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為何得到乾隆重用:肯當奴才的治國英才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4-07-03 08:52
乾隆四十年(二十五歲),直(值)乾清門,擢御前侍衛,兼副都統。
次年(二十六歲),遂授戶部侍郎,命為軍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骎骎鄉用。又兼步軍統領,充崇文門稅務監督,總理行營事務。
四十一年(二十六歲)正月,授戶部侍郎。三月,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任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
四十二年(二十七歲)六月,轉戶部左侍郎,並署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兼任步軍統領。
—《和珅年表》
上一節說的,是和珅被乾隆皇帝賞識的野史記載,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原因,不過隨手引用,當故事說說而已。
世界上,任何兩個人,包括夫妻、父子、君臣、親友等等,之所以能夠一拍即合,互相關愛,親密無間,或者聯手合作,配合默契,形同一人,肯定都有其雙方面的主客觀原因。凡是有這種特殊親密關係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不然,就是“正常”的,也就是“普通”的、不遠不近的關係了。兩方面只要缺少一方面的因素,這種親密的關係就不可能形成;如果中途失去一方面的某些因素,已經形成的緊密關係,也會逐漸松懈,進而消失,甚至反目成仇。
縱觀乾隆皇帝與和珅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無疑屬於不正常。要解開他們兩人之間這種“不正常”關係之謎,就應該從他們雙方的主客觀因素入手。
首先確定一點:開始階段,和珅的態度是“主動迎合”,有展示自己、表現自己的因素。乾隆的態度是興之所至,“偶然垂顧”,事先並沒有想到要在侍衛中間尋找、物色、提拔一名大臣。因此開始階段,一個比較主動,抱有希望;一個只是隨意應付,甚至僅僅只是為了打發空閑的時間。
現在咱們來看看乾隆皇帝與和珅兩人各自的優缺點。這些優缺點,對自己來說,就是主觀因素;對對方來說,就是客觀因素。他們兩個人能不能緊密地結合、親密地合作,就取決於雙方的主客觀因素。
乾隆和康熙,都是中國歷史上做皇帝時間最長的人:在位六十多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乾隆在位整整六十年,但是“禪位”后又當了三年有實權的太上皇)。在清代,他們又都是“開拓疆土”最為成功的人。乾隆比他爺爺更勝一籌的是:他不但推崇、發揚尚武精神,而且推崇、提倡文化修養。他不但精通漢文化,還精通蒙文、藏文甚至懂得維吾爾文;他會作詩,會寫正草隸篆四種字體,還特別善於欣賞、鑒定歷代書畫……可以說:他的確是一個文武全才的皇帝。盡管他喜歡女色,貪圖享受,但是他不像明代的君主那樣,因為愛好女色而荒廢朝政,寵信奸佞,甚至把朝政放手讓陰險毒辣的流氓惡棍太監去管理。也可以這樣說:有清一代,所有的皇帝,都不像明代后期的皇帝那樣不把社稷江山放在心上。明代有三十年不理朝政的皇帝;清代的皇帝大都比較“勤政”,就連熱衷於聲色犬馬的咸豐皇帝,在他已經病得吐血的時候,也還是關心朝政的:自己沒有力氣和精神了,就讓懿貴妃、也就是后來的慈禧太后“替”他“幫”他看本章,用指甲劃出痕跡,然后再由皇帝來看、來作決定。—對一個病人來說,能做到這樣,也算是頗不容易的事情。
其實,中國的老百姓,心中所喜歡、口中所稱道、文中所贊頌的,還是皇帝的武功:兵力強大,不但有足夠的力量抵御外敵,還能主動出擊,開拓疆土。像漢武帝那樣,盡管他也喜歡女人、寵幸女人,迷頻道家方士的長生不老邪說,還濫殺無辜,莫名其妙地殺了許多人,包括自己的兒女。種種跡象,都說明他是個昏君、暴君,但是僅僅因為他敢於反擊匈奴、出擊匈奴,后人對他的定評,最後還是落在“明君”兩個字上。秦皇漢武,其實是兩個暴君,但是都得到后人的稱頌。
反過來說,一個皇帝,是不是有文化,老百姓似乎並不太計較。如果你不能組織強大的國防力量,總是受周邊小國、特別是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的欺負,你當皇帝的就是文化再高,老百姓也不欣賞,更不買賬。不管宋徽宗的花鳥畫得怎么栩栩如生,不管李后主的詩詞寫得如何纏綿悱惻,最終定論,還是一個“亡國之君”!
