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應繼承革命的儒家 警惕保守的禮教的儒家

李波

和訊票訊息北京時間10月26日由華夏新供給學院研究院和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舉辦的【2049戰略圓桌】第5期——中國傳統文化與促進經濟發展在北京舉行，和訊股票作為合作媒體全程播報。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院50人論壇特邀研究院和“梅花與牡丹書院”（籌備）院長李波發表題為《儒家傳統與社會主義價值觀淵源》的演講，李波表示：們應該繼承革命的儒家，有大同理想的儒家，我們應該警惕保守的禮教的儒家，但是它有責任的成分，我們可以怎么進行轉化，中國有個很大的問題，中國搞社會主義信仰，大家沒有宗教感，做社會主義法制，沒有宗教感，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實際上法制也好，價值觀也好，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很多人是可以免費去取，真正愿意獻身做這個事兒的人很少，尤其中國實用主義，我們要拋棄的是家庭本位的自私的實用的儒家，因為這種實用儒家太強了，我們就不可能實現法制和文藝復興的目標。

以下為演講全文：

李波：姚司長最後講到塔斯馬尼亞島現象，對中國過去文化中有一些悲觀因素的分析，或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是一個二元派，我認為我們有很積極的部分，像梅花、牡丹，但我們也會因為地理的原因，和一些我們自己精神退化的原因，也會導致在過去的800年有塔斯馬尼亞現象，我認為這可能是800年左右，這個原因是我今天要講的。

第二個要回答的問題，為什么大家都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列主義，但是這個馬列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思想它的很多核心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好像特別熟。當時不管是梁啟超，還是國民黨的孫中山、戴季陶，還是共產黨人，都覺得受之於共產主義，好像是中國人非常熟的東西，很容易接受。今天是講這個歷史淵源的分析，也比較一下東西方社會主義理念和運動的差異。

一、年輕人談到儒家文化，首先是批判，包括在我們自己新供給我們討論論壇里，我們滕泰院長幾天以前我在微信群上看到他對儒家傳統思想的批評，這個批評也是很多人都認同的，一個流行的觀點，儒家是一種農業時代的保守思想，他是重農抑商，否認資本、技術、管理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這個是滕院長專門提出來的。還有一個問題在吳曉波先生研究中國商人的歷史，《中國商業激蕩兩千年》里提到中央權力對民間經濟隨意性掠奪。黎鳴，尊孔者無視人人平等，管老提到三綱五常，應用不當會導致男女和長幼不平等，而且這種三綱五常支援一種官本位。所以，黎鳴說這是中國兩千年黑暗歷史的淵源，但這個觀點我是不同意的。再一個因為沒有平等，所以，在儒學中找不到民主、平等、自由的概念。

姚司長談到德國韋伯新教倫理的觀點，因為這種儒教思想，所以，中國沒有產生社會進步，所以，中國是長期滯后，而知道基督新教才催生了歐洲資本主義發展。這是一種批判觀點，針對這種批判觀點，正好有相對尖銳的反對的觀點，大家知道錢穆老先生當時到香港，在香港辦新亞學院，晚年在台灣講學，他算一個國學上的大師，他自己是持反對共產黨的態度，他論證中國漢朝之后應該不是階級社會，而是平民社會，他認為漢朝以后的管理，這種政治體制多數是一種君主立憲的，用文人集團和職業官僚來管，因此比歐洲的封建主政治、教會意識形態專制要先進。

南懷瑾先生在他寫的無數本書里，一個核心的觀點，西方的很多的普世的價值，自由、平等、制約君主、社會福利分配這些在中國的傳統中早已有，推薦大家找《千古執著大同夢》，把南懷瑾的思想都已經做了描述。

杜維明說韋伯關於新教的結論直接用到中國是不可能的，儒家傳統價值觀的資源是可以轉化的。

留在大陸的兩位學者，錢穆去了香港，去了台灣，梁漱溟和熊十力兩個讓發自內心的說儒家理想和社會主義理想是相通的，熊十力先生的著作不是在解放以后寫的，是在40年代就已經寫了。

