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學者：國立文化機構基金應受公眾監督發揮效能

記者胡健森／台北報導

行政院院會在上（8）月7日通過文化部擬具的「博物館法」草案，草案第11條規定：「公立博物館因營運需要，得設置館務營運基金，其設置、管理及運用辦法另定之」；對此，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創學程教授夏學理投書媒體表示，文化部長龍應台應先好好思考如何能讓已然存在的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早日步入運作正軌，讓國立「文化機構」，皆在各館基金的「獲取面」與「運用端」上，接受公眾監督，使「作業基金」得以全面且真正地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夏學理表示，文化部為了表述設置「館務營運基金」的必要性，在「博物館法」草案裡，先以：「因應博物館營運現況，使博物館能夠廣泛吸納社會資源，參酌教育部「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明定博物館得設置館務營運基金（特種基金之作業基金），並依「預算法」之規定訂定收支保管辦法」；再以「為促進博物館發揮專業功能，爰以作業基金之模式，解決公立博物館會計制度僵化的問題，強調博物館之收入可用以支應並改善博物館服務，提升博物館自籌財源能力與動機。另透過管理辦法的訂定，使其資金運用，亦接受公眾之監督」等大段字句，對該條文之法義進行了說明。

夏學理指出，由於行政院早自民國96年3月12日，即訂定發布「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因此，目前在文化部轄下的國立歷史博物館、中正紀念堂，以及國父紀念館，即於民國96至101年間，陸續成立了「作業基金」。之後，為配合政府的組織改造，文化部乃自102年度起，將這三館之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轉納入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由此可知，公立博物館設置「作業基金」的相關法源基礎，不但早就存在，且已運作多年。也因此，「博物館法」草案第11條的核心命題，應主在作業基金的「獲取面」與「運用端」，而非作業基金本身的「得否設置」。

夏學理認為，以草案第11條的法義說明為例：文化部既認為公立博物館「因營運需要、廣泛吸納社會資源，以支應並改善博物館服務，得設置館務營運基金」，則何以又長期任由早自民國96年起，就率先實施「作業基金」至今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竟會在該館的「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裡，一直只對「室內會議廳」與「戶外庭園廣場」等空間規模十分有限的場地，訂定出使用收費標準？

畢竟，當仔細觀察始終未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裡，對「展廳」制訂出租賃規定的史博館時，應會令人至為不解於：何以該館寧可選擇經年累月地與私人公司「共同主辦」大展，而讓私人公司可以歲歲如今朝般的，以連續3個月（7月5日至10月5日）的黃金檔期，辦理一個橫跨該館一樓三大展廳的特展？

夏學理說，這或許肇因於該館「場地設備規費收費標準」第4條：「國際性特展門票收費另依本館與合作單位所訂合約評估分析後，經館長核定辦理，不適用本標準」的病灶，其長年以來所減損的，怎何止是「場租」這個「作業基金」的最根本收益來源？而經此所彰顯出的館長權限，又是不是太過於凌駕在「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之上？

其次，在檢視「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場地設備使用規費收費標準」後也可發現，該館雖對於包括：各展廳、中正演藝廳、民主大道…等各館內外的所有場地訂定了收費標準，但卻因該「標準」係出自一個極不合理的計費基礎，所以衍生了「大慷納稅人民之慨」以及「排擠非商業性活動」的問題。

以該館內佔地達1363平方公尺的「中正藝廊」為例，「商業性」活動的日租費3萬2000元，雖比「非商業性」活動的日租費2萬1000元，高出1萬1000元。但若將兩者的價差與場地的總面積換算之後卻會發現，每平方公尺的「商業性」活動，其實只需要比「非商業性」活動，多付出「8塊錢」新台幣而已。

除此之外，不論寒暑或「夏月電價」（6 月1 日至9 月30 日）與否，每日都提供300度的基本電力。是以，在這樣的「離奇比例」下，也難怪年年的黃金檔期，都會重覆出現私人公司長期包租該館場地的現象。以今年的暑期為例，便有兩家私人公司，分別在7月5日至8月31日，以及7月5日至10月12日間，包下了中正紀念堂內最大的3個展廳，主辦兩檔的特展活動。

夏學理質疑說，著有《百年思索》文化部長龍應台可曾對於：「如何能讓已然存在的國立文化機構作業基金，早日步入運作正軌」的嚴肅課題，好好地做過思索？又是否曾要求各個國立「文化機構」，均能思索以「商業」、「週末假日」、「旺季」、「夏月電價」，做為彈性量度場租合理性的關鍵指標，從而產生對於「非商業」、「非週末假日」、「淡季」、「非夏月」的活動，進行租金調降的空間？

夏學理呼籲，文化部將能在立法院審議「博物館法」草案前，即開始確切地履行該草案對於全國人民的宣示：透過實質的作為，促進包括前述三館在內的所有國立「文化機構」，皆在各館基金的「獲取面」與「運用端」上，接受公眾監督，使「作業基金」得以全面且真正地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更多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