清代以武力取得政權,乾隆皇帝繼承祖先“以武立國”的傳統,有一個“武”字當頭,在老百姓面前顯示的,首先就是國力強大,所以他的“文化”,相應地也就顯得特別突出,於是他就成了被人歌頌的“文武全才”皇帝。不管怎么說,以強大為前提,一個有文化的皇帝,總比一個沒文化的文盲皇帝好不是?
乾隆皇帝最大的缺點,或者說最最缺少的自知之明,就是過於“戀棧”,過於留戀帝位。僅僅因為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他也一定要做滿六十年,既不想超過他爺爺,但也只限於比爺爺少一年,以此顯示自己的威望成就都不比爺爺差。—其結果,是國家步入了老人政治,朝政也不可避免地從鼎盛時期的高峰,漸漸跌落到式微的低谷。
老皇帝在位時間過長,對太子來說,也是一種壓抑:如果是長子當太子,老皇帝六十年不退位,太子的年齡都有可能超過六十歲了。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太子謀位,何嘗不是因為“等不及”而被逼出來的?
盡管清朝從康熙以后,采取不立太子的政策,因此也無所謂“太子謀位”,但是這種潛在的危機,總是存在的。
而皇帝年老,難免會出現老年人的通病:愛猜疑,愛專斷,愛偏信,愛享受,愛聽恭維話,等等,等等。乾隆的晚年,可以說這些毛病都有。
乾隆遇到和珅的時候,正好是六十歲。他在皇帝的寶座上已經坐了三十五年。一方面,他信心十足,自以為僅憑經驗就可以綽綽有余地治理好國家;另一方面,他也會感覺到心力交瘁,體力不支,有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無可奈何的感覺。這時候,他所特別需要的,正是一個善於處置朝政的干才,同時又是一個十分聽話、而且具有忠心的奴才,讓他既可以放放心心地繼續當他的松心皇帝,又可以松松心心地當他的放心皇帝。而和珅,正是這樣一個理想的人才。—可以這樣說:和珅在這個時候出現,正是最佳時機!再早十年二十年,也許乾隆就不會這樣賞識他。
乾隆時代,朝廷中人才輩出,難道就沒有一個人比和珅更能干了?
不錯,乾隆朝是出了不少人才。論學問,遠的不說,由於電視劇的宣揚,如今盡人皆知的劉墉、紀曉嵐,就都不比和珅差。此外,乾隆朝有許多著名的飽學之士如王昶、盧文、王鳴盛、錢大昕、余蕭客、翁方綱、陸錫熊、余集、邵晉涵、桂馥、孫星衍、王念孫、段玉裁、朱筠、姚鼐、彭元瑞、竇光鼐等人,都是學術名流,但是相對和珅而言,大都沒有得到乾隆的特別重用。究其原因,第一,他們都是漢人。第二,他們的年紀大都偏老。第三,這些人相對地都有些傲骨,不肯死心塌地地像和珅那樣當奴才。第四,劉墉駝背,俗稱“劉羅鍋”;紀曉嵐個子瘦弱矮小,從畫像看,樣子像沈鈞儒,都沒有和珅那種風流倜儻的儒雅的翩翩風度。—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即便不是愛男寵,天天在眼睛面前晃動的人,長得順眼一些,總比丑八怪看著舒服。第五,也是最最主要的一條原因,就是乾隆相信的是“英才治國”,而不相信“學者治國”。他總是把學者看成是腐儒。而腐儒的通病,就是辦事瞻前顧后,總有許許多多孔孟之道在那里作怪。他嘴上不說“讀書越多越反動”,心里其實是相信“讀書越多越腐朽”的。還拿紀曉嵐來說,他號稱一代文宗,乾隆皇帝主要也就是用用他的知識學問,讓他去當編纂《四庫全書》的老學究,始終沒有拿他當做“治國”的棟梁。