兩邊打架，怎么把這個進行一個梳理，有這么幾個方法假設。第一，中國的文化里儒釋道可以分，但儒法不可分，法家只是儒家的一個大體系里的分支。陳寅恪就說“秦之法制實儒家一派學說之附系”，儒家理想制度而得以實現，印證為何李斯、韓非老師荀子（儒家大師）對於秦國社會風氣與制度評價很高。《大秦帝國》他把先秦、諸子很多真是的活動情況再現出來，臨期朝先生講秦始皇是儒教第二功臣。打通法家、儒家、墨家這些學說最早從呂不韋開始，《呂氏春秋》，王總提到美國的家族實業，其實在中國的戰國，我們像呂不韋這樣的商人有好多，而且他們的治家，他們從《論語》里，從法家的角度有很多治家好的傳統，到淮南子、董仲舒，都把學術打通，所以，儒法不可分。

我們就可以對我們的精華做很多分析。第二個方法，歷史與文明的發展會崩潰，這個跟姚司長是類似的，你如果封閉，你可能會崩潰，崩潰的原因當然有很多，我們看到西方的歷史是從四世紀西羅馬沒落以后，有一千年的，他們自己講叫黑暗中世紀，文藝復興到十三、十四世紀才逐步到今天，到四百年前的工業革命，當然他也不會發生工業革命，但是文藝復興發生了，工業革命和啟蒙又進行了良性互動。中國的高潮，中國在秦漢高潮以后，很多人都在講我們是沒有發展太多，如果我們用麥迪遜的計算，我們發展了140美元，從公元元年，460美元發展到公元1300的600美元，1700年我們還是600美元，1300年以后到19世紀是沒有什么發展的，這個數字只發展了140美元，這個數字還要驗證，因為沒有把文化的觀點，沒有把中國在唐宋消耗的大量的文化觀念的產品和這種產品帶來的gdp沒放進去，是用一個實物的gdp在做，把文化的gdp放進去，中國的數字肯定非常好看。

即使用這個數字，有一本書的作者叫為什么西方今天還統治世界，是個文化考古學的作家，他也承認中國在17世紀之前領先了西方1000年，領先1000年是不容易的，這個領先1000年儒家文化就不能完全打掉，就不能像黎鳴先生講的我們兩千年的黑暗歷史一定是儒家造成的，我們的觀點是儒家領先一千年。南宋以后800年，我們在制度上后退，發展停滯，對外貿易保守，不造大船了，鄭和的船都被燒掉了，創新不再恢復。南宋以前雖然中國沒有系統的科學思想，但是實用的創新還是很領先的，包括我們在火炮上，在機械制造上，這些技術到了西方以后，他們在過去的800年精益求精，把他出口到我們這里來。這個原因是因為儒家文化自己中毒了，精神腐爛了，程朱理學里的很多比較糟粕的東西，把儒家搞壞了。

所以，確實我們有復古與保守的禮教儒家，都是真實的，我們小的時候看《家》、《春》、《秋》，這種家是很傷心人民的，魯迅講救救孩子，吃人的禮教，這種也並不符合孔子自己人性化的說法，三綱五常里第一是君，孔子講君不君則臣不臣，這都是很人性化的東西，但是被禮教全搞壞。

[NT:PAGE=$] 第二實用儒家，不是一種宗教性的儒家，現在還在害我們，我們是以家族利益的延續和私天下的利害關係，儒家的仁很多時候建立在親親，先要在家里得到親親以后，把這個人推出去，這個威脅很大，經常推不出去，我們到現在的困難也在，我們對不出去。

推不出去怎么辦？我們就導致沒有公共的意識和功德心，這也就解釋為什么中國歷史上沒有長期一條宗教的大河，不斷的大河在民間，沒有，我們只有白蓮教，只有道教，就是在階級矛盾非常激烈的時候，我們這個教會突然跑出來了，而學者們批評這一種實用儒家，包括專制者可以利用君輕天地師的概念搞同構，這是儒家的糟粕，我們應該拋棄。

