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權貴聯盟致收入差距惡化 消費差距是問題所在

和訊網訊息 2014年12月10日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陳志武在大公網年會上表示“權貴”聯盟會導致收入差距，但消費差距才是真正問題。

“權貴的聯盟，權力和資本的聯盟當然會導致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惡化，這方面的問題今天不多說。到底如何來理解收入差距的惡化，財富分配結構的惡化對人類社會可能帶來的影響。尤其是這些財富差距，收入差距惡化了以后，是不是像原來理解的一樣，導致社會動盪，引發革命？首先強調一下，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認真、正確區分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消費差距的區別。要看到財富差距不是一個問題，甚至收入差距也不是必然會帶來問題的。但是，消費差距才是我們政策決策層、學者、專家、官員真正應該關注，消費差距才是問題所在。道理很簡單，你可以是馬云、馬化騰那樣的有1千多億人民幣個人財富，馬化騰、馬云、李嘉誠他們跟我們一樣，每天也吃三頓飯，而不是由於因為他們是億萬富翁，每天吃100頓飯，而不會同一時間點開10輛車、100輛車，不會。也不會因為他們是億萬富翁，夏天的時候，別人只穿一件單衣服，他穿100件衣服等等。消費層面只要是人類的生存所需要的適度，這些方面基本沒有太大變化，你是億萬富翁，還是每個月賺幾萬塊錢。美國的億萬富翁也好，非常窮的人也好，從他穿的衣服、吃飯的地方、吃多少看不太出來，誰是億萬富翁，誰不是。之所以講這些，說明一個基本的道理，消費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財富分配結構，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可以分離開來。只要一般的人，低收入階層都有足夠多的收入，過上體面的生活，大不可必要通過征稅把高收入階層的人，有能力的人，必須把他們的收入通過強化的征稅像法國那樣把他們拉下來，因為那樣帶來的負面，阻礙社會進步，阻礙有能力、天賦的人的創新所起到的破壞作用，遠遠大於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果。”

以下為部分文字實錄：

非常感謝大公報、大公網論壇的題材從香港帶到內地，不僅僅可以讓大公報、大公網成為“超級聯系人”，也可以強化內地和香港各個金融階層的交流，我也非常榮幸和有機會和大家進行十幾分鐘的分享。我今天的話題不是關於存款保險的，

更多的我是想就大家非常關心的話題，不是新常態，而是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的話題。這個話題之所以現在又特別熱，就是因為有一本書《21世紀資本論》，美國的經濟學家推出來的，據我所知，他到中國有一些演講，比演藝明星還更受歡迎。皮克迪教授作為第一位經濟學家，用了非常多的、大量的歷史數據，1800一直到最近美國、法國、英國、日本等等發達國家，自從1800年一直到現在兩個多世紀在這些國家的家庭和個人層面、財富的變化，收入的變化，做了非常大量的嚴重。國內的報紙這方面也報導了比較多，大致上來說，從1780年左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1913年基本上就像當年的馬克思預測得那樣，18世紀以后一直到20世紀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不斷在惡化。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開始以后，到二戰結束1945年是非常重要的轉折期，把原來不斷惡化的收入差距做了非常大的糾正，不斷改善的收入差距的局面，一直到冷戰結束70年代末，一直持續下來。從1980年左右，新一輪全球化開始之后，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指數又開始不斷惡化，直到今天，美國收入最高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和個人大概占全美國社會48%的財富，這種局面在皮克迪教授看來，可能預示著未來的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深化發展，會朝著“拼爹”的時代進一步邁進。他做的預測是非常悲觀的。但是我想，首先跟大家簡單花幾分鐘來解釋一下，為什么過去這些年，特別是80年第二輪全球化不斷深化發展以后，中國也好，其他的國家也好，包括美國收入差距為什么越來越大？當然背后的原因是很多方面，一個方面很明顯的尤其在中國，權貴的聯盟，權力和資本的聯盟當然會導致收入差距、貧富差距不斷惡化，這方面的問題今天不多說。我更多想從現代經濟的一些規律式的方面做一些簡單的解釋。

