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賽先生在中國不能永遠是客人

本報北京7月24日電 7月23日，科學家饒毅騎自行車，懷抱一摞科學雜誌，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讓中國青年報記者給他拍了一張照片，他，作為一名北大教師，他的部分職責就是當“知識的搬運工”，他希望借用新媒體來搬運科學知識，以期改善中國科學文化環境。

此時，他的一篇題為《賽先生在中國還是客人麼？》的文章，正在科學圈的輿論界發酵。

這篇文章是由饒毅、魯白、謝宇三位科學家聯合主編的公共賬號“賽先生”的創刊詞之一，對他們而言，95年前那場喊出“賽先生”(Science，科學)口號的運動是科學追隨者們理想主義的濫觴。

正如這3位在國內外都頗具影響的科學家主編所言，希望藉此打造一個科學共同體的發聲平台，推出優質的科普文章，以期達到梁超先生的期許，讓“科學精神進入中國文化的內核”。

新一代海歸科學家改善中國科學文化環境的一次嘗試

7月21日，饒毅將題為《賽先生在中國還是客人麼？》的創刊詞發上了博客，他在文章裏列舉了幾處材料來明所謂“中國古代科學先進、明清才衰弱”的法並不符合歷史，畢竟，“中國曆史上的科技成就以技術為主，科學不是沒有，但很弱”。記者看到，這個觀點隨后引發了數百條跟帖討論——

什麼才是科學，四大發明究竟算不算科學，我們古代科學技術到底領先國外多少年？

饒毅曾被捲入轉基因問題的論戰，他認為由不懂分子生物學的外行不斷挑起的轉基因論戰，經常陷入極端化的情緒表達，並讓陰謀論、言論等甚囂塵上。

這一次也不例外，“有些人只有情緒，而不了解科學史實”。他，當初在寫這篇文章時，曾有懂科學史的專家認為，“西方科學領先中國這一點是常識，文章新穎性不夠”。文章發表后的效果卻讓他們詫異，“原來在科學史家內部看來已經是常識的東西，對公而言，未必”。

他，有些中國科學界人士也不清楚這一“常識”，“當常識性錯誤和已被戳破N次的謊言還在滿天飛時，你就能意識到我國科學精神的缺乏”。

事實上，早在2010年，饒毅和清華大學教授施一公歸國不久后，在國際學術期刊《科學》上聯合發表社論，毫不避諱地批評中國科研經費分配體制及科學文化問題。那時，饒毅被外界稱作敢言的“批評者”。

如今，從某種意義上來，這是包括饒毅在內的新一代海歸科學家改善中國科學文化環境一次身體力行的努力。在他看來，課堂上的傳道授業和課外的文章分享殊途同歸，都是一個師者應該做的事情。

回國后，饒毅一直保持一個習慣，即讀大量科學期刊，比如Science，Nature，Cell等等，一旦看到好文章，他便會通過電子郵件將文章轉發給朋友們上大學和讀研究生的孩子以及自己的學生。饒毅也會跟他的朋友解釋“您的孩子在研究什麼”。

只不過，今后，他准備用新媒體的方式來承載曾經的這些科普工作。盡管到現在為止，饒毅對這個“別人拿我手機強行裝上去”的微信軟件玩得不甚熟練，只是把他的文章和推薦的文章給編輯們。

作為“賽先生”的聯合主編，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魯白也不關心“目前到底有多少粉絲”，他關心的是如何讓“科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就像體育，就像足球，不應該僅僅是運動員的快樂”。

“在科學進步發達的今天，科學已融入我們日常生活，一天都離不開的手機、網絡和藥品，這些都是科學成果，來自於科學研究和轉化，來自於科學家和工程師們的工作。科學就像飯和水一樣，平常、普通，但又必不可少，但是今天的平民百姓還沒有很強的科學意識。”魯白在創刊詞中寫道。

很多教授談的多是你發了什麼文章，他得了什麼成果

現實卻像饒毅在創刊詞裏所的那樣，“前景有憂”。

如今的教授們談起科學，談的多是“你發了什麼文章，他得了什麼成果，或是誰獲了什麼”，讓饒毅無奈的是，鮮見有人在私下交流時“目前最有趣的科學研究”，“對這個研究的初步、探討性想法”這些真正屬於科學家該談的話題。

