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奧運會正在失去人心

太平洋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朱爾斯·博伊考夫(Jules Boykoff)為《紐約時報》撰文

俄勒岡州波特蘭——奧林匹克運動正在滑向一場慢性危機。競爭奧運會舉辦權的城市越來越少。

申辦2022年冬奧會的熱情已然冷卻。克拉科、慕尼黑、斯德哥爾摩和瑞士的選民以壓倒性多數反對參選，烏克蘭危機又迫使利沃夫退出了申辦，只留下了公支持度不高的奧斯陸，以及北京和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這兩家都算不上什麼捍衛民主的堡壘。

夏季奧運會的前景也好不到哪兒去。申辦2024年奧運會的四座美國候選城市——波士頓、洛杉磯、舊金山和華盛頓——均不冷不熱。包括紐約和費城在內的其他30多座城市乾脆直接放棄了機會。

早就應當進行嚴肅的反思了，而現在的時機恰到好處。去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選出了新主席：德國人托馬斯·巴哈(Thomas Bach)。多年來一直是主辦城市在為奧運會服務，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太久了。巴哈應該確保，奧運會要開始為主辦城市服務。

起點就是控制舉辦奧運日益膨脹的花銷。上世紀90年代，IOC官方曾經擔憂“巨人症”的風險：奧運演變成臃腫不堪的龐然大物，價簽高得離譜。現如今，“巨人症”卻成了新常態。

蓄意壓低估算成本以確保申辦成功的做法，几乎本身已成為一項奧林匹克運動。倫敦官方當初宣稱，2012年奧運會的開支預計將為38億美元(約合234億元人民幣)，但實際數字卻超過了180億美元。索契冬奧會宣佈的估算為120億美元，實際卻飆升至510億美元，一舉超越了過去所有冬奧會的總開銷。“神奇板”(Etch A Sketch)似的經濟學可以休矣。

困擾奧運會的，還有蹩腳的經濟影響研究。這些研究助長了奧運將強勁助推投資與增長的財政幻想，卻從未真正實現，只是讓野心勃勃的政客得以推行腐敗叢生的恢弘項目。

奧運會開支驚人，舉辦地的民卻未能獲得足夠的回報，因為奧運開發項目往往與城市和地區規劃脫節。IOC應當創立一個獨立機構，彙集像樣的體育經濟學家、城市規劃師和政治學者，從而能夠客觀地評估申辦城市的建築方案能否實現長遠的開發戰略。

《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中的規定允許外部專家協助評估申辦事宜。這一機構——姑且叫做“獨立申辦評估委員會”(Independent Bid Review Board)——將事無巨細地分析主辦城市的報告，並向IOC的關鍵決策機構評估委員會(Evaluation Commission)提交建議。

IOC的委員們出了名地隨心所欲，忽略技術報告，只管把票投給許下最美諾言的申辦地。IOC應當公佈委員的投票記錄，這樣，誰站在了專家證據的一邊，誰又置若罔聞，就能一目了然。

急速膨脹的奧運成本可能會壓垮舉辦城市。比如雅典，甚至有人認為，希臘之所以幾近違約，要部分歸咎於2004年奧運會欠下的債務。場館成為廢墟，破敗的紀念建築被荒棄。

奧運會過后，那些本可以用來資助惠及全社會的基礎設施項目的稅款，必須用於償債。與此同時，IOC卻跳上飛機奔向下個舉辦地。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可以避免這種趨勢，它將保證開支流向公共交通等真實需求，尤其是地鐵、輕軌和公交網絡這類可持續的系統。

每兩年，狂熱支持奧運的那幫人就會釋放內心深處的阿爾·戈爾(Al Gore)，鼓吹什麼“史上最綠色的奧運”。悲哀的是，現實總是趕不上公關。倫敦奧委會成立了旨在監督環境行為的可持續委員會，不過這家機構沒有實權。事實證明，當官方讓BP這樣的企業成為“可持續伙伴”的時候，唯一的甄選標準就是看誰的錢包夠鼓。

奧運會不應該採取散髮“漂綠”意味的付費入場模式，而是需要一家獨立監督機構來讓各承辦地的組委會按章行事。這家監督機構必須有實權，如有必要，有權強制履行可持續承諾並開出單。減少奧運會生態足跡的另一項革新是，鼓勵有新意的申辦方式，可以多座城市乃至幾個鄰國共同申辦。這樣做可以分攤成本，減少對新建築項目的需求。

最后，IOC應讓舉辦城市的遴選配得上《奧林匹克憲章》的崇高準則：違反人權的國家不得承辦奧運。北京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時，IOC的成員國對這個決定贊不口，認為它是一個迫使中國改善人權記錄的手段。我們沒見到任何改善。

只有在兩屆奧運會間隔的年份裏，壓力才會消失，實施一些清醒改革的機會才會出現。就像國際足聯(FIFA)和世界杯(World Cup)一樣，變化都是在比賽之外發生的。新主席上台后，IOC必須行動起來——否則未來將再也找不到一個聲譽良好的國家來承辦奧運。(紐約時報中文網)

朱爾斯·博伊考夫(Jules Boykoff)是太平洋大學的政治學副教授，最近出版了《行動主義和奧運會：溫哥華和倫敦奧運會中的異見》(Activism and the Olympics: Dissent at the Games in Vancouver and London)一書。

翻譯：黃錚、王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