現代經濟的新特征，並不是像我們原來說的帶來更多的剝削，而是新特征決定了收入差距在現代經濟的方方面面之下，可能會不可避免會進一步惡化。比如說舉個例子，公司化的商業化，這個對於中國社會，對美國社會和其他的社會帶來影響非常之大。不管中國、美國，很多的夫妻店，中等收入階層也享受一些資產性收入，但是隨著公司化、商業大公司、大財團出現，他們可以把進貨價格壓的很低，他們帶來的影響非常大，把很多夫妻店都擠掉了，使他們加入到了工薪階層。中國過去十幾、20年，隨著越來越多的連鎖公司化、商業機構的出現，使財富往少數人手里面聚集。

第二個方面，就是因為新媒體的出現，使得很多精英達到了贏者通吃，姚明一小時球可以換20多萬美元，一個小時的收入和60年代的美國籃球球星付出的勞動沒什么差別，之所以今天可以賺25萬美元，原來的沒有辦法收入這么多，就是因為有了電視轉播，姚明不需要多做什么，但是他做的事，通過互聯網、電視的轉播，使他的價值大大提升。演藝界唱歌的，我記得70、80年代在長沙讀書的時候，那時候有當地的歌星也可以演唱，大家也都愿意去。現在地區縣一級的歌星基本上沒有賺錢的機會。互聯網下帶來的全國的歌星，全世界的歌星在全球的范圍之內通吃，讓收入最好的人大大提升。讓2、3級地區的歌星給擠掉了。在座的可以想像，原來沒有飛機、高鐵的時候，湖南的專家可以通吃湖南的論壇、會議講話、賺錢的機會，現在有了高鐵、飛機以后，全國少數幾個經濟學家，或者是有名的官員，可以跑全國好幾個城市，尤其是北京一天可以參加好多的會議，有好多的演講，就把二流的專家、三流的專家的機會被擠掉了。技術帶來的變化，這些交通技術、通信技術、互聯網技術，使得很多人，如果你是非常突出的，超出大眾的天才，具有特別的天賦的話，像姚明一樣的，你就可以贏者通吃。第三方面，金融行業的興起，規模化經營方面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私募、對沖基金，中國做基金、投行的人都知道，100萬美元的投資，可能需要做的凈值調查，做的努力花的時間，和10億美元的投資花的時間做出的努力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你付出的勞動時間，做100萬的投資，還是做10億美元的投資基本上差不多。但是能夠帶來的收益，10億美元的投資帶來的收益原原超出100萬美元所能給你帶來的收益。勞動時間是一樣的，但是長期的價值，因為現在金融企業，金融規模的方方面面的特征，也使得不管是農業的農民，還是一般的工業階層的工人，甚至於是做企業的老板，企業的資本家都沒辦法跟華爾街的金融公司做投行、做皮衣基金的人比。更多的行業例子時間的關係不多說。但是從這些例子里面看到什么，剝削的層次不一定增長，而是由於現代經濟的特征使得有能力的人贏者通吃的能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們就在想，到底如何來理解收入差距的惡化，財富分配結構的惡化對人類社會可能帶來的影響。尤其是這些財富差距，收入差距惡化了以后，是不是像原來理解的一樣，導致社會動盪，引發革命。首先我強調一下，在今天的情況下，我們在談新常態，我們必須認真、正確區分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消費差距的區別。

[NT:PAGE=$] 尤其是要看到財富差距不是一個問題，甚至收入差距也不是必然會帶來問題的。但是，消費差距才是我們政策決策層、學者、專家、官員真正應該關注，消費差距才是問題所在，而不是貧富差距、收入差距。通俗的話說，道理很簡單，你可以是馬云、馬化騰那樣的有1千多億人民幣個人財富，馬化騰、馬云、李嘉誠他們跟我們一樣，每天也吃三頓飯，而不是由於因為他們是億萬富翁，每天吃100頓飯，而不會同一時間點開10輛車、100輛車，不會。也不會因為他們是億萬富翁，夏天的時候，別人只穿一件單衣服，他穿100件衣服等等。消費層面只要是人類的生存所需要的適度，這些方面基本沒有太大變化，你是億萬富翁，還是每個月賺幾萬塊錢。美國的億萬富翁也好，非常窮的人也好，從他穿的衣服、吃飯的地方、吃多少看不太出來，誰是億萬富翁，誰不是。之所以講這些，說明一個基本的道理，消費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財富分配結構，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可以分離開來。只要一般的人，低收入階層都有足夠多的收入，過上體面的生活，大不可必要通過征稅把高收入階層的人，有能力的人，必須把他們的收入通過強化的征稅像法國那樣把他們拉下來，因為那樣帶來的負面，阻礙社會進步，阻礙有能力、天賦的人的創新所起到的破壞作用，遠遠大於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果。

