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劉強東的“扶貧”商業計劃意欲何為

和訊專欄作者 鄧聿文

在中國政府的戰略考量中，農村問題始終被認為是“重中之重”。剛結束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作為即將到來的2015年的五大任務之一。據悉，明年中央的一號檔案將連續第n次聚焦農村和農業。

農村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貧困。按照中國的扶貧標準，改革以來，中國共減少了2.5億貧困人口，這個成效不能說不大，然而，農村貧困狀況依然嚴峻。截止到2013年底，中國還有農村貧困人口8249萬，全國有12萬多個貧困村，83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縣。

農民貧困的原因當然是多樣的，但對多數貧困農民來說，貧困首先是一個經濟問題，其貧困動因是缺乏資金支援。他們不缺勞動力，不缺勤勞，甚至也不缺技能，但缺關鍵的資金。若有資金扶持他們一把，以中國農民的勤勞，不出幾年就能甩掉貧困帽子，甚至走向小康。

然而，在解決農民融資難方面，中國至今沒有摸索出什么好辦法。中國一些學者曾借鑒域外好的做法和經驗，把它移植到中國來，但似乎水土不服，很難大規模推廣開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師法孟加拉國的穆罕默德•尤努斯，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創辦的孟加拉鄉村銀行——格萊珉銀行及其扶貧模式。尤努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致力於通過小額信貸方式使廣大農民走上脫貧致富之路。他建立的“窮人銀行”系統，使孟加拉國4.6萬多個村莊中幾百萬貧困人口從中受益。

格萊珉主要向以小組為單位的婦女提供小額短期信用貸款，一般按周分期還款，貸款期一年，每周分期付款，償付數額是每周償還貸款額的2%，利息每周為2‰，貸款利率為年化20%，另按貸款額5%收取小組基金和強制儲蓄作為風險基金。格萊珉通過客戶預篩選機制、非正規的成員間監督和制裁機制、借貸還貸中心會議等形式進行信貸管理及風險控制。可以說，這種信貸模式點燃了曾被人們摒棄的社會底層的小小經濟發動機。30多年來，“窮人銀行”累計放貸57億美元，還款率高達98.89％，兼顧了社會公平和經濟效益，成為窮人手中的“阿拉丁神燈”。

尤努斯的孟加拉國窮人銀行的實踐表明，在農村，如果能夠從農業生產、社區組織的特點出發，完全可以發展出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並成功經營的農村小額信貸銀行。盡管中國的學者在復制格萊珉的做法時看起來不很成功，但只能說明我們還未能找到一種基於中國農村的特點和金融約束條件的扶貧方式，並不表示窮人銀行背后的金融扶貧理念不適合中國。正如尤努斯所說，使窮人脫貧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創造的一種機制，一種專門面向窮人的、為窮人服務的、與窮人一起發展的機構，其精髓就是，榮譽和自尊已經成為小額貸款的擔保，窮人們用誠信的行動來保衛他們的尊嚴。我們關鍵是要找到這種機制。

尤努斯要親自來中國試驗他的方法。格萊珉在中國成立了分支機構——格萊珉中國，直接將小額信貸經驗運用於中國。尤努斯這次找了劉強東——這位京東集團的ceo，也是一位從農村出來的，有著18年中國農村生活經驗的農民后代，共同參與其扶貧事業。在尤努斯最近的中國之行中，格萊珉中國與京東集團達成多個戰略合作意向，借助京東的互聯網渠道和供應鏈資源，結合格萊珉在農村金融服務領域的深厚經驗，攜手開拓中國廣大農村金融市場。或許，過去導致中國一些學者移植格萊珉做法不成功的缺憾，這次通過互聯網能夠得到克服。

劉強東的規劃是，京東通過電商平臺，幫助解決農民生產資料的問題，由京東來連接農藥、化肥品牌生產者和直接使用者。因此，京東擬明年6月前發展10萬名村民代理，覆蓋中國10萬個村莊。同時，京東還擬將村民代理發展為農村信貸員。這一計劃旨在解決農民貧困“最後一公里”問題。

雙方的具體合作領域包括：京東將與格萊珉中國共同探討創造一個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樣本——京東格萊珉金融模式，研究探索銀行金融服務、供應鏈金融、眾籌、大數據風險等方面與線下格萊珉微金融模式形成互補結合，最終讓京東渠道下沉戰略和格萊珉小微金融模式遍布到中國的廣大村鎮市場。京東金融旗下的眾籌事業部將與格萊珉中國合作，運用眾籌平臺為格萊珉中國業務進行籌款。此外，京東將與格萊珉中國在農村小額貸款業務領域展開合作，從京東自建的配送網絡入手，由京東金融小貸部門、配送部門和格萊珉共同為農民提供金融合作解決方案。雙方還將共同合作拓展農村領域的消費和創業貸款。

中小企業和農民融資難在中國是一個長期問題。但正如經濟學家許小年在評價他們的合作時所說，中小企業和農民融資難，難就難在資訊不對稱，而京東和格萊珉的合作模式在於京東利用其大數據技術降低信貸資訊不對稱降低風險，而格萊美利用其社會微型結構來降低信貸成本。這種結合很可能會產生中國農村的一種小微貸款新模式。

劉強東這樣做當然有著自己的商業利益考慮。按照其說法，京東通過賒銷模式，將農民需要的農業物資直接送到田間地頭，減少中間成本，農民在收獲時再還京東的錢，這中間支付一定的利息，雖然這個利息比現在農民的高利貸要低一半多，但鑒於中國農村的廣大，對京東來說也非常可觀。至於有可能出現的支付風險問題，京東利於自己的客戶大數據優勢，篩選信用好的農戶，將風險降到最低。

盡管如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劉強東在做低風險的“扶貧”生意，京東與格萊珉的合作，首先有利於中國的減貧。前面說了，中國農村還有12萬個貧困村，假如京東的10萬名村民代理能夠覆蓋一半的貧困村，對中國的減貧事業將會是多么大的貢獻。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中國農村的扶貧事業亟待模式創新，而利用互聯網時代的資訊技術是最基本的創新工具，劉強東的“扶貧”雖然帶有商業目的，但如果京東與格萊珉在小微金融領域開創的這個扶貧模式能夠成功，它可能比尤努斯在本國創造的格萊珉模式更具全球推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