所以紀曉嵐數十年的仕途生涯中,除了《四庫全書》總編纂這個留名青史的不是官銜的官銜之外,一直在禮部、兵部、都察院這幾個部門來回轉,沒有在政治經濟性較強、地位比較重要的吏部、戶部、刑部任職,至於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這些政治軍事的中心職務,和他根本就沒緣分。乾隆所需要的是有魄力有膽識的經天緯地的治國之才,而不是腐儒。在乾隆的眼中,紀曉嵐就是一個腐儒,而且不僅僅是這樣看,而且公開說了出來。乾隆五十年四月,在員外郎海升打死妻子吳雅氏一案中,當時紀曉嵐正任左都御史,因為失察案情而遭到乾隆皇帝呵斥的時候,就說過“其派出之紀昀,本系無用腐儒,原不足具數”這樣的話。可見紀曉嵐在乾隆的心中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
直到和珅出現,於是天造地設,歷史的偶然造成了一個必然:乾隆與和珅的緊密結合,導致中國歷史創造了一個畸形的時代。
再從和珅這方面看:和珅絕不是一個草包;乾隆皇帝重用他,既不是因為和珅善於吹牛拍馬,也絕不是皇帝看走了眼。在許多方面,可以說他就是一個“小乾隆”。他和乾隆一樣,也精通漢滿蒙藏四種語言文字,也善於詩詞書法,而且很善於應付各種人際關係。也就是說,他雖然沒有紀曉嵐的書讀得多,但他絕對比紀曉嵐會做官、會治國。而他的最大優勢,就是年輕力壯,不知疲倦,而同時具有如上能力的人,卻缺少他那顆善於揣測主子心思的“聰明的心”、那顆甘愿當奴才而不覺得自卑可恥的心。
許多不了解清廷政體運轉的人,往往被小說和電視劇所描繪的場景所誤導,以為當皇帝的,不管有事兒沒事兒,天天早上五更都要離開熱被窩和妃子的懷抱去“上朝”。
許多小說中描寫,皇帝和大臣,當然也包括宮女、太監和侍衛、婢仆等等相關人員,都必須三更就起床,精心梳洗打扮,然后文官坐轎、武官騎馬,來到朝房靜靜等候。聽到景陽鐘鳴,凈鞭三響,於是文官在左,武官在右,魚貫進入金鑾殿,按官位大小排班站立。這時候皇帝在太監和宮女的簇擁下,緩步從后宮慢慢走出,款款地在龍椅上坐下,接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大禮參拜之后,讓太監喊一聲:“有本啟奏,無本卷簾退朝!”於是大小臣工,紛紛把那些無法處置的、爭而未決的、雜七雜八的天下大事拿出來請皇上拿主意,經常一議議到日上三竿,累得皇帝也只能打著哈欠回到后宮。
清代皇帝就這樣上朝處理朝政么?他事先什么情況都不知道,就臨時接受臣工們突然襲擊式的考問?他是神仙還是萬事通啊?文武百官就這樣天天有事兒沒事兒隨大溜一起到金鑾殿朝見皇帝,就為了三呼萬歲、三跪九叩行這個大禮?還有,宰相首輔就這樣把什么事情都當著所有官員直接向皇帝提出來,一點兒也不保密?隨便想想,似乎都不合理。
如果當皇帝都這樣辛苦,誰還愿意當皇帝呀?他傻呀?還不如當一個只拿俸祿啥事兒不管的王爺舒服呢!如果當京官的不論有事兒沒事兒天天都要半夜里起來去上朝,要到中午才回來,他白天還有時間、有精力辦公么?他晚上還有睡覺的時間么?隨便想想,也還是不合理。
其實,這都是文藝家的誤導。寫小說的作家,電視劇的編導,其實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皇帝是怎么處理朝政的,一遇到有國家大事要商量,總是把皇帝請到金鑾殿上去“臨朝聽政”。其實,皇帝辦公,滿不是那么回事兒!
