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五個盟友運用哪個神秘策略與伊朗撕破臉

學者張玉友在《中東研究通訊》上撰文指出，戰略對沖規則在短期內可以減少海合會五小國與伊朗發生衝突的危險，同時能夠在長期內保存解決潛在威脅以及應對不確定性的應急計劃。研究結果也證明了該五國在近幾年與伊朗和沙特打交道的過程中運用了戰略對沖規則。這篇報告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1月2日，沙特處決什葉派教士后，引起了一系列地區外交危機。先是沙特宣布與伊朗斷交，而后同屬海灣國家的巴林也宣布與伊朗斷交，阿聯酋宣布降低外交級別，僅保留經濟上的聯系。有趣的是，非洲的蘇丹也幾乎同時間宣布與伊朗斷交。

至於蘇丹緣何與伊朗斷交，筆者初步認為，基於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蘇丹的經濟太脆弱，已經高度依賴沙特的援助和投資，以至於外交政策不得不跟著沙特走；第二，南蘇丹分離出去后，蘇丹明確將自身定位為一個阿拉伯國家，跟沙特走得近是必然的。蘇丹對當前中東亂局很緊張，急於回歸阿拉伯大家庭以便抱團取暖，整個國家的氛圍比較親阿拉伯一邊，教派主義就出來了；第三，蘇丹被美國制裁后一直想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巴希爾的政策因此也跟著調整，加上急於讓美國解除制裁和從支援恐怖主義國家除名，覺得跟著美國的盟友走總是沒錯。

不過，令筆者更為關心的是，海灣國家內部的微妙變化，即海灣小國（巴林、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和阿曼）如何處理與地區大國沙特和伊朗的關係。

位於伊朗與阿拉伯海之間的波斯灣向來都是世界上關注度最高的地區之一，該地區聚集了世界上諸多重要的產油大國，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並且擁有重要的海運頻道——霍爾木茲海峽，因而享有“石油寶庫”、“世界油閥”之稱。

從該地區沿岸的國家來看，主要有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爾、阿聯酋和阿曼等（伊拉克暫不在討論范圍內），其中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該地區公認的“超級大國”，除了伊朗外，其余六國都是海灣合作委員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簡稱海合會）的成員國。

長期以來，海合會基本上都是由沙特阿拉伯把持，再加上沙特近年來國力的增強及其影響力的擴散，使得其他成員國頓生威脅感，另一方面，他們還要面對什葉派伊朗的潛在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海灣小國如何生存？她們都采取了哪些規則來應對？

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學院（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studies, inss）分析師約埃爾· 古贊斯凱（yoel guzansky）在《中東政策》（middle east policy）上發表了《小國的外交工具：戰略對沖規則在海灣國家的運用》（the foreign-policy toolsof small powers: strategic hedging in the persian gulf）一文，重點討論了海灣小國如何巧妙地處理與區域大國，尤其與伊朗的關係。

該研究認為，戰略對沖規則在短期內可以減少海合會五小國與伊朗發生衝突的危險，同時能夠在長期內保存解決潛在威脅以及應對不確定性的應急計劃。研究結果也證明了該五國在近幾年與伊朗和沙特打交道的過程中運用了戰略對沖規則。
什么是戰略對沖規則？
戰略對沖起初出現在金融學中，指特意減低另一項投資的一種風投戰略，具體來說就是一種在減低商業風險的同時仍然能夠在投資中獲利的手法。

近年來，戰略對沖的概念被作為一種國際安全戰略引入到國際關係學中，佐治亞大學的brock f. tessman教授在研究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時，對該概念做了如下描述：“戰略對沖規則一方面可以幫助次要（second-tier）國家在單極的國際體系中應對與處理可能遇到的威脅與局限性，同時能夠為因體系主導者可能論為次要者而帶來的新威脅與挑戰做好準備。”

簡而言之，就是對於想獲得短期效益的小國來說，戰略對沖規則既能讓其獲利（維持與處於上升勢頭國家的關係）又能使其規避威脅（避免與其他國家產生衝突）。也就是說既可以與兩敵對國保持同等關係，又能與某一潛在威脅國家保持合作與競爭的關係。關於該戰略的具體做法，視具體國家而定。
海合會與伊朗
海合會的成立與伊朗有著莫大(博客,微博)的牽連。隨著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伊朗—伊拉克戰爭（俗稱“兩伊戰爭”）的爆發，海灣地區的政治現狀發生了劇烈變動，大大增加了沙特和其他海灣小國的焦慮感。他們意識到必須要建立一個區域性的集體安全組織，來應對共同的威脅：伊朗。

然而，雖然海合會成立之初是基於共同的安全威脅以及共同利益因素，如君主政體、作為遜尼派的穆斯林、同為阿拉伯民族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現狀的變化，該組織的其他國家在具體的外交戰略安排中，都是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進行戰略的布置，與伊朗的關係也會根據各自的利益來選擇是否“交往”以及如何“交往”。
戰略對沖規則在海灣小國的運用

