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有可能成為大陸版蔣經國 開創新格局

習近平

社會的重大變革往往離不開強勢統治。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如果沒有鄧小平強勢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排除左右干擾，也難以推動改革開放。大多支援習近平集權的知識分子認為，胡溫施政十年的“集體領導”猶如“九龍治水”、難有作為，中國需要一位更權威的強人才能有效打下”蒼蠅老虎”，以及整治既得利益集團和打擊寡頭壟斷，為推動進一步改革掃除障礙。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往返兩岸之間，強烈感受到兩地領導人的強弱對比，十分明顯。

馬英九身兼台灣總統和國民黨黨主席，即便執政權和黨權一把抓，也扭轉不了跛腳的局面。黨內不團結，馬英九與連戰相互猜忌，與王金平又早有心結。王金平拔不掉，立法院搞不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和兩岸服貿協議全卡在立法院，監委名單還遭封殺近半，今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必然還將挨打，馬英九第二個任期的后半段幾乎與陳水扁當年一樣屢屢受挫，為對手敞開政黨輪替的機會大門。

立院黨團不受控、黨機器不靈光、行政系統失功能，有政府等於沒政府，台灣目前的狀態幾乎離無政府狀態僅一步之遙。集體狂躁和集體噤聲一樣糟糕，帶有絕對民主色彩的民粹主義與封建獨裁主義一樣不正常，政府決策往往被非理性群體行為綁架而導致經濟建設停滯不前。這樣的政治生態和時局，絕非溫良恭謙讓的領導人所能駕馭，難怪在爆發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之后，台灣朋友感嘆，“台灣需要一個更強勢的總統”；《經濟學人》雜志則評估，“台灣的未來可能在街頭決定”。

但是，無論下一任台灣總統由誰當，是藍或綠，都只能是弱勢領導。台灣小而開放的經濟易受國際環境影響，對大陸的依存度逐步上升，但台灣內部對於如何面對大陸又毫無共識。加上不成熟的民主體制，高度政治化的媒體生態，選舉高於一切的政治生態，面對內外多重因素的夾擊，台灣注定不可能再出現蔣經國或李登輝那樣的強勢領導人，帶領台灣走出歷史轉折中的困局。唯有社會上下遭遇一次嚴重危機，才有可能讓強勢領導卷土重來。

大陸這一邊呈現截然不同的景象。習近平黨政軍權一把抓，兩個重要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中央網絡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全由他親自領導。按《北京青年報》統計，習近平至少身兼4個“中”字頭小組組長。

習近平通過整風反腐、管控輿論、設立新機構等方式快速掌握日常事務，比江澤民、胡錦濤前兩任更快鞏固權力，常委“集體總統”變成一個元首，強人地位逐漸成形。拿下徐才厚，習近平展示了反腐治軍的決心，拔下政治局原常委周永康之后，有輿論分析稱，習近平已終結“老人政治”的干預。

強人形象在媒體推波造勢下，更加立體突出。香港大學傳媒研究計劃的一份報告顯示，自2012年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的名字在此后的18個月內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次數，出現頻率僅次於毛澤東。新華社昨天報導稱，“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自6月23日出版發行以來，因受到中國共產黨員、干部熱捧，發行即將突破千萬冊。

社會的重大變革往往離不開強勢統治。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如果沒有鄧小平強勢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排除左右干擾，也難以推動改革開放。大多支援習近平集權的知識分子認為，胡溫施政十年的“集體領導”猶如“九龍治水”、難有作為，中國需要一位更權威的強人才能有效打下”蒼蠅老虎”，以及整治既得利益集團和打擊寡頭壟斷，為推動進一步改革掃除障礙。

[NT:PAGE=$] 不過，台灣《遠見》雜志的文章曾指出，“強人”領導靠一個人的威望、班底及部署，但終不免有錯失，產生後遺症。塑造一個強人，需要付出太多的代價，冒太多的風險。“強勢”領導是靠制度，由一群人來推動，形成一股進步的力量。在民主政治下，擔任重要職務的人，就立刻會有實權，毋需靠多年累積的威望、多年培養的班底、多年費心的部署。換句話說，強人領導是危險的，現代化國家要的是強勢領導，不是強人領導，關鍵就在於制度建設。

大陸社會應走向法治，而推動法治就是邁開制度建設的重要一步，無論是反腐敗還是挑選領導干部，都應該循制度層面進行。這也是為什么部分輿論對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將依法治國作為主題寄予很大期望。只不過，真正意義的法治意味著司法必須獨立，不論什么人、什么組織，都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中共能做到嗎？

若能，習近平將超越毛鄧，不僅穩固中共的執政根基，還把中國帶上另一個發展的新臺階，為自己留下重要的政治遺產。就像當年蔣經國在逆境中為台灣開創新局，習近平若能在歷史轉折中催生一套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他有可能成為大陸的蔣經國，但馬英九已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