“金鑾殿”,指的是北京故宮三大殿中的“太和殿”。其實,它不是皇帝上朝處理國政的地方,而是皇帝登基和舉行大典的地方。—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大會堂。
清代並沒有固定專設的“早朝”。清代前期的“御門聽政”,多少有些“早朝”的意思,但也不在太和殿。順治當皇帝的時候才六歲,順治元年八月在沈陽故宮的大政殿登基,九月進北京。由於當時紫禁城內前朝的三大殿都被燒毀了,登基大典,就是在太和門舉行的。在他親政之前,國事都由攝政王多爾袞代為處理。辦公聽政,一般都在武英殿。順治七年,多爾袞死了,十三歲的順治開始親政,修復了三大殿,就住在乾清宮,國事也大多在那里處理。
清朝沒有一早就聚集官員站班議事的制度,而是由內閣向皇帝匯報政務。總的說來,不過是讓皇帝知道一下而已,大權實際上都操在內閣大臣手中。當時未成年的順治、康熙,早起還要上學,因此召見或者覲見,都安排在皇帝放學之后、午飯之前。如果有重大政務,則隨時召見,地點並不固定,一般選擇就近召見。康熙成年之后,沿襲明制進行“御門聽政”,冬春季早上六點,夏秋季早上五點,先在乾清門,后來改在太和門聽取官員匯報。這倒是有點兒像是早朝。像康熙年間著名的抗擊沙俄的雅克薩之戰、平三藩等重大決策,其實都是在“御門聽政”中決策的。康熙、乾隆之后的帝王逐漸疏懶,到咸豐年間,“御門聽政”完全廢止了。
太和門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是故宮三大殿的正門,是宮中等級最高的一座門。明清兩朝都有“御門聽政”的制度,也就是皇帝接受臣下朝拜和處理政事制度,相當於古代的早朝。康熙以前的皇帝,都在這里聽政。光緒年間,太和門失火焚毀,現在的太和門,是后來重建的。
太和門前面左右兩側各設銅獅一尊,左雄右雌,威武兇悍。雄獅右足踏繡球,象征權力和天下;雌獅左足撫幼獅,象征子嗣昌盛。
太和門只是一座門,地方也不大,難道皇帝和文武百官全都“露天辦公”?說對了,雖然不是完全“露天”,也相差不多,反正冬天一定夠冷的。至於“文武百官”,那只是一種象征性的說法,能夠直接向皇帝啟奏政務、一起辦公的,絕不是“百官”,而只是少數幾個人。
雍正七年(1729),因西北用兵,需要及時處理軍報,而內閣又在太和門外,恐怕漏泄機密,就在隆宗門內設置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可靠的人入值繕寫,輔佐皇帝處理緊急軍務和政務。雍正十年,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每天早起由軍機大臣向皇帝奏事,根據需要或一人獨自奏對,或多人奏對。地點在養心殿西暖閣,就是三希堂的外間,有秘道與軍機處相通。如果有重大事項要擴大范圍商討,則多傳旨在養心殿進行朝會議事。
清朝皇帝多喜愛園居生活,大多數時間都在三山五園度過,所以往往就近聽政。地點:康熙在暢春園清溪書屋,雍正在圓明園萬方安和,乾隆在圓明園含經堂,嘉慶、道光在圓明園勤政親賢,咸豐在圓明園北遠山村。同治年間圓明園被焚,頤和園尚未重修,而且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所以就在故宮養心殿聽政,光緒年間則在頤和園仁壽殿。
雍正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起大早上朝了,所謂的上朝,也就是在養心殿召見軍機大臣。而“百官”基本就在宮外的六部辦事,有重大事件,先呈報軍機處,再由軍機處決定哪些事情、在什么時間請皇帝御批。一般的事件,基本都在軍機處解決了,解決之后再告知皇帝。所以真正要讓皇帝來處理決定的大事,並不是很多。
乾隆即位以后,在軍機處設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無定員,由皇帝指定親信的滿漢大學士、尚書、侍郎等兼任。軍機大臣的值班房在隆慶門內的北側,軍機章京的值班房在隆慶門內的南側。
軍機處的職能,原為承命擬旨,參與軍務,后來逐漸演變為全國政令的策劃與執行的中心,地位遠遠高於內閣,因此日常事務相當緊張。軍機處的辦事程式,一般是:每日寅時(凌晨3-5點),軍機大臣及章京先后到崗,內奏事處太監發下經皇帝批閱過的奏折,軍機章京分送各軍機大臣翻閱,如無特旨,漢大臣只看漢字折,滿大臣只看滿字折,這就是所謂的“接折”。卯刻(早晨5~7點),乾隆皇帝晨起,進膳后批閱部院本章及各督撫折子,大約辰刻(上午7~9點)左右,開始召見大臣,也就是“叫起”。軍機章京事先把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另貯一黃匣,在“叫起”的時候交軍機大臣捧進去請旨,這就叫“見面”。軍機大臣和皇帝見面后退出,召軍機章京面授皇上旨意,分別交各章京起草繕寫,人各一通,如有字數過長或急需繕遞的,則由幾個人分紙速寫。旨稿繕寫完畢,交達拉密(領班章京)核校,然后貯進黃匣,送軍機大臣閱看,詳酌無誤之后,這才交內監傳遞送進,這叫“述旨”。內監們往往穿梭往返,絡繹不絕,相當繁忙緊張。
