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專訪前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 “中國國企已走向了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把羅伯特·佐利克（RobertB.Zoellick）視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符號性人物並不為過，因為作為美國政府的“三朝元老”，特別是兩任布希政府的重要幕僚，他一直是中美經貿關係當中的關鍵人物。如果說20世紀的中美關係裏，亨利·季辛吉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名字，那麼在21世紀，只有佐利克才可以與之相比。

“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政府的角色需要調整，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角色也需要重新定位，要將已經取得非常巨大成就的‘改革’推向更高、更廣的平臺上，這樣才能獲得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012年12月14日，來華參加網易經濟學家年會的世界銀行前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

“操盤”美中關係

1953年7月25日，佐利克出生于美國伊利諾州小城內珀維爾（Naperville，Illinois）的一個擁有德國血統的家庭。上世紀80年代，擁有金光熠熠學歷背景的佐利克順利進入了美國的主流政壇，當時正值雷根政府時期，年紀輕輕的他在兩德統一談判中一戰成名，令他在華府嶄露頭角，並在歐洲擁有了很高的聲譽。

專訪前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 “中國國企已走向了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之後，佐利克又先后在老布希和小布希的政府內任要職，並成為小布希總統班底中最重要的幕僚之一，為美國解決了大量棘手難題。2000年，佐利克開始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其間他因為積極參與推動中國加入WTO而被國人所熟知。之後，佐利克又成為促使中國台灣加入WTO的重要推手。

2005年9月，時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的佐利克發表了一次足以載入中美關係史的著名演講——《中國向何處去：從成員到責任》。在演講中，佐利克借用金融術語stakeholder，首次提出了中美雙方是“利益攸關者”的概念，這在當時美國政府與國會一片“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中，給美國主流社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處理中國問題的新思路和新策略。

後來，“利益攸關者”成為小布希政府對華戰略的正式表述，也得到了中方相當正面的回應，佐利克富有新意和善意的聲音同時也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同年12月，中美舉行歷史上第一次戰略對話。美國媒體因此如是評價佐利克在處理中美關係上的作用：是他避免了中美之間出現“大亂子”。

首席“擁抱熊貓派”

2006年1月25日，時任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在訪華期間專程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日常生活中的佐利克常常表情嚴肅、不茍言笑，連小布希總統都表示，他從來不會跟佐利克開玩笑。但是，佐利克懷卻面露微笑，抱著北京奧運會吉祥物福娃晶晶的原型——大熊貓“晶晶”留了影，他表情格外溫柔。(接下頁)

這張照片被迅速刊登在了中美重要媒體上，並被解讀為中美關係出現新氣象的一個標誌。美國媒體甚至由此創出兩個新詞彙：“擁抱熊貓派”（panda-hugger）和“屠龍派”（dragon-slayer），分別借指美國政界主張與中國接觸並合作的人士和敵視中國、主張遏制中國的人士。而佐利克當然就是“首席”擁抱熊貓派了。

在美國政府決策層中，佐利克確實是為數不多的、對中國擁有比較深入瞭解的政客，而且他代表的還是傾向于與中國合作的力量。

佐利克曾多次造訪中國，從北京、上海等現代化大都市到四川、安徽、貴州的貧窮小山村，這使得他對中國經濟有著深刻而獨到的見解。佐利克稱得上是個“中國通”，從中國的歷史到當今的現實問題，他對中國的瞭解程度令人驚訝，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毛澤東、鄧小平；從五四運動到改革開放，再到如今中國的房價和戶口政策，佐利克都能侃侃而談。

和很多外國政治家不同，在此次採訪中，佐利克在談及中國問題的時候，用詞上很少說：“中國”（China）應該如何如何，而是常常說：“我們”（We）應該如何如何。

臨危受命世行

2007年6月25日，佐利克臨危受命，接替因“女友門”事件而辭職的保羅·沃爾福威茨擔任新一任的世界銀行行長。此時的世界銀行，面臨聲譽、資金、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困境，甚至有媒體形容其為“一條行將沉沒的破船”，“新船長”佐利克能否力挽狂瀾備受世界矚目。

不過，評論人士大多非常樂觀，因為佐利克的性格具備幾乎不可複製的世行行長的優勢：他歷來擅長走“中間路線”，是個“精明的中間派”，他不左不右、非鷹非鴿，美國、歐洲、日本、中國、非洲都給予其好評，但他並沒有因此偏離過其核心目標——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佐利克被確定為世行行長之後，他挑選了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擔任世行進階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這是世行歷史上首次選擇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擔任首席經濟學家，林也是第一位擔任這一職位的中國人。

