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對腐敗的懲治必須具有自動糾偏功能而不是腐敗對沖

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崔新生

隨著運動式反腐的此起彼伏，政府官員風聲鶴唳。隨之而來的，即是行政的不作為。可以不腐敗，但也可以不行政、至少不積極行政。而行政不作為或不積極行政，則直接影響到《決定》及全面深化改革的落實。

運動式反腐的威懾功效，並沒有真正使得行政者謹慎、理性執政，短暫的恐懼之后，是腐敗的更加隱蔽，同時以五花八門的卸責行為，形成對改革的軟抵制。

反腐不歸路：政策風險之彈簧壓力模型

彈簧壓力模型，是崔新生1997年《中國政策風險研究報告》的政策風險實驗模型之一，即為了形成自上而下的壓力效能，必須一次比一次施以更大的壓力，才能保證足夠的彈性及積極性，一旦壓力等量或弱於前一次的壓力，彈簧的強度就會減弱並失去期望的效用。

采取運動式反腐，則是充分利用了彈簧壓力模型。在紀律封閉體制內，采取高壓反腐手段，作為懲治腐敗的效能規則，注定了反腐的某種不歸路。高壓強力的持續強化，不但要抑制反彈，還要使官員對新的腐敗行為保持畏懼，最後到達極限。而極限是什么？極限之后怎么辦？無論是什么、怎么辦，對社會的正面影響，同樣適用於彈簧壓力模型，即高層要保持公眾足夠的期望值、以作為支援改革的社會基礎，同樣要一次比一次地付之更高的期望，一旦期望得不到滿足，支援或期望值就會減弱或降低。如同吊一塊肉給餓漢，餓漢遲遲吃不到，不是抓狂，就是興味索然，目前社會所呈現群體事件，部分地出於對“大老虎”的期望臨界值，所表現出的不安失措情緒表達。

與此同時，就反腐行為本身，只能越來越證明無官不貪，而且官越大越貪之外，人們對反腐的熱情和期望，已經越來越淡漠。反腐，成為反腐者的獨角戲，與大多數的切身利害無關。

跳出彈簧壓力規律：管住政府“巨貪”行為

強化國家現代治理能力，是新一屆政府的改革愿景。毋庸置疑，公權腐敗，概因為政府行政極權的不受約束。苛捐雜稅之苛政猛於虎！被如此供養的行政部門，如果感覺銀子不夠花，還可以狂印鈔票。如此行政部門，本身就是個“巨貪”！如果依靠“巨貪”反貪，本是荒謬悖論。

官員貪腐，是因為行政本身的利益誘惑太大。有好處、又方便，除非傻子才不貪。所以，從根本上切斷貪腐，就必須減弱或減少政府本身的利益誘惑或含金量。同時，使得政府部門行政行為不自由。管住政府行政行為，是反貪之枝干；以法治政，則是反腐之根本。

國家現代治理能力，核心在於一切回歸理性。理性的執政者，不是恐懼執政，而是知曉行政邊界，即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哪些可為可不為，以及作為的后果。同時，時時知道自身作為的結果是什么。而減弱、減少政府的極權利益及其任意行政的自由度，等於有效防止作為公務人員對公眾利益的監守自盜行為。假如不從切除政府的極權利益著手，等於堆著一個金山，鑰匙就在看門人手里，而且金子多到從門縫里向外溢，強迫看門人不去看、不去撿，這是道德聖人的標準；也如同一個院子里住著太多的美女，每天進進出出，要讓男性看門人不動心、不起念，除非是太監、即使太監也架不住脂粉香氣的誘惑。這就不能怪金山的看門人意志不堅定、行為下作，實在是金子太多、太過晃眼，女色太美和太招搖。

腐敗風險對沖指數與改革邏輯

為了反腐而反腐與為了改革而改革本身，都會陷入一種極權預設的困境。假如說改革是一場革命，而反腐是一場運動。真正的改革，必須有一個理想的體制愿景，對腐敗的懲治是其中必備的功能。這一功能，必須具有自動的糾偏而不是腐敗對沖。

腐敗對沖，是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的實驗模型之一。腐敗風險對沖的困境，即是將反腐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所有可能腐敗的人群頭上，隨時可能掉下來、也隨時不會掉下來。為了起到預想的功效，就必須不斷地加以“提醒”，提醒目標群體，“反腐”這一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存在、並警告隨時可能掉下來，扎到某人的頭上。而這一提醒，同樣也陷入彈簧壓力模型的作用規律。因為一再提醒的結果，又沒有真正掉下來，目標群體勢必會日漸麻木，不再發揮預想的作用。所以，就必須讓反腐這柄劍掉下來。劍掉下來的次數和頻率，以對沖風險為主要功能，即當腐敗現象非常嚴峻時，越需要加多次數和密集頻率，這樣，目標腐敗群體就會收斂。但腐敗對沖有致命的缺陷，即反腐過程掉下來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所扎中的，並非是真正的目標，換言之，就是反腐所制裁者，往往不是最腐敗的人。因為反腐祭劍者，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以最腐敗者為劍刺的目標，其僅僅出於風險溢泄的需要。同時也因為劍刺中了不是最應該刺中的人，在目標腐敗群體里，就會出現“不公平”、“不公正”的情緒，從而損傷反腐對沖風險的效能。

改革需要從運動式反腐開始，將反腐行為納入改革的首要任務之一。不再反復演繹運動式反腐的不歸路。只有以建立理性、公平法治的反腐秩序，才是反腐敗的基礎規則。盡管從薄熙來案，即可看到新一屆政府在試圖建立這樣的規則，但之后已漸行漸遠，強化了運動式反腐傳統的特色。

改革需要時間表，反腐同樣也需要。或者說，反腐可以不需要時間安排，因為缺乏對反腐績效的量化評估。但是，反腐需要明確的綱領、規則，特別是清晰的規則和程式，如此取得目標群體包括整個社會的理解和支援。

特別是社會群體的集體仕途觀，為什么當官？為了信仰或為了發財？混亂的執政觀，是重建法治理性秩序的基礎或基本出發點。解決了這一疑惑，反腐就會不戰而勝、至少事半功倍。（作者為國際非理性經濟制度理論學會（iiesti）會長、ccvi中國價值指數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