儒家好的方面，孟子講的君為輕，民為重，梁啟超講整個《管子》的書是在順民心，為民興利除害。很多人批評董仲舒，說董仲舒把儒家搞的有點兒神秘了，天人感應，因為他要用天來嚇唬那些皇帝，你做了不好的事情天就要譴你，皇帝就害怕了。實際上儒家想的天還不是那個上帝，天就是老百姓。

美國一個學者寫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他寫“儒教從來不把王道授予任何一個王朝”。商鞅也說“為天下治天下，才能為天下位天下也”，你做不好要讓位。所以，熊十力認為儒家是一種虛君立憲，而且舉賢任能。《建黨大業》，陳獨秀請辜鴻銘上臺，辜鴻銘還主張一夫多妻，他有很多觀點，說這是對的，他有點兒復古，辜鴻銘不是簡單的復古，辜鴻銘的老師是英國愛丁堡大學一個著名的教授，這個教授在歐洲文化史上很重要，是歷史主義學派的帶頭人，所以，辜鴻銘就明白啟蒙的思想有很多膚淺的成分，還是要看到過去文化中積極的部分。

再一個我們講理想主義的儒家，就是以天下大同，尤其人不獨親七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超越了以家庭為背景的仁愛，是天下大同的思想。

四種儒家，我們應該繼承革命的儒家，有大同理想的儒家，我們應該警惕保守的禮教的儒家，但是它有責任的成分，我們可以怎么進行轉化，中國有個很大的問題，中國搞社會主義信仰，大家沒有宗教感，做社會主義法制，沒有宗教感，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實際上法制也好，價值觀也好，是一種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很多人是可以免費去取，真正愿意獻身做這個事兒的人很少，尤其中國實用主義，我們要拋棄的是家庭本位的自私的實用的儒家，因為這種實用儒家太強了，我們就不可能實現法制和文藝復興的目標。

關於社會主義價值觀發展的社會經濟，儒家社會主義價值觀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黃院長談到管子的時候我們國家已經非常發達，齊國的首都當時是50萬人，同期的雅典只有5萬人，但是雅典公民和奴隸是1：8，1：9，所以，雅典也是50萬人。可是管子的時代已經開始了生產的分工，已經開始做變法，把封建改成郡縣，已經開始做土地的交易，講管子還有一個故事，說他是凱恩斯，管子說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你要造宮殿，這個思想馬爾薩斯在16世紀才提出來，說經濟蕭條的時候要造教堂，希特勒后來是造高速公路，凱恩斯開玩笑的講說經濟蕭條的時候，我在路上打洞都能刺激經濟。但是管子已經在兩千年以前有了這種認識，說明我們當時的市場經濟是多么的發達，包括管子通過平準控制價格，在不同的年份定國家怎么收稅，非常細。看管子的書，遠超過馬克斯當時很喜歡的重商主義有一個威廉佩蒂寫的國家賦稅原理。說明當時在戰國時我們經濟已經相當復雜，相當精致，市場化的水平相當高，而且也產生了呂不韋這一大批商業資本家。

這些戰國時的商人跟政治走的是很近的，甚至呂不韋把他全部的家當拿來賭一個政治，奇貨可居，準備賭一把，最後也賭成功了，他不賭的話不可能有機會寫《呂氏春秋》。

秦漢時的土地與商業資本主義要超過春秋，春秋的時候管子還跟大家談國內收2%的稅，過關稅1%，到了漢朝這些都沒有了，整個貿易更加發達，而且度量衡、貨幣全部統一。那個時候商業很繁榮，當時有一個夸張的說法，40%的人都想把田地賣掉去做商業，這個創業率比姚司長那個不差，當然考慮到當時中國社會還有一部分人處在奴婢的狀態，還不是自由民，扣掉這個數字，還有40%的人愿意創業，說明？說明很危險，40%的人都去經商了誰種地？他為了小本錢就把土地賣給大戶了，大戶這些師爺肯定給大戶條件好，是平等交易，但是小戶賣的人就吃虧了，他贖不回來了，土地買賣盛行。

