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企穩期仍需增強政策連續性和針對性

近期，我國經濟呈現企穩跡象——一季度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數據亮麗、GDP增長符合預期、通脹數據好轉、出口增速由降轉升、3月份工業用電增速實現6個月以來的首次正增長。專家認為，這顯示前期一系列穩增長、促結構調整政策正在逐步顯效。 

多因素助力經濟企穩回暖 

采訪中，昆侖銀行投資與戰略發展部總經理助理李建軍指出，一季度我國經濟出現企穩回升的跡象，主要是需求端貢獻較大，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出現明顯回升。“從數據上看，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回暖明顯，繼續起到支撐作用。其中，1至3月基建投資增速19.25%，地產投資增速反彈到6.2%，去庫存政策使得房地產有所反彈。” 

“我國宏觀經濟企穩，對仍處於艱難復蘇階段的世界經濟而言，無疑是重大利好，也對提振中國和世界市場信心有所裨益。”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近期我國經濟企穩，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自去年四季度以來，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資不斷上升，新開工項目陸續上馬，這些因素對穩定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 

“總體上看，3月份，我國宏觀經濟數據和金融數據都好於此前市場的普遍預期，尤其是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8%，環比增長0.64%，這個數據透露出不少樂觀信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在徐洪才看來，前期穩增長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正在發揮積極作用。“從貨幣供應來看，自去年7月至今的9個月時間里，M2一直保持在13%左右的增速。與此同時，信貸增長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也保持了一定規模，這些都為經濟企穩營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此外，內需溫和回升也是帶動經濟企穩的重要力量，其中，投資和消費的表現都不錯。” 

徐洪才表示：“數據還顯示出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的現象，因為單位GDP能源消耗在下降，這顯示出經濟結構正在優化、社會生產效益在上升。” 

需繼續鞏固經濟企穩基礎 

不過，專家們也坦言，經濟企穩跡象明顯，但基礎並不牢靠。“目前首先要考慮的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是否可以持續。”徐洪才認為。 

李建軍表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如何看待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以及如何平衡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問題。就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來看，制造業投資仍在下滑，房地產投資大幅增長的可能性較低，因此投資大幅增長特別是依賴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增長推動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三去一降一補”要真正落實下去並非易事，在這個過程中，還需要時刻關注平衡增長和結構調整的問題。在專家們看來，今年一季度的增長達到了全年預期水平。而今年的增長目標已經從去年的7.5%調減到6.5%~7%。因此，對增長的要求已經部分讓位於結構的調整。今年仍然應在實現經濟預期增長的條件下，加快結構調整的步伐。 

再次，要積極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一季度信貸大規模增長，並不排除可能存在的銀行在經營壓力下擴大信貸規模的沖動。未來，應積極化解和防范金融風險，確保不發生大規模的信貸違約事件，為實體經濟增長和轉型提供穩定的金融環境。”李建軍表示。 

另外,專家們還提示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現象：一季度數據顯示，民間投資的增速仍然比較低迷；盡管3月份全國制造業PMI回升至50.2，重回擴張區間，但其中大型企業PMI大幅回升是主要支撐，中小企業指標低於大型企業，顯示出大企業的受益更為明顯一些等。 

“未來應更着力於對中小企業加強稅收和財政支持力度，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同時，引導資金價格下降，支持中小微企業和科技創新型企業的融資需求。”來自農行的宏觀分析人士稱，“還應進一步將投資拉動型增長方式轉為消費驅動型增長方式，創造更有利於消費發展的環境。” 

保持政策連續性增強調控針對性 

“當前應繼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同時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溫彬表示。 

“從貨幣政策目標看，當前通脹較為溫和，貨幣政策仍應以促進經濟增長為優先。”在李建軍看來，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增長較快，M2增速也超過了13%的預期目標。說明經濟增長的貨幣環境較穩健，政策效果已經實現。考慮到CPI已經回升到2%以上以及潛在的美聯儲加息預期，未來貨幣政策還需要總體權衡經濟增長和通脹之間的關系，繼續保持穩健。 

央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日前也表示，目前貨幣政策操作的主要目的是為穩增長提供所需要的貨幣條件。但是，最近我國的一些宏觀經濟指標開始出現回暖，包括房地產投資增速、工業增加值增速、PPI等都在回升，最近一些機構也開始上調中國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未來的貨幣政策操作，除了要繼續支持實現穩增長的目標，同時也要注意防范風險，尤其是要避免企業槓杆率過快上升，還要考慮到貨幣信貸增長對未來物價走勢和房地產價格的影響。”馬駿稱。 

目前，我國金融改革仍在推進過程中，仍需要積極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引導資金向新興產業傾斜，穩步退出傳統產能過剩行業，發揮資金的有效性。要積極發揮財政政策在產業結構調整上的優勢，發揮政策組合優勢，促進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