當軍機大臣的,因為要當面奉旨,要快速準確地記下皇帝的指示,因此除了熟悉前朝、本朝各種律例之外,第一,頭腦反應必須敏捷,要求思路清晰。有條不紊;第二,記憶力必須超強,要求具備博聞強記、隨問隨答的本領。這樣的官員,年紀太大,當然是很難對應的。
乾隆三十八年的軍機處,幾個滿漢軍機大臣的年齡是:漢臣劉統勛七十五歲,劉綸六十三歲,於敏中六十歲,袁守侗五十一歲,梁國治五十一歲;而滿臣中,除阿思哈、豐額、索琳年齡不清楚外,舒赫德六十四歲,阿桂六十歲,慶桂三十九歲,明亮三十八歲,福隆安約四十歲左右,福康安約二十歲左右。這樣的年齡結構,對於政務繁忙的軍機處來說,已經不是“偏老”,而是已經“嫌老”,可能多數人都感到精力不濟了。
在這樣的前提下,乾隆皇帝想要培養一批年輕、精力充沛、具有敏銳政治眼光、處事干練決斷,而且完全忠於自己的人,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和珅恰恰就具有這樣的特長。那一年,和珅二十三歲。兩年之后的乾隆四十年,和珅二十五歲。閏七月,值乾清門。十一月,擢御前侍衛,授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就是正二品官了;再過一年,乾隆四十一年,和珅二十六歲。正月,授戶部侍郎。三月,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四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任國史館副總裁,賞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他才二十六歲,就當上了戶部侍郎,這可是總管全國財政的從二品副部長級大官,還是“賞戴一品朝冠”的呢!沒有真才實學,光靠自己吹牛、靠皇帝賞識,恐怕是做不到的。何況所有這一切升遷,都是在短短的三年時間、實際上只在一年的時間中完成的。古往今來,還有誰比他升得更快?
清光緒年間徐珂編輯的《清稗類鈔·異稟類》中,就有記載說:“和珅記性絕佳,每日諭旨,一見輒能默記,乃至中外章奏連篇累牘,倉猝批閱,皆能提綱挈領,批卻導款,以故與聞密勿吻,奏對咸能稱旨。此所謂才足濟奸,聰明誤用者矣。”
《清稗類鈔》是清末民初徐珂編撰的類書。從清人、近人的文集、筆記、札記、野史、報章、說部中,廣搜博采,仿《宋稗類鈔》體例編輯。記載之事,上起順治、康熙,下迄光緒、宣統,間有上溯天命、天聰、崇德者。全書分九十二類,一萬三千五百余條。書中涉及內容極其廣泛,舉凡軍國大事、典章制度、社會經濟、學術文化、名臣碩儒、疾病災害、盜賊流氓、民情風俗、古跡名勝,幾乎無所不有。編者態度比較嚴肅,許多資料可補正史之不足。
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卷十中也說:“和珅聰明絕頂,口才便利……雖是小人,卻有本領。”
這些資料,因為不是當事人的親聞親見,只是集錄前人著作中的事例,只能以野史對待,僅供參考而已。而乾隆年間來華的英國使團使臣馬戛爾尼,就曾寫過一部《乾隆英使覲見記》,書中記載他所看到的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舉止瀟灑,談笑風生,樽俎之間,交接從容自若,事無巨細,一言而辦,真具有大國宰相風度”。這樣的贊語,應該比較可靠,也不會是故意拍馬屁、捧臭腳。
在和珅嶄露頭角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全都眾口一詞地稱贊這個相貌英俊、舉止瀟灑的有為青年,這和他被嘉慶下旨查辦以后的沒有一個人說他好,“墻倒眾人推”,恰恰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就是和珅的高峰期和低谷期。
乾隆皇帝需要一個年輕有為的人才,和珅是合格的;乾隆皇帝需要這個人才同時還是奴才,和珅也是合格的。這就是:在雙方主客觀條件完全吻合的前提促成下,和珅才理所當然地成了乾隆皇帝物色“人才加奴才”的理想人選。
我們經常說:壞人的本領越大,其危害性也越大。和珅就是這樣一個人。問題在於:早先,他並不是以“壞人”的形象出現的。他的青少年時代,既不是到處惹事生非的流氓惡少,也不是提籠架鳥不求上進的紈绔子弟,而是一個積極向上、聰敏好學的莘莘學子,簡直是人見人愛、人見人夸的少年典范。不然,身為高官、閱人已多的英廉,也不至於會在茫茫人海中單單看中這個家道中落的無助少年。開始的時候,英廉和乾隆都不知道、不認為他是壞人,而認為是難得的人才。不然,英廉絕不會主動把唯一的掌上明珠嫁給他,還沒有老邁昏聵的乾隆皇帝也還不至於糊涂到想要找一個貪官來看看他究竟能夠貪黷到什么程度!