到了宋代，我們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專營更多的手段，中國成了第一個發行紙幣的國家，四川的交子，四川的東西運到江南非常遠，所以，有信用，這不是偶然的。中國有非常強烈的資本主義的因素，二十幾年以前，我讀書的時候，我很崇拜的一個老師北大傅教授，他說這個很麻煩，為什么中國在秦漢、唐宋資本主義因素很高，到明清很弱，為什么我們資本主義因素發展的這么緩慢？我說這是個錯誤的命題，因為到宋以后我們資本主義速度已經下來了，明清的時候，城市化率是多少？戰國和唐朝的時候是多少？20。相當於中國70年代改革開放的時候，明清的時候掉到6，這就是塔斯馬尼亞島，從20掉到6。我認為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歷史的偶然性，不可能讓你好一千年，為什么對方要好一千年？這是一個解釋，但是原因是我們自己不爭氣，我們儒家的理學家把自己給閹割了。傅教授就講我們自主經濟和高度發達的商業市場經濟，宋朝更厲害，官員全都經商，和近代的馬克斯微波和馬克思和布魯戴爾定義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什么區別呢？我佩服布魯戴爾，他研究資本，他說資本主義在印度、中國、古希臘都產生過，他自己研究地中海時代的發展，不是那個時候才產生，早就產生，而且他給資本主義一個很重要的定義，資本主義是一種壟斷的資本和政治權力的勾結才形成資本主義，這個定義我沒放在這里。韋伯的定義，資本主義是沒有道德力的壓迫，甚至用姚司長的講，有一種上帝的道德的鼓勵來做合理主義理性的契約，中國有沒有？有。看看《史記》，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中國那個時候看得太清楚了，公元前100年我們就是理性主義的思考。

第二，擴大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交換價值，那個時候的資本是土地，是金銀，大商人工礦、土地兼並沒有止境。要有充分發達的市場經濟、城市經濟，我們有10%—20%的城市化水平，歐洲中世紀四個大城市，包括威尼斯在內，不超過十萬人，在6世紀到10世紀的時間，貨幣的廣泛使用，我們是用銅幣和棉布，棉布是一種代替貨幣，是一種代用的貨幣，當透幣不流通的時候，我們有這個情況。

還有馬克斯說資本主義有一個很重要的定義，他要生產出大量的自由的無產者，因為剝奪了這些無產者的財產以后，他們才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要有這樣的公平交易，這種所謂的公平交易在中國出現了，有大量的鍋爐，確實有很多大的工廠有很多奴婢，有真正的奴婢，也有把自己賣進去逃稅的奴婢。

技術進步這是個問號，中國在秦漢的時候鐵器的技術進步是很厲害的，但是秦漢之后的技術進步是滯后的，資本沒地方去，市場貿易空間不夠大，全部聚集在土地上帶來一個很大的災難，為什么我們出問題。問題導致了儒家的社會主義意識的產生，過去講儒家有這種不患寡患不均，抑商，中國人思想棗樹，其實不是思想早熟，是我們針對高度市場化的實踐中出現了問題，我們采取重大的社會平衡政策，看董仲舒講的春秋戰國的時候，大家交稅是10%，由於富人把窮人田地兼並以后，講的很夸張了，貧者無立錐之地，然后他只能跟豪民爭田，窮人承擔的稅已經變成50%了。所以，稅率從10%變成了50%。社會怎么能存在呢？所以，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帶來如此的破壞性結果，儒家社會主義的思想自然就得到上下的支援，甚至不光是社會主義思想，到王莽上臺的時候，王莽腦子里其實都有共產主義思想了，他的貨幣改革之所以那么不成功，他自己本質上就想貨幣應該取消，但他貨幣不成功導致他改革的失敗。胡適在民國的時候為王莽翻案，說王莽是人類歷史上最早覺悟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的綱領。我們這樣說是因為儒家的覺悟嗎？是因為中國有最早的資本主義的實驗，這種資本主義的實驗問題很大。所以，我們儒家才有社會主義的思想。

[NT:PAGE=$] 儒家傳統價值觀的表述，均貧富，天下為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利用市場經濟，積極性，各盡所能很重要，然后抑制豪強。