2012年7月，佐利克在世行的任期已滿。回首5年的成績，佐利克“重新定位世行”的工作得到了業界極大的肯定，媒體稱其不僅帶領世行重回正軌，還實現了世行由“破船”到“航空母艦”的轉變。佐利克任職期間虛懷納諫，他的性格雖然嚴肅但亦很溫和，與其前任獨斷專行的行事風格飽受非議不同，佐利克得到美國、歐洲、亞洲等很多國家的極大認可。

在佐利克的職業生涯中，所涉及的領域和所擔當過的職位可謂種類繁多、跨度巨大，這在各國都實屬少見。作為“三朝元老”的佐利克也曾幾次暫別政壇，下海做了幾年的“銀行家”，1993年，隨著老布希的卸任，佐利克先后進入房利美公司和高盛公司擔任要職。2000年，在辭去副國務卿職務后，佐利克又“重返”高盛。就在人們猜測，離開世行的佐利克會不會重回華爾街的時候，佐利克宣佈已經加盟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他表示，在扮演過外交家、政治家、銀行家等角色之後，他想專心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了。(接下頁)

對話羅伯特·佐利克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在十八大上提出了一系列重塑中國經濟結構的計畫，核心是“調結構、促增長”，您對此有何看法？

羅伯特·佐利克：首先我必須說，這是一個最終還要由中國政府去作的決定。但我可以提供一些我個人認為可行的方式。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為了徹底實現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目標，中國首先需要重新定義政府角色，要從一個能夠直接控制行為的角色轉變成一個可以系統的、遵循法律法規的角色，這些規則涵蓋土地、企業、勞動力市場等諸多方面。其次，中國經濟未來需要更多地依賴于私營企業及市場，而不是國有企業。為了完成這樣的一種改革，中國需要解決國有企業和壟斷企業在某些行業當中的主宰角色。同時，中國還應該多元化所有制結構，降低對私有企業的準入門檻，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上的準入門檻。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中國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中需要對國有企業重新定位。您能否更為具體地談一下這一觀點？

羅伯特·佐利克：首先，我們可以加強對國有企業內部，尤其是企業治理結構方面的變革，使其運行機制更符合國際化標準，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一些國企在這個方面有所努力並正在改變。其次，市場化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也應該適用于國企，比如我們可以將國企的管理層和所有者進行分離，讓所有者還是依舊持有股份，但管理人相對獨立。我們都知道，國企中的高層，如果他們希望進行並購或者其他一些企業運作，他們需要獲得國家或是黨的許可。另外，在分離所有者與管理層職能的這一過程中，我們還可以將所有人的所有權進行多樣化，比如將其中的一部分所有權出售給私人或者其他國家的投資者。

《中國經濟周刊》：您談到在中國的經濟轉型中，需要更多地去激發民營企業活力，那麼，中國首先應該解決好哪些問題？如何平衡國企、民企之間的關係？

羅伯特·佐利克：從更廣義的層面來說，如何定位國企最終還是要看國企在整個市場當中是否具有真正優勢，有時國企是靠其在獲得資源的途徑上有非常大的優勢才獲得市場地位的。我們希望未來民營企業可以在競爭上擁有一個更公平開放的平臺。

這有點像是一個方程式的兩邊，一方面我們希望國企能夠更像民企那樣運營，比如設立理事會、監事會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國企能夠從其他方面獲得更多的競爭。我們回顧中國過去的30年可以發現，國企在這期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產生了巨大的改變，比如有出現很多合併、收購和關閉，實際上，我們的國企已經走向了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中國民營企業所遭遇的最大發展瓶頸還是資金的問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進一步深化財政和資本市場改革的同時，可以讓民營企業能夠更加容易獲得資本。我曾向網易公司創始人丁磊先生詢問過他第一桶金的來源，他的答案是這來自于他的家人。我相信可能在中國，很多企業家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去起步的。我們看到很多美國互聯網公司和軟體開發公司都是在自家的車庫開始創辦的，但是他們在未來的發展中可以很容易地獲得資金。這是一個重要的經驗。但是，在中國很多銀行在考核是否放款時，都是基於抵押物，而不是基於企業的新技術和新體系。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式雖然要明顯樂觀于歐洲和美國，但是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您認為，中國經濟如何才能尋找到新的成長動力？

羅伯特·佐利克：我們要重新關注這個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保體系、企業、土地以及勞動力等等方面的創新，並以此進一步刺激經濟的增長。我以戶口改革作為例子，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流動人口來到北京、上海，但是他們世代在這些大城市生活，卻沒有辦法很容易地進入到當地教育體系和醫療體系服務。同時，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北京或者上海政府可能目前也沒有能力在這些方面提供充足的資源。如果我們能夠擁有一個非常好的社會保障體制，就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推進戶口自由化，從而進一步促進中國經濟去全面、穩健地持續增長。

(文／記者孫冰)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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