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事件與數據霸權

趙海

斯諾登事件在全球掀起了不小的波瀾，尤其是當中美俄三個大國都捲入其中，而身處暴風眼的斯諾登本人卻至今歸宿不明，更是弔足了媒體和大的胃口。對斯諾登和他揭發出來的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項目，已有鋪天蓋地的各種評論，但多數評論都聚焦在斯諾登的個人命運和美國政府的數據情報搜集活動上，卻少有涉及與這一事件密切相關的技術和商業背景。而恰恰是這些更深層次的結構性變遷，會對我們未來的生活生比作為個案的泄密事件更大的衝擊。

首先，美國“稜鏡”項目的存在其實並不令人驚訝。早期互聯網本身，就是在美國國防先進研究計劃內研發出來的，在上世紀90年代柯林頓政府時期互聯網大規模商業化應用之前，美國政府一直掌控網絡的控制權。作為信息時代的幕后推手，美國政府從未將全球信息網絡當做單純的商業空間，而是特別重視其在國家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利用價值。因此，有實力掌握和運用大規模網絡信息搜集和分析技術的美國政府，不去發展類似“稜鏡”的項目才真正令人驚奇。“稜鏡”項目出現的時間點，即9·11事件之后和社交網絡如臉書和推特大規模擴張之前，準確地折射出美國政府先發制人、佈局網絡情報體系的真實意圖。由此可知，“稜鏡”不過是延續了冷戰以來美國國安局全面監聽國內外通訊的傳統，將其進一步延伸到數據空間而已。斯諾登的真正貢獻在於，向世界輿論證實了美國情報搜集項目的具體名稱和手法，使美國當局再也難以公開否認自己的作為，並不得不收斂它對別國的虛指控。

其次，斯諾登揭露的“稜鏡”項目的重要特徵是美國的“政商協作”。這種協作既包括政府購買服務(政府訂單和服務外包)，也包括企業自願或服從政府要求提供服務，以獲取政府信任和政商互動(如人員流轉)。在美國，軍工復合體內的各大企業，醫療服務體系內的大保險商、醫藥商和醫療服務提供商，銀行體系內的美聯儲與“大而不倒”的大銀行與金融機構，皆是以類似的方式與美國政府共同支撐複雜龐大的國家機器。“稜鏡”項目暴露出的戰略與技術諮詢提供商博思艾倫和與政府合作的九大互聯網公司，也是在此政商協作模式下工作的。很明顯美國政府與企業的數據情報合作是互惠性的。一方面，美國的互聯網大企業本身具有巨大的技術和資本優勢，可以彌補政府開支的局限性，並增強國家情報的儲存和分析能力；另一方面，國家安全局為快速發現潛在可用情報而研發的最新算法和培養的新人才，可以反過來被高科技資本迅速利用，從而保持美國公司在全球信息技術領域的領先性。

總體而言，美國在反恐戰爭中催生的龐大情報體系，面臨雙重困境。過去十年間，為了應對恐怖主義和在中東進行的戰爭，美國情報系統大幅度整合併擴張。總值七八百億美元的情報預算，不僅保證了美國在硬件技術層面的不斷升級，通過衛星、無人機和互聯網監聽編織了覆蓋全球的情報網，也在人力資源方面加大了投入，導致多達兩千家私營企業參與情報業務和八十多萬人具備接觸高級機密的資格。如此一來，雖然小布什和奧巴馬都可以宣稱有效遏制甚至多次挫敗了恐怖主義的行動，但亦不可避免地培養了泄密和揭發的土壤。近年來，美國的軍事、外交和情報機構泄密事件不斷髮生，也難怪奧巴馬政府氣急敗壞，對告發者要麼重手打壓，要麼全球追緝，意圖嚇阻后面潛在的揭發人了。問題是，如果斯諾登對“稜鏡”系統隨意監控他人的能力所言不虛，那麼此系統一旦被外力控制，可能造成的國家安全損害是令人難以想象的。

美國政府在反恐戰爭中對情報的巨大需求，和美國企業界對“大數據”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時空上出現了重疊。斯諾登事件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政府對隱私權的侵犯，卻容易使人忽略商業機構在更日常的層面上對個人隱私的獲取，以及這種獲取已經和將要引發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過度集中。與“稜鏡”項目相關的互聯網企業，市值高達1萬億美元，占納斯達克總市值的四分之一。通過不斷併購，這些超大型技術企業，已經形成了對市場的壟斷或寡頭統治。

一方面，亞馬遜和YOUTUBE可以使用個人信息改善用戶體驗，大幅提高商業銷售和廣告收益；另一方面，數據搜集和分析的應用，已經擴展到美國的政治層面，開始改變民主選舉的面貌。2012年總統選舉期間，奧巴馬競選團隊研發出先進的數據分析軟件，找到了高效的選民溝通辦法，為大選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深度的數據挖掘讓奧巴馬競選總部几乎可以掌握所有搖擺選民的信息，並向他們發動有針對性的政治宣傳。通過對媒體類型、節目、時段的準確把握，競選團隊大大提高了競選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更能準確預估出競選的結果。現在，民主黨的青年數據分析員們開始自立門戶，向華爾街、賭城和硅谷推銷他們在競選中研發出的品。而共和黨則奮起直追，力圖在未來的競選中，用更先進的選民數據武裝自己的候選人。盡管植入性的政治宣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發選民的參與度，但最終掌握政治主動的卻可能是某種“數據霸權”，或者說是金主政治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正如《大數據》一書的作者熊伯格和庫其爾指出的，數據時代的新思維將大看作是他們社會關係、在互動及其與網絡內容相關聯的總和。以往對因果關係的關注越來越被大數據生的關聯性分析取代。所以美國的情報機構和大企業才會不加區別地大範圍搜集一切元數據信息。在政府和企業看來，犧牲一些個人隱私來換取人身安全和經濟發展是值得的。無論我們情願與否，“稜鏡”向我們展示的世界的確是在沿這個方向發展。究竟網絡互聯時代的法律和道德底線應當劃在哪裏？這直接涉及未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