巴林

巴林，全稱巴林王國（the kingdom of bahrain），位於亞洲西部，為波斯灣西南部的島國，鄰近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首都是麥納麥。其中，伊斯蘭教為其國教，絕大多數居民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

巴林這個國家雖然大部分居民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但統治巴林的阿勒哈利法家族卻是遜尼派，這樣就導致了少數派的遜尼派統治占絕大多數的什葉派的局面。而同為海灣國家的伊朗卻是什葉派統治的國家，並且常常鼓動巴林境內什葉派分子從事顛覆活動。

因此，巴林一直以來都將伊朗作為最大的威脅國。所以，多年來，巴林一直努力尋找盟友，試圖建立自己的聯盟網絡來對抗伊朗的威脅。巴林的盟友主要來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和以沙特為首的海合會成員國，其中與美國的聯盟，主要體現在為美國第五艦隊提供軍事基地以及總部所在地；

歷史上，巴林就和沙特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係，此外阿勒哈利法家族通過與沙特王室通婚的方式再次增加彼此的紐帶。

基於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巴林選擇了聯盟的安全規則，即與沙特結為聯盟或者是追隨沙特以此來遏制伊朗，似乎看不出巴林運用了戰略對沖規則。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雖然兩國並無外交聯系，但近年來巴林政府開始允許伊朗商人在巴境內從事商業活動，以便與建立某種聯系，同時以防完全淪為沙特的“外交工具”。

此外，巴林還和伊朗簽署了價值約四千億美元的天然氣合同，以此希望未來雙方能夠走向關係正常化。由此看出，巴林也希望通過示好伊朗從而避免雙方發生衝突的風險。但是，由於巴林的政策不僅僅由其遜尼派家族把控，還受到沙特王室的影響，所以未來巴林與伊朗的關係仍然是不確定的。

科威特

科威特（全稱科威特國，the state of kuwait, دولة الكويت）是一個位於西南亞阿拉伯半島東北部、波斯灣西北部的君主制國家，該國首都科威特城與該國名稱同名。

實際上，科威特運用戰略對沖規則由來已久，可以追溯至分別與英帝國和歐斯曼帝國以及伊朗和伊拉克“對峙”時期所采取的外交戰略。這一時期，科威特一方面盡力取悅各方，同時保留一定的獨立性。從伊拉克解放后的科威特對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是如此。

雖然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同屬一個聯盟，但考慮到地緣上與伊朗的近鄰性、伊朗慣常的顛覆“習性”以及科威特境內重要的什葉派群體等因素，科威特還是選擇了相似於處理與沙特關係肥肉謹慎處理辦法。

如在兩伊戰爭（1980—1988）中，伊朗數次進入科威特的軍事領空，甚至還襲擊了科威特領土，但科威特為了不刺激處於激戰中的伊朗遂保持了克制。

1990年，薩達姆的伊拉克發動侵占科威特的戰爭，這使得海合會在形式上與伊朗站在了同一條占線上對付伊拉克，但這遭到了海合會南方成員國的強烈指責。然而，科威特仍然將更具影響力的伊拉克視為最大的威脅，直到2011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

此外，在重要的伊朗核問題上，科威特多次聲明支援伊朗開發民用核的權利。2014年6月，科威特埃米爾（穆斯林酋長的稱號）薩巴赫· 艾哈邁德（sabah al-ahmad）歷史性地對德黑蘭（伊朗首都）進行了訪問。

事實上，薩巴赫· 艾哈邁德不止一次強調科威特在“交戰國”（特指與沙特）中所起的調解作用，並且他將這次訪問視為既能緩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關係，又能減少本國與伊朗之間的誤會以及促進伊朗對各酋長國的天然氣進口的一次大好機會。

然而，最近幾年，科威特與伊朗的關係也時而出現緊張狀態，如科威特雖承認伊朗開發核的權利，但同時也參與對伊朗的制裁，甚至曾經驅逐過伊朗的外交官員。總之，科威特這種矛與盾的戰略對沖規則，為其贏得了不少的生存空間。

卡塔爾

卡塔爾（the state of qatar, قطر），位於波斯灣西南岸的卡塔爾半島上，與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接壤，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酋長國，首都為多哈。同樣，作為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天然氣儲量全球第三）的國家，該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都很好，如免費的醫療服務。

在所有海合會六國中，筆者認為卡塔爾可能是最有“追求”的一個國家，同時她也一直給其他國家以“壞孩子”的形象。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從卡塔爾長期的外交目標來看，卡塔爾的外交規則是基於提升地區影響力和保護本國的自然資源兩個目的；其次，從卡塔爾與沙特的關係來看，自從1995年卡塔爾發生宮廷政變以來，兩國就處於“緊張”的關係之中，雙方都互不待見；最後，由於與沙特的關係，卡塔爾也一直游離於海合會之外，常常唱反調，特別是其對待穆兄會的態度常常讓其他海合會成員抓狂。

