成為流轉稅的主體，同時徹底禁止財政向中央銀行透支，財政赤字只能以國債發行解決。至此，中國的金融才完全從財政中脫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主體。可以說，中國的“金融抑制”在1978～1994年期間，屬於一種財政抑制，或者說，屬於一種計劃經濟的抑制。在1994年后，金融才有自己獨立活動的舞臺，金融政策才會對經濟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影響，這個時候的“金融抑制”才與金融政策有關。

在其他發展中國國家，政府和國家並不壟斷和主宰經濟活動，金融管理部門的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所以能導致儲蓄和投資不足，是因為這些國家中的非公共部門，即市場經濟部門，在經濟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是儲蓄和投資活動中的絕對主體，他們對低利率反應敏感。在這種條件下，壓制利率，必然會導致儲蓄不足，進而引起投資乏力，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國家主導金融下的高儲蓄

在中國，情況大不相同。政府控制著各級財政、絕大多數金融機構、央企和各級大小國企，它們是經濟活動中的主導力量和決定力量，對國民經濟的儲蓄和投資起主導作用。在這種條件下，低利率不僅不會造成低儲蓄，反而會推動高儲蓄。

第一，對於大企業和國營機構來說，它們對儲蓄存款利率高低並不敏感，甚至根本不關心。因為它們壟斷了大部分的金融資源，只要政府有關部門批準，它們能夠輕易從政府控制的金融機構獲得需要投資的資金來源，並且對於利率高低有議價的能力；

第二，對於非國營企業來說，特別對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現實情況是，它們必須依靠自身的資金積累來發展。由於信貸資源的相對壟斷，這些中小企業只能從壟斷的金融資源圈子中分得一小杯羹，加上外部民間融資市場困難，這些企業和機構不得不依靠積累自身的內部儲蓄來發展。因此，低利率也好，負利率也好，高利率也好，這些對本來就很難得到信貸資源的中小企業來說，並不產生實際的影響，因此也就不會起到實質的抑制儲蓄或者鼓勵儲蓄的作用；

第三，對於居民個人來說，上述情況也非常相似。中國的居民個人部門可以簡單分為兩個部分，占人口5%左右的高收入與高財富人群，占人口95%以上的中低收入階層。對於高收入和高財富人群來說，由於他們財富的積累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的生活所需，低利率甚至負利率幾乎不會影響他們在儲蓄上的決策和行為。況且，這部分人群中的多數有自己投資和理財渠道，儲蓄利率的高低對他們既定的財富管理模式不會有實質影響。

中國“金融抑制”的逆反效應

金融抑制真正影響的是廣大的中低收入階層。對中低收入階層人群來說，利率水平的高低對他們的儲蓄行為會產生一定影響。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凱恩斯，1936），儲蓄與存款利率成正比 ，利率高，儲蓄多，利率低，儲蓄少。但這個模型的前提是，利率要對個人儲蓄產生實質影響，個人或家庭需要積累一定的財富，有比較完好的社會福利保障，有比較健全的消費信貸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居民可以根據現在和未來的生活需要來決定儲蓄的數量。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一個家庭對未來有一些預期的需求，例如，買房、買車、子女教育等，存款利率低不僅不能促使他們提前消費，反而會使他們更多儲蓄，以便未來之需。假定現在一年期的儲蓄利率是10%，孩子明年上大學需要11000元，一個家庭現在需儲蓄1萬元。如果一年期的儲蓄利率突然將至5%，這個家庭今年就需要儲蓄儲蓄10500元才能滿足明年的需要，為此，他今年的消費就必須壓縮500元。

對中國大部分普通居民家庭來說，上述的情況是真實的。

我有個朋友，孩子在讀高一，看到同學紛紛把孩子送往國外讀書，於是他們兩口決定也一定要把女兒送到新加坡去讀書。學費加開支，一年需要約20萬人民幣，他們家每個月要增加2萬元的儲蓄存款，為此，他們對家庭開支預算做了調整，減少了每年旅遊的固定開支，減少了每周在外吃飯的預算，減少了朋友交際的開支，砍掉了買新車的計劃等等。

中國特殊的二元經濟體制下，低利率或者金融抑制不但沒有給儲蓄、投資和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相反低利率為經濟增長帶來巨大正面效應。由於中國的利率長期處於極低水平，甚至是負利率，居民的儲蓄資金無處可以穩定保值增值，只能存入銀行，成為經濟發展的低成本資金來源。

在某種意義上，低利率造成資金供給增加的模式，非常類似於劉易斯（1954）在“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理論中提出的農村勞動力零成本無限供給的模型 。在中國的負利率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型里，只要將生產要素由勞動力替換為儲蓄資金，將二元經濟中的農業部門替換為大量的低收入階層，我們就完全可以將劉易斯對勞動力供給的模型發展為金融壓抑下儲蓄資金的供給模型，從而解釋中國奇跡般的經濟增長。從儲蓄角度看，政府通過壓低儲蓄利率，變相將一部分的居民個人儲蓄轉移成政府和國企的儲蓄或者資本來源，用於項目投資，推動經濟高速發展。

誰是金融抑制的受益者

顯然，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處於壟斷地位的大型國企和央企。它們以極低成本獲取資本和信貸資金，對有些企業來說，政府甚至給予保障性資金供給的支援，從而使這些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加強。

從上世紀80年代到2009年，在國民儲蓄構成中，居民儲蓄從60%降到40%，而企業儲蓄從20%升到40%。這反映了什么？這間接反映了企業得利多過於居民個人得利，居民犧牲了自己本來應得的儲蓄利息收益。換一個角度看，事實上政府成建制地將居民應得的儲蓄利益轉移給了政府特定需要支援的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它們在這其中賺取到了高額利潤。

在中國式的金融抑制體制下，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居民個人向政府和企業的讓利行為。負利率，則可以當成是居民個人的儲蓄財富直接“被轉移”，不是轉移向更需要財富的窮困階層，而是轉向更具統治地位的權貴階層。從金融壓抑的機制來看，其本質是一種變相的稅收，以強制的方式將社會資金以低成本集中起來，然后設定給既定的相關利益階層。從這個意義上，林毅夫說的不錯，窮人向銀行存款實質上是補貼富人。

世界銀行一份報告反映，45%的發達國家銀行以及15%的發展中國家銀行通過調查認為，在信貸市場上，大企業擠占了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導致中小企業信貸融資困難。一般認為，大企業需要的資金量大，銀行放貸操作成本小，風險低，因此銀行均傾向於向大企業放貸，從而擠占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

金融抑制致使弱勢群體利益受損，各個國家程度不同，並非中國獨有，只是中國的金融抑制比較特別。

作者：范棣博士,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智庫理事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亞聯資本創始合伙人、銀票網董事長。本文摘自范棣博士的新書《少數派的財富報告》，本文也發表於范棣博士的微信公眾號“財經這點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