英廉和乾隆其實一開始都看到了和珅“聽話”和“善解人意”的一面。但是可惜,兩個人都不認為這是缺點,而認為是優點。他們把這種奴性看成是“聰明”和“天才”的突出表現,卻沒有想到把聰明和天才用於犯罪,其“成功率”可是要比傻瓜和白癡強一萬倍的。說到底,英廉和乾隆都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都沒有一開始就考慮到這個人的本質。而是一開始,就被他的表面現象—聰明、才干所掩蓋。到了后來,那可就是先入為主,“一美遮百丑”,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了。—今天的許多貪官,一開始不也都是“表現良好”的干部么?
和珅除了聰明才干這些“內秀”之外,他的外表風流倜儻、儀表非俗,也為他能夠輕易取悅於人占了不少便宜。不說招女婿、找丈夫要挑那些魁偉英俊的美男子了,就是男人與男人之間交朋友,甚或招一個伙計、聘一個長隨,不也是誰都愿意找一個長得順溜一點兒的,看上去順眼一點兒的么?
所以國學大師鄧之誠先生在《骨董瑣記》卷三《乾隆時侍從之臣》中就說過:“……於是大臣向用,頗以貌取,文達(劉墉)貌寢短視,且江北人,故不為純皇(乾隆)所喜,一時若翁覃溪(方綱)、朱竹君(筠)、王蘭泉(昶)、鄒一桂皆不得仕,際遇頗相似,純帝所許為明敏之才,率外擢督撫。若於文襄、梁文定、董文恭皆以弄臣蓄之。”也可以反證“面貌俊秀,性情溫順,舉止從容,且口齒極其伶俐”的和珅,為什么更容易引起乾隆皇帝的好感了。
於是,和珅這個未來的壞人,就這樣以“內外皆秀”的表面現象掩蓋了自己的真面目,深藏不露,闖過了層層關隘、重重門戶,終於登堂入室:進了英廉的廳堂,上了乾隆的朝堂,開始他那有聲有色的精彩表演了。
到了和珅一敗涂地,在牢房里被賜自盡的時候,又有幾個人會想到自己當年的淺見近視,被人家蒙住了眼睛呢?
和珅之所以能夠叱咤風云長達二十幾年之久,雖然多次受處分降級,卻始終“屹立不倒”,除了有乾隆皇帝的袒護這一外部因素,他本人的謹小慎微,特別是不拉幫結派,不勾結皇親國戚,恐怕也是他的成功經驗之一。
凡是皇帝,一方面總想網絡發掘人才,為我所用;一方面也特別害怕權臣功高震主,更怕他培植個人勢力,圖謀不軌。
漢高祖劉邦,雖然是個不讀書的地痞皇帝,可是他出身下層,混跡市井,熟悉三教九流,知道人情世故,懂得什么人覬覦皇權,有可能謀反篡位;什么人故步自封,滿足於榮華富貴,只求享受自保。漢初三杰中,蕭何只熱衷於買田,兼並土地。一個只想當地主田舍翁的人,分明沒有鴻鵠之志,不會想當皇帝,所以劉邦放過了他。張良呢,一心求仙訪道,既沒有那心思、也沒有那興趣做皇帝,所以劉邦也放過了他。只有這個韓信,不但兵權在握,而且權勢欲旺盛,連封王還不滿足,明擺著是個危險人物,所以劉邦必須要他的性命,不然自己就危險了。
乾隆既然是個熟讀史書的皇帝,對於什么人有圖謀不軌之心,當然也要時刻注意。他不是不知道和珅有貪黷行為。但是對於一個皇帝來說,發現和珅貪污,他倒反而放心了。其原因,就是劉邦的那個邏輯:斂財的人,不是造反的人。斂財的人是鼠目寸光,眼睛看到的,僅僅是那點兒黃金白銀,看不見錦繡河山;如果一個權臣根本不把錢財看在眼里,那倒危險了:他的眼睛,是不是緊緊盯著皇位呀?和珅貪財,反證他沒有皇位企圖,所以不可怕。多搜刮幾個錢財,小意思,不在話下。—說和珅是天下第一貪,那是嘉慶的語言,乾隆當然不會相信。和珅家里當然有錢,他也不隱晦自己有錢。他也許正是利用自己的“有錢”,來迷惑大家,讓人家相信他只愛錢財不愛江山呢!乾隆知道和珅有錢,但是絕不可能超過皇家去。和珅所擁有的珍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不還是乾隆御賜的嗎?和珅被抄家的時候,乾隆如果在世,也絕不會相信和珅的財產,會相當於國庫十至二十年的收入。這本來就是一個被無限夸大了的不實之詞。
