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國農業發展不能盲目依賴市場經濟

提要：中國農村潛在的危機已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農民負擔的加重，原有基層社會結構的解體，無法被農業吸收的數以千萬計的流民潮，這些都是人們熟知的話題。而我認為，中國農村危機中最深刻最危險者，卻是至今尚未引起注意的農業現代化模式的誤導問題。秦暉農業問題研究專著《耕耘者言》。

中國農業現代化目標確定存在著一個內在的悖論：一方面，要發揮農民積極性必須依靠市場和私有化的活力，藉此方能突破社會主義指令經濟、克服大鍋飯等衍生的種種紕漏；另一方面，一旦突破僵硬的指令性經濟，市場發展起來了，國家卻又失去了用非市場機制調節市場弊病的能力。可以說，近十幾年中國農業的發展，這種內在的悖論是日益嚴重的。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前半葉，中國農業主要沉浸在享受市場化的成果之中，那么到80年代后期，市場調節帶來的蛛網震盪則一天比一天明顯。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業中市場機制的逐步成熟，農民面臨著由日趨巨大的震盪所帶來的風險，它正在造成極大的破壞。

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棉花生產的大起大落，除政策上的失誤與若干技術問題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蛛網震盪。而在那些國家放棄購銷干預與價格控制的領域，“蛛網震盪帶來的風險”更為明顯。1984—1988年間，陜西黑米市場曾連續數年發生價格交替大幅度升降，波幅低至每斤4角多，高至2元，產生嚴重的市場誤導，使農民叫苦不迭。1988年國內苧麻緊俏，價格最高漲到每噸1.6萬元，導致農民盲目擴大種植面積。但這種多年生作物到1990年大量上市后，價格便暴跌到每噸僅1600元，比尖峰低了十倍。麻農普遍賠本，損失慘重，只得揮淚斬麻改植，產量再度大跌。又據近日報載，江蘇南京等地的西瓜去年大貴，今年大賤，瓜農瓜販均損失不貲。南方不少果區在十年內也經歷過“大種柑桔圖賺錢，桔樹長成桔已賤；砍了桔樹種芒果，結果之時價已落”的痛苦。隨著我國糖、棉等主要農產品(000061,股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乳業、肉牛等新興市場的形成，這種風險的影響越來越大。

有些人以為，只要不斷健全市場，上述困難就可以克服，比如建立期貨市場等等。確實，期貨市場是從農產品貿易中起源的，並且至今仍以農產品貿易為主要活動領域之一。但期貨市場只能轉嫁震盪或改變震盪的相位，卻無法消除震盪或減小震幅。期貨商可以藉期貨貿易的套期保值避險功能來規避蛛網震盪的沖擊，但生產者、消費者和整個市場供求關係卻無法規避。這在理論上不難給予證明，而在實踐中則可以從農產品期貨市場十分發達的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頻繁的蛛網震盪中可見一斑。

因此，我認為，今天我們必須糾正農業發展可以完全依靠市場這一觀念。今天中國有句流行語叫“不找市長找市場”，從市場經濟取代權力經濟的角度看，這句話無疑體現了進步，但今天這一口號所反映的盲目性正在帶來巨大的危害。實際上，今天的農民在許多場合並不想找“市長”，然而“市長”卻非找他們不可，他們躲都躲不掉。然而在不能只“找市場”的場合，“市長”往往都拂袖不管，而且還拿腔拿調地教訓農民要克服“保守思想”，要農民對“市場風險”——包括如蛛網震盪帶來的市場風險——表現出更大的承受能力！

總之，農業商品經濟的諸特點：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半商品”性質，以及由此而形成土地壟斷的可能，農業生產的長周期與非連續性，農業中市場資訊虛假成分的存在，“濾波”機制導致的壟斷可能，“蛛網”機制的存在，農產品需求彈性小於供應彈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蛛網”易於發散而難於收斂等等，都使農業比第二、三產業更不可能“純市場化”。而上述大部分特點在我國農業中，又比多數外國農業更突出。例如，我國不僅土地資源總量稀缺（世界21%的人口居住於7%的土地上），而且尤以耕地為甚（世界近40%的農民，耕種7%的耕地）。同時，我國可利用農地邊際存量的彈性也是很小的，因而土地壟斷的威脅就更大。又如，相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我國農產品消費結構較為簡單，替代與選擇性較小，因而需求彈性也就更小。如果“純市場化”的話，就更易出現發散型蛛網循環，因此，我國農業中市場機制的潛在局限就更大了。所以，重新界定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是我們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