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進入“脆弱時代” 人均收入倒退了5年

在當今歐洲的許多國家，高失業率（平均失業率為12%，最嚴重的國家高達25%）加上因為財政緊縮而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導致脆弱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加劇。影響在於，社會幸福感的降低遠遠超出了常規gdp標準所體現的程度，而gdp數字原本已經很令人沮喪。在大多數國家，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當前實際人均收入低於危機前的水平，倒退了5年。這一觀點值得關注。

貧富差距很嚴重

兩項新的研究報告再次表明了困擾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有多么嚴重。首先，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年收入和貧困報告表明，盡管經濟應該已經擺脫了“大衰退”，但美國百姓的收入仍然不見提高。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中位數家庭收入仍然低於25年前的水平。

人們過去認為美國最大的優勢不是軍事實力，而是令全世界艷羨的經濟制度。但是，如果在一種模式下，頂層的人口收入猛增，而相當一部分（甚至大多數）人口的收入不見提高，其他國家憑什么還要仿效這種模式呢？

第二項研究報告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2014年《人類發展報告》。報告內容也與上述結論吻合。undp每年都根據人類發展指數給各國排名。該指數融合了收入以外的其他層面的福祉，包括衛生和教育。

按照人類發展指數，美國排名第五，落后於挪威、澳大利亞、瑞士和荷蘭。不過，如果依據貧富差距對評分加以調整，其排名就會下降23位，居於降幅最大的高度發達國家之列。具體說，美國落在希臘和斯洛伐克的后面，而這兩個國家通常算不上榜樣，也無力與美國爭奪排行榜頂端的位置。

安全感明顯降低

在美國，上行流動性是個神話，而非現實。而下行流動性和脆弱性才是人們的普遍經歷。根源之一是美國的醫療體系：盡管奧巴馬總統實施了改革，但該體系仍使美國窮人處於危境之中。

底層民眾距離破產僅一步之遙。疾病、離異或失業往往足以使他們墜入深淵。

2010年的奧巴馬醫改計劃意在緩解這些威脅——有明確跡象表明，計劃有望顯著減少無保險美國人的數量。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由於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共和黨州長及議員的頑固態度的緣故，盡管聯邦政府差不多支付了全額資金，但仍有二十多個州拒絕擴大面向窮人的醫療補助，所有仍有4100萬美國人沒有保險。當經濟不平等轉化為社會不平等（在美國的大片地區都是如此），也就意味著政府不會關注底層民眾的需求。

國內生產總值（gdp）和人類發展指數都無法體現脆弱性隨著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化或者各國脆弱性的差異。不過，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安全感明顯降低。有工作的人擔心是否能保住工作；沒有工作的人擔心是否能找到工作。

最近的經濟下滑使得許多人的財富明顯縮水。在美國，即便在股市復甦之后，中位數財富從2007年到2013年還是減少了40%以上。因此會有許多老人和臨近退休的人對生活條件感到擔憂。大批美國人失去了住房；另有大批美國人懷有不安全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未來有可能失去住房。

除了這些不安全感之外，還有美國人長期以來面臨的不安全感。在美國的城市中心區，大批拉美裔和非洲裔年輕人面臨著警察和司法體系機能不良和執法不公帶來的不安全感；只要遇上一個前一天晚上過得不爽的警察，就有可能莫名其妙被投進監獄——甚至更糟。

脆弱性空前加劇

歐洲歷來知道，必須通過打造社會保障體系來消除脆弱性。歐洲人意識到，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甚至能提升總體經濟表現，因為人們會甘冒提高經濟增長的風險。

不過，在當今歐洲的許多國家，高失業率（平均失業率為12%，最嚴重的國家高達25%）加上因為財政緊縮而削減社會保障支出，導致脆弱性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加劇。影響在於，社會幸福感的降低遠遠超出了常規gdp標準所體現的程度，而gdp數字原本已經很令人沮喪。在大多數國家，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當前實際人均收入低於危機前的水平，倒退了5年。

我擔任主席的經濟績效和社會進步評估委員會發表報告強調，gdp不是衡量經濟表現的有效標準。美國人口普查局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報告都提醒我們主義這一點的重要性。為了追求gdp，我們已經犧牲得太多了。

無論gdp增長有多迅速，如果一種經濟制度無法讓大多數國民獲得實惠，讓越來越多的人口面臨越來越嚴重的不安全感，那么從根本上講，這種經濟制度都是失敗的經濟制度。如果政策（比如緊縮政策）導致大批人口的不安全感加劇，收入和生活水平降低，那么從根本上講，這些政策都是有缺陷的政策（約瑟夫•施蒂格利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