正因為和珅知道有錢不會遭到皇帝的猜忌,“愛權”才會遭到皇帝的懷疑,因此,他終其一生,絕不拉幫結派,也盡量不和王公貴戚多來往。他只求自己的“一人之下”,安享太平富貴。
和珅終其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就在於他沒想到“乾隆死了我怎么辦”。他十分明白,只要乾隆不死,他就不會倒臺。那是他的一把鐵桿保護傘。只要自己不和乾隆爭權,乾隆就不會下決心搞掉他。第一,乾隆還要依靠他,仰仗他,甚至離不開他;第二,他知道乾隆也不是一個卸磨殺驢的市井小人。但是,乾隆不可能長生不老,他一旦死了呢?
和珅當然不傻,他雖然不拉幫結派,但不等於他手下沒人,缺乏智囊,從來不考慮“下一步怎么走”的問題。問題正在於他不想參與王子們的皇位之爭。康熙鑒於皇位的繼承引起了手足相殘,定下了既不立嫡也不立儲的決策,雍正、乾隆也恪守謹遵,表面上看起來,宮廷內的皇子之間,像是一潭死水,波瀾不興,但是水面底下,實際上卻是暗流洶涌,從來沒有靜止過。面對這樣的局面,和珅也感到十二分為難。讓誰當太子,並不是皇族或王公大臣們投票選舉產生,而是由皇帝經過考察一個人作出決定。以和珅的所處地位加上他的聰明睿智,他不是不可能從乾隆的口氣中探索到皇儲的人選。問題在於:乾隆早就下了決心,要做六十年皇帝,那么,不言而喻,長子、次子等等,就不可能考慮了。等到乾隆退位,長子、次子也都六十多歲了,一個老太子登基,能做幾天皇帝?何況乾隆的長子、次子早都死了。所以,皇儲必然是年輕的皇子,倒是可以猜想得到的。問題就在於乾隆對諸皇子的考察非常細心,盡管他心中也許已經有了定見,可是第一還要繼續考察,第二不知道什么時候發生一件什么事情,已經決定了的人選,就有可能推倒重來。何況乾隆是個老謀深算的人,在立儲這件事情上,從來不透露絲毫口風呢!因此,對和珅來說,這也是一場賭博。找對了主兒,固然對自己的今後有莫大的好處;如果一旦押錯了賭注呢,不但自己將會成為宮廷斗爭中的犧牲品,全盤皆輸,萬一被乾隆看出來了,只會兩頭不討好,導致仕途的立刻終結!
所以,和珅權衡輕重利弊,作出了不投靠任何一個皇子、不參與奪儲的任何活動的決定。這也可以說是他聰明的決策。
聰明人也有反被聰明誤的時候:當和珅從乾隆那里得到將要傳位給嘉慶的確切訊息,他還是沉不住氣,提前一天,給嘉慶送去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對嘉慶的擁戴。結果,馬屁拍到了馬腳上,嘉慶及其智囊,早就已經決定犧牲和珅,從而解決大權旁落的問題和國庫空虛的難題;於是,和珅這一舉動,反倒授人以柄,成了嘉慶扳倒和珅的第一件口實:二十宗大罪中的第一件!
古往今來,凡是被寵信的人,不外乎人才、庸才、草包這樣三種人。
只有精明強悍的主子,才會寵信人才;如果主子本身是草包,他所寵信的人,絕大多數是兄弟或小舅子之類,只要是“內親”,不管他是不是草包,都一律重用。這就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邏輯。如果主子本身是庸才,他倒是不會用草包,但是往往不善於使用人才,不是自以為是,就是不放心不信任,結果所用的只能是和他一樣的庸才。
乾隆皇帝是個英才。非萬不得已,例如出於母后的說情,他一般不會任用庸才。用,也有限制,不會出格。在任用和珅的問題上,正因為他自以為看準了和珅是個英才,所以才加以重用,而且不是一般的重用,而是十分破格的重用。
反過來說,如果和珅不是一個真正的英才,乾隆朝人才輩出,也不會如此破格重用一個才二十多歲的“半大孩子”!
