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反腐存考驗 兩國外交磨擦將使遣返復雜化

中美合作反腐存考驗 兩國外交磨擦將使遣返復雜化

作者陳洪橋撰文在聯合早報撰文指出，美國執法機構與中國政府在打擊刑事犯罪方面雖有合作，但重點是在打擊販毒、走私及偽劣商品的犯罪，而緝捕中國貪官則屬於外交及聯邦政府層面，地方警局不能直接插手。此外，兩國不在外交磨擦期內，貪官將資產轉移或外逃到美國，美方可能會提供資訊給中方；然而當兩國正值外交磨擦期內，則貪官案例恐將受到擱置，兩國反腐合作也會受到影響。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十八大以來，中國官方重拳出擊，掀起空前的反腐浪潮。歷經兩年的“狂風暴雨”，先后共有超過18萬名黨員干部被處分，56名“老虎”落馬。當國內反腐漸入高潮，那些逃往境外的貪官也愈發引人注意。中國反腐之風開始刮向全球，並初見成效。

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已與許多開發中國家簽署反腐敗合作協議，但與美國在此領域的相關協議則極為缺乏；且兩國之間也尚未簽署雙邊引渡條約，導致中國貪官將美國視為逃避法律制裁的天堂。中國政府為遏止形勢惡化，於是將緝捕在美貪官視為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早在1998年，中美之間即透過執法合作聯合聯絡小組為平臺開展執法合作；而2001年3月生效的中美《刑事司法互助協議》則為這種合作提供法律基礎。

2004年，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移交給中國警方，成為中美建交以來首位從美國追回外逃貪官的成功案例。時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國際執行局局長湯姆斯（thomas v. fuentes）曾對媒體宣稱，任何中國的犯罪嫌疑人前往美國，只要中國司法部門提出調查要求，美方確認犯罪行為后，就會“來一個，查一個，遣返一個”。然而事實上從過去案例觀之，美國政府遣返中國貪官的案例極少。究其原因，應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中美尚未簽訂引渡協議。中美兩國雖於2000年簽署《刑事司法互助協議》，但協議中並未列入引渡條款。由於中美之間沒有雙邊引渡協議，在此情況下，美國政府可以拒絕中國政府的引渡請求，造成兩國反腐合作的障礙，而這個問題短期內也難有重大進展。

第二、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差異。由於美國重視人權，擔心遭遣返的中國貪官可能受到中國政府所謂非人道待遇而判處重刑，此舉將使美國標榜崇尚民主與重視人權的基本信念遭到國際抨擊。因此對於中國政府請求遣返在美貪官時，美國政府多采取謹慎態度，也為遣返中國貪官造成障礙。

第三、兩國外交磨擦將使遣返復雜化。美國執法機構與中國政府在打擊刑事犯罪方面雖有合作，但重點是在打擊販毒、走私及偽劣商品的犯罪，而緝捕中國貪官則屬於外交及聯邦政府層面，地方警局不能直接插手。此外，兩國不在外交磨擦期內，貪官將資產轉移或外逃到美國，美方可能會提供資訊給中方；然而當兩國正值外交磨擦期內，則貪官案例恐將受到擱置，兩國反腐合作也會受到影響。

第四、美國寬鬆的移民政策。依照美國移民法規定，中國公民在申辦投資移民時，規定要說明清楚資金來源；但一般而言，美國政府在審查時大多不嚴格，形成執法漏洞。

第五、退回贓款涉及經濟利益。中美合作打擊中國貪官面臨一個很實際的問題，就是貪官被抓到，他們的財產將如何處置？對中國而言，不但要人也要錢；但對於美國來說，付出很多成本協助中國抓人、扣錢。而且美國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外資投資對美國而言極為重要，如果美國未獲得應有的利益，將失去與中國在反腐合作上的動力。

第六、兩國法律制度的差異。美國對中國法律體系制度並不認同，導致中美之間的反腐合作常受到掣肘。其中，最大障礙為美國以國內司法程式規定為由，要求中國提供起訴涉嫌貪腐官員的“必要證據”；然而“必要證據”的數量、范圍等，須以美方裁量為準。然而中國政府認為，懲處中國貪官純屬中國的內政問題，而且其中還有一些不便公諸於眾的事證，導致兩國反腐合作陷入困境。

今年11月召開的北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為中美反腐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與實踐平臺。11月12日，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了，兩國元首表示，雙方支援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通過的《北京反腐敗宣言》，強調各國不應成為腐敗分子和腐敗資金的避風港，同意加強反腐敗機構和執法機構在個案調查、資訊交流和能力建設方面的合作，共同打擊各類跨國腐敗犯罪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