在這種情況下，卡塔爾選擇戰略對沖規則，即發展與伊朗的關係，同時疏遠與沙特的關係，這樣既能做到減少甚至消除伊朗對卡塔爾的威脅，又能遏制沙特，還能確保與伊朗接壤的水資源安全性。

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卡塔爾和伊朗進行了多次的安全合作以及領導人互訪，特別是卡塔爾甚至邀請伊朗總統參加2017年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辦的“海灣合作委員會峰會”。此外卡塔爾也盡力減少與伊朗的任何可能性的衝突，如在處理伊朗核以及敘利亞戰爭時，都是采取較為巧妙的外交方式。

阿聯酋

阿聯酋，全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簡稱uae），位於阿拉伯半島東部，與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相鄰，首都阿布扎比，最大的城市是迪拜（dubai）。另外，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七星級酒店就是位於迪拜的帆船酒店。

多年來，阿聯酋對伊朗的政策一直受到多種因素的混合影響。這些因素主要有與伊朗地緣上的近鄰性、密集的商業聯系、國內的伊朗人口，這些因素使得阿聯酋不得不與伊朗建立一定的外交聯系。此外，由於伊朗在處理與阿聯酋有關三大島嶼（阿布穆薩島、大通布島和小通布島）主權爭端問題時，往往顯示出強硬政策，且多次蔑視阿聯酋的主權，這使得阿聯酋使伊朗為潛在的威脅源。

縱觀阿聯酋的外交史可以看出，阿聯酋在面對諸多地區大國的潛在威脅時，她會傾向於選擇親近較少危險性的國家。

在兩伊戰爭期間，事實上，阿聯酋是支援伊拉克的（那時伊朗的威脅更大），但由於1990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這使得阿聯酋立馬做出謹慎的選擇，即與伊朗建立外交關係。雖然兩國建立了正常的外交關係，但阿聯酋仍然認為伊朗是潛在的威脅國。

基於此，阿聯酋選擇了戰略對沖規則，即一方面與伊朗保持正常或高於平常的外交聯系，另一方面在某些領域遏制伊朗。這一規則的最大益處就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兩國發生衝突，這是阿聯酋所希望的更是伊朗想看到的。

在具體的外交實踐中，阿聯酋大力支援雙方的經濟貿易，並在2007年招待了伊朗總統內賈德的來訪；但是在伊朗核問題上，阿聯酋仍然選擇和其他國家一起制裁伊朗。總體的來說，在處理與伊朗的關係中，阿聯酋選擇強硬與溫和並存在規則。

阿曼

阿曼，全稱阿曼蘇丹國（the sultanate of oman），位於亞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島東南部，它扼守著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輸出頻道——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首都馬斯喀特。值得一提的是，阿曼是一個君主獨裁制國家，無憲法和議會，並且禁止一切政黨活動。

自從1970年卡布斯· 本· 賽義德發動宮廷政變廢父登基以來，阿曼的外交戰略總體原則盡力與各個國家都發展友好關係，同時避免與所謂的潛在威脅國發生衝突。

例如，1980年，阿曼是海灣地區第一個接受美國軍事存在的國家。而且，阿曼的外交政策也常常偏離海合會的政治共識，如阿曼是海合會第一個與以色列建立商業聯系的國家。有學者指出，卡布斯治下的阿曼一方面選擇“腳踏兩只船”（sit on the fence）的規則另一方面保持強烈的謹慎性。

事實上，這種“腳踏兩只船”的規則正是戰略對沖規則的一種表現形式。外交上，阿曼同時保持與美國和伊朗的關係，常在其中起中間人的角色。

阿曼與伊朗的關係能夠發展如此之好，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阿曼與伊朗共用石油頻道霍爾木茲海峽，增加了雙方的地緣聯系；第二、阿曼境內只有極少數部分的什葉派群體，減少了因為“顛覆”而帶來的問題；第三，阿曼是一個信奉伊巴迪（ibadi）穆斯林的國家，它既不屬於什葉派也不屬於遜尼派，消除了宗派斗爭的因素。

基於以上幾點，卡布斯大力發展與伊朗的關係，如與伊朗進行石油、天然氣、以及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雙方進行了多次的領導人互訪，其中卡布斯還分別參加了2007年內賈德連任以及2013年魯哈尼勝選。

不僅如此，阿曼還力促伊朗和美國就伊核問題進行談判，擔當中間人角色。雖然阿曼的政策，遭到了部分海合會成員國（主要是沙特）的譴責，但還是贏得地區內甚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贊賞，大大地提升了其國家形象。

總結：盡管戰略對沖規則可能會降低海合會作為一種聯盟的效率，但對於各成員國來說，運用對沖規則可能是較為實用的規則。如近日伊朗和沙特外交危機中，巴林和阿聯酋的選擇也許就是一個“明智”的舉措。

參考文獻

guzansky, yoel. "the foreignpolicy tools of small powers: strategic hedging in the persian gulf." middle east policy 22.1 (2015): 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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