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全球經濟“分化”將加劇

2015年新興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將是應對發達世界內部在經濟和政策上有所加劇的“差異化”。這個挑戰將會拉開管理有方和管理不善經濟體之間的差距，同時，就連運行最良好的經濟體也會受到考驗。它們的回應進而將影響發達國家的前景。

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化有兩種主要形式：在經濟增長和其他主要經濟表現方面的差別擴大；以及，與之相關的央行政策上的分化。

一方面，美國將在2015年繼續穩步復甦，提高未來經濟起飛的幾率，這將有助於解決遺留的舉債過重的問題。美聯儲(Fed)會覺得既有能力，也願意，讓非常規貨幣政策繼續漸進有序地回歸常態，在最近退出量化寬鬆(QE)的基礎上，將提供不那麼激進的前瞻性政策指引，並從2015年年中開始加息。

但對歐洲和日本來，情況並非如此。增長停滯和圍繞某些國家較長期債務格局的揮之不去的擔憂，將會挑戰此類國家的經濟基線。它們的央行將被迫進一步推出實驗性貨幣政策，尤其是鑒於相關經濟體的風險天平由於種種經濟、地緣政治、國內及地區政治因素而偏向下行趨勢。

對新興經濟體而言，發達世界的這種格局意味三點：1. G-3匯率波動，包括美元對多種貨幣進一步升值的壓力；2.全球政策緊張風險加劇，要求實行保護主義的政治壓力隨之增加；3.金融市場不穩定的周期性發作。

這種環境對新興世界來，既有風險，也有機遇。它們在2015年的最終境遇如何，將受到其初始條件和政策響應的實質性影響。

擁有三大特點(彈性匯率制度、雄厚的國際儲備緩衝、與美國的貿易往來規模較大)的石油進口國——如印尼和韓國——在進入2015年之際將處於最有利的地位。中國也一樣，其之所以沒有進行更激進的匯率管理，只是為了對企業強加紀律，這些企業需要逐漸重新定位，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全面轉型的一部分。

如果這些經濟體能夠推進各自的結構性改革，它們將提高各自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和對地位。借助大宗商品價格下滑給經濟帶來的好處，並利用其可觀的自我保險作為應對不可避免的全球金融和匯率動蕩的緩衝，這些經濟體將強化加快增長和發展成熟的前景。

在另一個極端，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國家將遭遇嚴重困境，面對衰退、通脹和金融不穩定的三重威脅。拖延實施全面的政策響應，將進一步增加各種風險，包括貨幣內爆、破壞性資本外逃，以及不斷蔓延的進口商品短缺。

債務特徵也將成為一個區分因素，盡管不如過去那樣重要。

債務額中貨幣錯配程度較高的國家(這個問題有“原罪”之稱，指美元債務的本息償還要求，遠遠超出借款人生美元收入的直接能力)，將面臨比較艱難的時期。美元相對於多種貨幣升值將加劇這一問題，特別是對那些債務到期結構不利(未來18個月要進行大量償付)的借款人。

幸運的是，這不太可能導致1994-95年、1997-98年及2001-02年那樣的危機重演。比起過去的新興世界，債務特徵扭曲的情況在今天少見得多。此外，在仍然存在這種情況的國家，它們往往更多地集中在企業債務，而非主權債務。因此，及時的政策回應有更大的機會阻止債務問題影響整體經濟，乃至整個世界。(不過，這不意味可以低估俄羅斯等國面臨的挑戰，這些國家的債務失衡高度集中在金融機構和能源企業。)

總的來，相比之前幾次美元持續走強時期，新興國家差異化對全球經濟的威脅要小得多。此外，如果大型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印尼和波蘭)成功將較低的大宗商品投入價格轉化為優質經濟增長，如果巴西抵制住重拾低效率的國家主義的誘惑，這種差異化最終可能起到支撐全球經濟實現再平衡的作用。

要讓這種令人欣慰的結果從希望變成現實，管理良好的新興經濟體將需要避免政策失誤；發達國家將需要在不訴諸“以鄰為壑”政策的情況下，彌合它們之間的差異；全球政策協調將需要得到顯著改善；近年的過度金融冒險將需要支撐足夠長時間，讓基本面因素得以逐漸改善，趕上人為推高的資價格。

不幸的是，這一切遠非板上釘釘。不過，比起過去發達國家分化的年代，現在的處境更好些。

本文作者為安聯集團(Allianz)首席經濟顧問，著有《碰撞：世界金融新版圖》(When Markets Collide)一書

(來源：FT中文網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