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扶貧項目嚴重忽視性格培養 把貧窮者當做膚淺人

紐約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父母在養育孩子時，都會認為品格對孩子的人產生就有很大的作用。但幾乎所有對抗貧困的政府項目都不這么想。民主黨對抗貧困的項目，多數都涉及轉移資金、提供就業，或者以其他方式應對窮人面對的物質匱乏。同樣，共和黨對抗貧困的項目，也多數涉及調節經濟激勵手段或者調節弱勢群體面對的監管障礙。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最近在《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上指出，進步派和保守派的常規路徑，都仿佛把個人當成了抽象概念，仿佛他們屬於一個叫作“膚淺人”的物種，他們的命運只由經濟結構塑造，而不受品格和行為影響。這篇文章具有一定參考意義。

　　很容易理解政策制定者為什么會對品格的問題避而不談。沒人愿意被人發現自己在譴責受害者，宣揚對他們的批評：窮人之所以變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他們不夠愛孩子，或者沒有良好的價值觀。更何況，多數理智的人也會認為，政府本就做不來什么改變人的品格的事情。

　　問題在於，那些忽略人格和行為的政策，產生的效果令人失望。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里的社會學研究，更加印證了一種在其他領域可能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不能幫助人變得更堅韌、勤勉、謹慎，那么全世界所有的轉移資金，都不能產生持久的效果。

　　沃爾特•米切爾(walter mischel)著名的“棉花糖實驗”顯示出，4歲時學到的“延遲滿足”技能，到成年后能產生重要的收益。卡羅爾•徳韋克(carol dweck)的研究表明，有“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的人，也就是認為自己的基本素質能在努力中得到發展的人，比那些認為基本才能是內在的固定屬性的人，境遇更好。安吉拉•杜克沃斯(angela duckworth)的研究表明，堅持和毅力對於終生的成就有多么重要。自稱能對自己手上的隨便什么事情善始善終的大學生，成績優於同齡人，甚至優於sat分數更高的同學。單詞拼寫競賽里，拿到的“毅力分”明顯更高的參賽選手，晉級的可能性比沒那么堅毅的對手大41%。

　　通過總結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里夫斯估計，自我驅動力和自制力對學業成績的影響，與認知能力基本相當。最近的研究也顯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之間，自控力的差異也十分巨大。貧窮的孩子成長過程中心理負擔較重，受到的干擾也較多，而這些不利因素會對大腦產生影響。研究人員通常會使用枯燥的測驗來檢驗誰能集中注意力，專注於眼前的任務。在收入水平處於前五分之一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們，與收入水平處於最後五分之一的家庭養育的孩子相比，前者在這種測驗中取得好成績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5倍。

　　但如果有適當的經驗，這些效應是可以扭轉的。

　　多年來，研究性格發展的人們大都發現，聲色俱厲的說教沒有作用。最近某些學校開設的流於表面的“品格教育”課程並沒有起到多大幫助。智者們在漫長的歷史中，總體上找到了至少四項有效的路徑，可以讓攀登的過程更加容易。政府支援的項目在所有領域中都能起到幫助。

　　第一，習慣。如果你能改變行為，最終就能改變秉性。能在小事上做到自控的人也會發現，面臨危機時，在大事上也更容易自控。高質量的學前教育、kipp預科學校，以及育兒指導，通過鼓勵年輕的父母和學生們遵守基本的禮節，經常進行微小的自我節制，已經產生了持久的效果。

　　第二，機遇。或許你可以通過鋼鐵一般的意志力，來進行自我約束。但我們大多數人之所以能回絕短期的愉悅，是因為我們能看到，有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連接著現在的自我克制和未來的更好報償。如果年輕女性看到，未來有可能進入學費適中的大學就讀，年紀輕輕就懷孕生子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

　　第三，模范。品格並不是靠個人發展起來的，它是由社區灌輸、由長者傳遞下來的。中間派民主黨團體“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嬰兒潮志愿隊”(boomercorps)。嬰兒潮一代里，每天都有一萬人達到65歲，我們可以把其中一些人招募進一個類似“美國志愿隊”(americorps)的項目，幫助低收入家庭在社會階層中向上流動。

　　第四，標準。只有對想成為哪種人有了確切的定義，人們才能進行約束。哈佛學者馬丁•韋斯特(martin west)及其他專家所做的研究發現，某些特許學校的學生會提高對自己的預期，並且用更嚴苛的標準評價自己。

　　品格的發展是一種獨特、神秘的過程。然而如果家庭、社區和政府，能讓關愛和制度環繞生活，或許就能減輕制約流動、毀滅夢想的疏離感和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