饒毅，有些人對科學實質了解不夠，希望中國“不打好地基就建樓”，急切要求將研究轉化為應用，甚至譏笑和抨擊基礎研究，卻不知先進國家在相當大量和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后，才出少量有應用價值的成果。

“賽先生”的聯合主編、美國密安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宇在創刊詞裏寫下這樣一段話：在中國，社會科學經常是打科學旗號而毫無科學內涵的科學。

他至今記得，有一位大學校長曾經對他：“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常常只有‘社會’，沒有‘科學’。”在謝宇看來，這一講法非常形象。

正如饒毅和施一公此前在《科學》雜誌上所批評的那樣，中國現有的評審制度也在惡化中國的科研文化。

魯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的科學文化被一個“不需要動腦筋”的評審標準綁架了——論文發在什麼級別的雜誌上算幾分，發一篇文章給你多少錢，這就像告訴一個小學生，哪個雜誌多少分，你要一年發多少篇，他就會跟去做了。

“科學和利益掛鉤了。雖然是鞭策，但和完全出自興趣是不一樣的。”魯白。

在3位科學家看來，“這件事之所以那麼迫切”，更在於中國當下一些落后的習俗與不良的人際關係繼續制約科學人才發揮作用。

“槍打出頭鳥”的社會習俗是科學創新的死敵。這是饒毅在創刊詞中寫下的一句話，他，在科學界，迄今未能解決創新需要冒尖的文化與我國傳統中庸文化的衝突。

無獨有偶，在一次有關“中國科學的發展困惑”中，魯白也就“中國文化裏面缺少競爭、追求自我、追求第一的氛圍”談過自己的想法，他引用楊振寧的一句話，猶太人和中國人不一樣，猶太人就是那種想要把你打敗，而且很“自私地”想要把你打敗。那麼多獲諾貝爾獎的人都是猶太人。可見，科學要有這樣的氛圍。

反觀國內，魯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少人把科學拿來作為謀生的手段，或者仕途進取的一種工具，而不是把科學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生活裏的一種需要，所以還是客人”。

堅持科學，是需要有理想作為內在驅動力的

如同科學本身，關注的是未知的和未來的事物，3位科學家關心的也不只是當下。就像饒毅擔心起“未來會不會有人不願來做科學家了”。

他在創刊詞裏寫道：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和青少年越來越熱衷於付出少而收穫大的職業，對科學的熱情越來越小。一個很有可能的后果是：我國科學的最高峰就在今后30年內，原來有熱情的人繼續努力形成中國科學的上升曲線，而后繼人才短缺形成科學的平台期或下降曲線，它們的交匯或許將決定我國科學未來走向。

饒毅的法並非沒有佐證。一項針對我國30多年來的高考狀元所選專業的研究顯示，在1977～2013年能獲得資料的狀元群體中，就讀經濟學專業的人數最多，有288人；工商管理專業有283人，居第二。而中國科協在2012年一項針對1383名6～12歲的孩子的調查結果顯示，僅有不到四成的孩子以當科學家為自己的願望。

魯白是在上世紀80年代讀的大學，那時，他身邊讀書讀得最好的同學，總是想要做科學家，如今，他身邊的年輕人更多的想要去從商。

3位科學家的舉動在科學界影響不小。中國科協調宣部一位領導第一時間推薦了這個賬號，他寫道：在寡言篤行被定義為科技界預設模式的當下，我們實在需要特立獨行的學者，光腳也好穿布鞋也好，開微信公號也罷，不求臧否合宜，但求獨立人格。

饒毅的創刊詞，讓這位科協工作者想起一年前讀《科學的歷程》時寫下的感想：科學史的寫作，從來是一件困難的事，為中國的讀者而寫，恐怕更難；這一點，看看眼下關於轉基因的斷裂式爭論，就可以大致了解。

在接受中青報記者採訪時，魯白最后補充道：“我們是民間自發的傳播方式。我們這一批人能夠堅持到現在一定是有理想作為內在驅動力的。哪怕我們不是年輕人，但我們仍然被理想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