一個朝廷,外有禮戶吏兵刑工六部和翰林院、都察院,內有內務府,盡管都重要,都不可缺少,但是最最重要的,還是一個“錢”字。沒有錢,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你有最好的將軍和士兵,外敵來侵略,內敵在造反,沒有錢,軍隊寸步難行。即便在和平時期,要維持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正常運轉,特別是皇宮內廷豪華奢靡的花銷開支,數量之大,也十分驚人。乾隆登基之后的前幾十年,有康熙、雍正給他打下的經濟基礎,倒是還能應付自如;但是一則連年用兵,二則乾隆是個窮奢極欲、貪圖享受、生活靡費的人,還特別喜歡游山玩水,收藏珍寶,花錢的地方實在太多,所以到了乾隆四十年和珅出現的年代,不論是國庫還是內帑,都已經捉襟見肘、外強中干,不容易維持了。
我們很難琢磨,乾隆怎么會想到並決心把整個國家的財政和整個皇家的內帑都交給一個從來沒有管理過如此巨大錢財的、二十幾歲的半大孩子的。—這可是國家的命脈,萬一出了紕漏,那可是無法收拾的呀!
奇怪的是:這個並沒有管理財政經驗的小伙子,居然把國家財政和內務府錢財全都管得井井有條,不但沒虧空,反倒有盈余了!乾隆前四次下江南,和珅年紀還小,沒有趕上;至少第五、第六兩次,和珅居然能夠想盡一切辦法,不動用內帑,發動江淮富戶出錢接駕,讓乾隆皇帝舒舒服服地盡興而回。要知道,皇帝出游,那可是一支上千人的消費大軍,不是簡單輕易就能打發的!
這就是和珅的本事,這就是和珅的過人之處,也難怪乾隆對他越來越放心,視他為肱股之臣了。
和珅用各種方法聚斂錢財,說乾隆皇帝不知道,那就是把乾隆看成白癡了;但說乾隆知道得一清二楚,則又過分高抬了乾隆皇帝的能量。恰如其分的評價,是乾隆心中明白,知道和珅有錢,也知道和珅的錢並不完全是貪污所得。和珅是個理財能手,能給國家政府理財,怎么就不能、不會給自己理財了?他經營土地、錢莊、商店、典當,哪一樣不是賺錢的買賣?
乾隆皇帝既然知道和珅有很多錢,而且其中一部分或大部分很有可能是貪污所得,那么乾隆為什么能夠容忍他在自己鼻子底下貪污斂財,而不加以處置呢?
乾隆的心態其實很簡單。第一,和珅是個能人,而且是自己所倚重的能人。只要你沒有謀反的心思,沒有皇權的欲望,對我的政權沒有威脅,我大可以不用著急,你先好好兒地幫我干活兒吧。等到你不聽話了,或者我需要你的錢了,我什么時候想動你,就什么時候動你。第二,這筆巨大的錢財物資放在和珅家里,皇帝很放心。因為和珅是個守財奴,他的錢財,只有進來的,很少甚至沒有出去的,不會像清官那樣,不知道什么時候,這筆錢就會撒出去。何況那個時候還不存在貪官向海外潛逃一說,也不可能將貪污的巨款存到瑞士銀行或秘密轉移到海外的子女那里去。所以,和珅聚斂再多的錢物,也只是藏在他自己的家里。不論是國家的大金庫還是個人的小金庫,反正都在國內,也就全都是皇家的。第三,有一個觀點,好像還從來沒有人想到過:和珅雖然是在嘉慶四年栽倒的,但是嘉慶初年,乾隆還是太上皇的身份。和珅雖然是乾隆的親信,但是總不如自己兒子親,何況這是繼承自己大統的兒子?因此,也絕不排斥乾隆曾經對嘉慶明說或者暗示:在我活著的時候,你先不要動和珅,等我壽終天年,你想怎么處置和珅,我可就不管,也管不著了!
總而言之,和珅是個聰明人,但是,乾隆比他更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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