當代的主流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哪些呢？我不是先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觀，主流里民生為先，民生怎么做？一個是提供教育平臺，使大家有各盡所能的可能性，大家各盡所能不一定很愉快，市場經濟是強制勞動。國家二次分配，減少貧富差別，國家用二次分配來建社會保障，這是民生為先。第二個特點，社會主義是不消滅市場的，它是利誘和制約市場，由市場做一次分配，但是會干預市場壟斷地位帶來的不平等。第三是節制資本，私人財富的使用符合公共性。我們是法制社會，怎么節制？我們研究的時候碰到德國現代最偉大的一個法哲學家叫拉德布魯赫，他幾十年前研究法律觀，在納粹時被軟禁了12年，他的觀點，在一個私人所有權可以使用，但是要服務於社會共同體的福祉，在這樣的法律倫理，資本很怕自己被稱為私人資本，從而承認其純粹的個人牟利的動機，人們寧愿聽到他是產業經濟經營者這樣的說法。

私人所有權和契約合同自由越來越作為一種私人積極性而在無所不容的公法之內，暫時和有條件的獲取活動空間。這種條件就是其開展的活動能夠保證。

在這個未來社會主義的法律秩序中，如今越來越被公法滲透在司法注定要完全獻身於公法。

為什么儒家的價值關沒有在歷史上引導出民眾參與的社會主義運動？因為儒家的身份太復雜了，它又是一個設計師，先知，又要做帝國的官員，又要做民間的教育者，很多目標是妥協的。第二，我們的社會矛盾衝突它是可以通過農民起義被緩解的。第三，中國歷史上一個很大的問題，太重家族，不重社會。所以，我們缺少一個公共領域。我們儒家的學者，改革家他除了學校以外，他沒有其他的社會組織工具和宣傳工具，難以動員民眾。《儒家的困境》，肯定儒家，但是沒有公共領域。為什么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夠起來呢？因為它有歷史的、宗教的和體制的特點，西方的社會主義運動起來不是我們農業的資本主義，它是工業資本主義，工廠制的資本主義更殘酷的剝削，這樣產生的對抗性更強的工人階級隊伍和社會主義運動。西方傳統里有教會、社區、傳教士的模式，有獨立的大學，這些有利於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再一個很重要的，剛才講的德國司法部長，他出生資本主義家庭，他跟托馬斯曼在德國的同一個城市，他和資本家的一個孩子，我是大學的博士，我要去當教授的，我怎么會進入工人階級的隊伍，因為他在一次大戰的時候，在帝國軍隊的底層和士兵，和下級軍官打成一片，他意識到有階級意識的問題。再一個傳播這個思想還通過現在的城市化與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國的城鎮化到了明清6%了，而這個時候西方已經在往30、40去了，這是兩邊重大的區別。

這個分析可以回答為什么社會主義價值觀在中國特別有生命力，反共的，不喜歡共產黨，不喜歡毛澤東的錢穆先生，看他的書他時不時會捎帶一句罵共產黨，罵毛澤東，他自己這么說的，中國傳統之經濟精神，經濟思想較近社會主義，不近資本主義，中國之社會經濟憑其富，不產生資本主義，憑其強，不產生資本主義。老先生還是忠實於他的研究，不受自己政治觀點的應該。為什么中國的社會精英從國民黨到共產黨，從孫中山，部分包括蔣介石在台灣采取了節制資本，搞了很多國營事業，當然變成黨營事業，變成腐敗這是后話。為什么那個關鍵時代都選擇了社會主義和國家干預的道路？同時，我們也不能要求在農業資本主義、商業資本主義環境中產生的儒家的社會主義觀點能夠跟當代的社會主義運動完全一致，因為當代的社會主義運動是被發達的工業資本主義所催生，所激化，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中國的工業資本主義，中國的城市資本主義，互聯網資本主義還非常弱，還很不夠。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文化課題和梅花與牡丹的學院的宗旨，我們認為中國國家現代治理體系的建設基於儒家傳統是遠不夠的，人類社會的其他文明的優秀理念和實踐，我們今天還要花大力氣導入、消化、融合，從而創造出一種能夠利用和駕馭資本主義市場生產力和創造力的社會主義包容的價值觀，這就是牡丹的價值觀。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