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低失業率：企業學徒制功不可沒

金融危機結束五年了，美國和歐元區仍在應對失業率高和經濟增長緩慢的問題。在美國，長期失業仍是一個主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在歐元區，失業率達到11.6%。

為了對抗這種不利局面，美聯儲(Fed)將其資負債規模擴大到了2008年末的5倍，歐洲央行(ECB)則在今年6月決定設定負存款利率，以刺激銀行放貸。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暗示，他願意實施某種形式的量化寬鬆。

這些貨幣政策不大可能生效果。只有鼓勵市場各方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才能成功推動全球經濟實現充分就業。

華盛頓和法蘭克福的主流觀點是，如果貨幣寬鬆沒能推動全球經濟健康擴張或降低失業率，那麼世界就需要加大寬鬆力度。這一觀點有違常識。如果一種藥幾年都不見效，那麼現在應該做的就是換藥，而非加大劑量。

在增長率和就業率的黯淡圖景中，德國經濟成為了發達國家當中的一道光芒。11年前德國發起的抗擊經濟增長停滯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其他國家可從中汲取經驗。

在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年，德國失業率達到8.3%的峰值，遠低於美國同年10%的失業率峰值。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德國青年失業率目前低於8%，希臘和西班牙則為50%左右。

面向學生的企業學徒制，使得德國年輕人能夠平穩地從學校過渡到工作崗位，緩解了這一關鍵年齡組的就業壓力。

在美國，在失業率走低的同時，勞動參與率也降至197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甚至壯年組的勞動參與率也有所降低。

相比之下，德國失業率自2008年以來一直低於美國。同時，由於更多的女性和年齡較大的勞動者進入職場，德國勞動參與率略有升高。

德國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美國可從中汲取哪些經驗？德國轉型的根源可回溯到2003年。那一年，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der)啟動了“哈爾茨改革”(Hartz reforms)。面對2000年代初的經濟乏力以及2002年10%的失業率，德國被迫採取行動，實施了大膽的措施。

這些新措施的目標可以概括為：鼓勵找工作，而不是提供慷慨的福利(這會讓人打消接受市場提供的職位的念頭)；向僱員提供激勵，使其保留並習得更緊俏的技能；降低雇主的社會保障負擔。這項改革並未呼籲歐洲央行放鬆貨幣政策，也未過分增加德國的財政赤字。

到了今年4月，鑒於就業形勢有所好轉，德國才首次出台時薪8.50歐元的最低工資——要到2015年才生效，而且設定了很多例外。

美國勞動力市場常被視為一個靈活的市場。實情卻並非如此。近期在兩方面採取的措施，很可能妨礙就業創造。一個是，近來多個州調高了最低工資，另一個是與“奧巴馬醫改”(Obamacare)、即新醫療法案相關的規定。

美國的22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設定的最低工資都已高於聯邦政府規定的每小時7.25美元。多個城市的市長提出了一項把最低工資調高至每小時10.10美元的方案。今年6月，西雅圖市議會投票決定逐步把最低工資調高至每小時15美元，這將成為全美最高的最低工資。這些做法的動機值得稱讚，它們是想通過增加低收入勞動者的薪水，來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現實中，考慮到低技能勞動者中未就業和不充分就業的人數非常多，這很可能會推高這個弱勢群體的失業率。

而新醫療法案規定，從2016年起，全職僱員人數不少於50的公司須向僱員提供醫療保險。在市場經濟中，雇主為了符合這項法律的要求，當然可以選擇減少僱員人數或只僱用兼職勞動者。無論是哪種選擇，都無法幫助實現調節收入分配的目標。

一邊是德國，另一邊是歐元區其他國家和美國，兩者之間對比鮮明的境遇讓我們得出一條結論：短期修補措施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增加就業要求實施政治上棘手的勞動力改革，而非只是投入更多資金。

注：本文作者為斯裏-庫馬爾全球策略公司(Sri-Kumar Global Strategies)總裁。

(來源：FT中文網 譯：邢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