2013年芝加哥大學兩位教授發表的論文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們要告訴我們的是什么？從2000年一直到2011年，那11年的時間里面，美國的收入差距有多大的變化，不同消費群體之間的消費的變化。從2000年開始，美國最富十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在那時候是最低收入階層的5.3倍，2011年倍數長漲6.4倍，最富人賺錢的數量的確相對最低收入的十分之一的群體來說，要總體上累積增加了五分之一，收入差距在那十幾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看看消費差距的話，會發現，2000年的時候，最富的十分之一的人群的消費，2000年的時候，是最窮四分之一群體每年消費4.2倍，到了2011年的時候，最富四分之一人的消費較窮人的消費3.9倍，尤其08年金融危機以后，消費差距在不斷的縮小，這正是非常強的特征。從這一點來說，我們看到了收入差距不一定轉變為非常突出的消費差距的惡化，不一定要那么擔心。最後說一下，是不是說收入差距、財富差距必然會導致革命、社會動盪？結論肯定是否定的。在馬克思之前，當時都處於農業社會，土地分配是最重要的代表資本分配結構的指標，李嘉圖18世紀的時候非常擔心，擁有土地的人，土地分配結構要是太不平均的話，最後整個世界的社會會進入革命、會亂套。結果，現在看看香港科技大學李忠清教授做的研究，18世紀、19世紀的時候，如果把中國當時農村的土地分配結構跟當時同期的瑞典、比利時、意大利、日本鄉村的土地分配結構做比較的話，他們收集的大量數據表明，18、19世紀的時候，中國農村土地分配結構遠遠比瑞典、比利時、日本農村的土地分配結構要更加分散。就是說中國當時的農村土地分配不像原來理解得那么往少數的地住手里面集中。按照我們的理解，不是進入20世紀以后，因為瑞典、比利時西歐等等的國家，他們的土地分配結構，比中國19世紀的土地分配結構更加集中、更加不平等，是不是那些國家更有可能發生農民革命、進入動盪。實際上是反過來的，恰恰是土地分配很均勻的中國，進入20世紀頻頻革命，反而是土地分配很集中的國家，沒有在20世紀經歷革命，以土地為代表的財富分配結構，只要在消費分配結構里面比較合理的話，不一定會導致革命，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主要是金融市場和政府提供的一些救濟，包括宗教、教會等等所做到的消費幫助，特別是社會底層人的消費更加變成扁平，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來說，土地分配是不是要集合不宜造成革命？是不是19世紀馬克思擔心的工業資本、產業資本代替了土地資本，如果產業資本的分配結構非常不公是不是會進入長期革命的狀態。現在來看，以美國做例子，產業資本分配結構，也沒有讓美國在20世紀進入一場接一場的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今天有一些人擔心，原來土地分配結構沒有帶來革命，19世紀和20世紀工業資本分配結構沒有帶來革命，今天的金融資本起決定作用、主導作用，今天的金融資本在不同的群體之間的分配結構，是不是把人類會帶入永遠沒辦法終止的革命呢？我要說的結論是大家大可不必擔心。原來工業資本、土地資本沒有把世界帶向末日，今天金融資本也不會把世界帶向末日，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消費分配結構上面，不應該把太多注意力放在財富分配結構，富人錢多了以后，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就讓他們多賺一些，尤其是我們考慮到他們財富多了以后，能力非常強，也可以給社會、老百姓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不是更好嗎？最後，我們可以看到消費分配結構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