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評論：耶倫關注收入不均跑偏了

導讀：日前，聯儲主席耶倫在公開講話當中大談收入不均問題，但是曼哈頓研究所專家、前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法齊戈特-羅斯（Diana Furchtgott-Roth）卻在其MarketWatch專欄中指出，這根本不是耶倫該高度重視的問題，而且耶倫的認識也出現了偏差。

以下即法齊戈特-羅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耶倫主管著美國最重要的機構之一：聯邦儲備委員會。聯儲誠然身負諸多任務，但是對美國不平等和教育問題進行分析顯然不在其列。我們只能說，耶倫周五在波士頓聯儲發表關於經濟不均衡問題的講話時，是回歸了自己勞動經濟學教授的身份。

其實，如果耶倫愿意和大家談談如何推動經濟增長，那要好得多。比如說，為什么聯儲動用了接近於零的利率和量化寬鬆，我們卻依然只能獲得2%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勞動力參與率還跌到了卡特總統任期的水平？要知道，更好的經濟自然就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和下層更多的上行機會。

相反，耶倫說的是：“美國不均衡問題所涉及的廣度和日益惡化的勢頭讓我深感憂慮。大蕭條之后的超過四十年時間當中，差距原本都是在持續縮小，但是近幾十年來卻又日漸擴大，持續的時間創下了十九世紀以來的紀錄。”

我們且不說大蕭條之后，我們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所有這些戰爭都意味著動用有價值的資源殺死眾多的美國人。單單說1970年之后，收入不均確實增加了，但是造成這結果的若干原因，耶倫其實根本不該感到憂慮。以下就是很重要的五個。

— 1980年代，女性以創紀錄的規模進入了勞動力市場。

有了這些新的機會，她們就可以投資於教育，現在在醫療、法律和學術界，都達到了可以與男性比肩而立的水平。目前，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的人當中，女性占據了58%，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比例也超過一半。奧巴馬總統還為聯儲提名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就是耶倫本人。

身為母親的女性出門工作，現在已變得越來越平常，而且她們還拿著更高的薪水。2013年，在收入分配當中，處於最高五分之一位置的家庭平均都有兩個人在工作賺錢，在中間五分之一位置的家庭平均是一個人，而在最低的五分之一位置，則是半個人。

歸根結底，這並不是因為一個家庭決定有兩個人出來賺錢，而是因為夫婦倆往往就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學校認識的，這當然加劇了不均衡。除非耶倫能說動美國政府為全國人隨機指定配偶，或者全部美國家庭都退回到當年一家一人工作的時代，不然的話，這個因素就會存在，就會造成不均衡。

— 1980年代以來，家庭的規模已經發生了變化，讓人們對不均衡的觀感受到了影響。由於離婚和晚婚愈來愈常見，也因為人均壽命的不斷延長，一個人的家庭變得越來越多見。這些家庭在收入分配光譜上往往都處在最不利的位置。

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平均成員數是不足兩人的，而最高的五分之一，則是平均三人。我們只從家庭收入一個數據著眼去觀察收入不均的問題，卻沒有根據家庭規模進行調整，顯然是不客觀的。不錯，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確實比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賺錢多，但是賺得多，需要花錢的人也多。

— 1986年《稅務改革法案》導致了規模巨大的收入形態從企業所得轉為個人所得，因為個人所得稅率最高是28%，而企業稅率最高則是35%。

1987年之前，最高的個人稅率為50%，作為企業報稅顯然更為劃算。所有數據都顯示，個人收入在1987年后產生了跳躍式增長，但將這些數據和以前的數據進行簡單比較，進而得出收入日益不均的結論，顯然就有問題了。

— 許多關於收入不均的研究都使用稅前和轉移前的數字。

這樣的做法並不能夠真實度量出收入不均的具體情況，因為收入最高者納了不少的稅，而最低者卻可以從轉移當中得到好處。在這方面，皮克提（Thomas Piketty）和《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和國際貨幣基金的《財政政策與收入不均》（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都是例子。

比如說，在2011年，收入最高的1%繳納了聯邦個人所得稅的35%，最高的5%繳納了57%，最高的50%繳納了97%。相反，最低的50%繳納了3%的稅，卻得到了醫保、食品券、所得稅優惠、住房券和失業救濟等計劃97%的轉移。

想要更現實地了解收入不均的情況，我們可以借鑒芝加哥大學教授梅耶爾（Bruce Meyer）和康奈爾大學教授博克豪瑟（Richard Burkhauser）的研究結論，他們認為，不均並沒有增加，貧困率反而降低了。

— 人們在一生的不同階段，收入所處的相對位置也不同。

最初，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們往往都收入較低，而之后，伴隨他們獲得了更多技能和經驗，收入也相應增加。如果兩個這樣的人再結了婚，他們的家庭在收入分配光譜中的位置還會上移。

如果人們被釘死在某一區間，無法上行，收入不均自然是問題。據某些研究，美國據說是現代工業國家當中最不平等的一個，但卻沒有擋住移民的腳步。古巴和俄羅斯據說更加平等，但卻沒有什么吸引力。

耶倫建議說，我們可以通過更多的學前教育、更低的大學費用和更多鼓勵創業等來增大底層上行的機會，但她卻唯獨沒有提到一個推動底層上行的關鍵力量 — 更快速的經濟增長。

這著實令人吃驚，因為眾所周知，聯儲和耶倫都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到底該如何通過推動經濟增長來提高就業率。更快速的增長自然就會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讓人們得到工作，或是換到更好的工作，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如果經濟增長速度能從現在的2%提高到4%，就會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獲得新的機會。可是，盡管進行了規模空前的貨幣刺激，聯儲卻一再降低而非提高自己的增長預期，或許耶倫主席可以解釋一下這是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