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中國改革來容易做來難

導讀：財經撰稿人達斯(Satyajit Das)在MarketWatch撰文指出，目前國際投資分析觀察家們紛紛看好中國市場的前景，但是他們當作根據的中國改革計劃，想要真正實施卻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以下即達斯的評論文章全文：

中國的規模和複雜性經常都會掩蓋住真正的現實。

在過去三十五年當中，中國崛起而成為一個重量級的經濟大國，9.7%的年平均增長率之下，多達6億的中國人完成了脫貧任務。

在描述這場巨變時，評論家們總是毫不吝惜溢美之詞，比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將這稱作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不過，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實並不能是前所未有。日本、德國和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也都有過類似的經濟增長與生活水平的高速提升。

同那些國家一樣，中國現在也面臨維持發展速度的嚴峻挑戰。

中國的增長模式，基礎一直是出口和由國內儲蓄支持的投資，這客觀上也是因為消費始終低迷和收入增長受到限制的結果。

在前領導人鄧小平時代，中國手推行其投資計劃，對象包括工業能、基礎設施和資本財等等，在鄧小平之前的時代，這些確實都高度發展不足。這一投資改造了經濟，提高了大生活水準。

可是，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變得更加依賴其持續膨脹的投資，這些資金都是由國有銀行貸出的。相比之下，出口作為經濟增長引擎的作用已經被大大削弱了。

這就造成了若幹問題。中國的投資計劃已經將他們從全球資本財最糟者變成了最好者之一，甚至造成了能過剩的麻煩。許多投資都將無法生出足夠償還融資的收入。資本的邊際生力一落千丈。

迅速的發展強化了國家的角色，可是同時也帶來了社會不公，政界和商界的精英們得以從經濟增長的成果當中攫取不成比例的份額。

道路與障礙

和其他經歷過迅速發展的新興市場國家一樣，中國的長期未來就取決於他們解決這些不平衡問題的能力。

最核心的要點是，中國需要將其增長的驅動力從原來的投資改變為更優的國內消費。這就要求他們必須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讓私營的中小型企業發揮更大作用。要拓寬和深化金融市場，向市場決定利率轉型，以及減少國家對貨幣和資本流動的控制，都意味重大的金融系統改革也勢在必行。

此外，中國還必須進行重大的結構改革，涉及土地所有權、財政管理、地方發展和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平衡等領域。他們還需要更多創新，需要提升勞動生率。

這個國家需要進行社會改革，尤其是在福利、教育和醫療的領域。他們必須直面財富分配不公和貪污腐敗等深層次的問題。他們還必須制定策略，以應對人口構成變化、自然資源稀缺以及環境惡化等挑戰。

如果中國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其實彼此環環相扣的問題，那麼他們的經濟增長，以及金融系統的償付能力就將受到極為重大的威脅。

變革與諾言

中國的領導人們意識到了變革的需要。2009年，時任總理的溫家寶在描述中國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復甦時就過，“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態勢還不穩定、不鞏固、不平衡”。

2013年5月，中國的中央政府通過國務院發布了一份改革計劃。這些預期中的改革在2014年初的三中全會上又被再度重申和擴展——也是在這次會議上，確認了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新領導團隊地位。

這些改革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所謂三八三政策。這一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重大非正式聯合研究的成果雖然沒有在全會上做特別的認可，但其想法已經在全會檔案當中得到了體現，而且也得到了新領導團隊的廣泛支持。

這些政策包含了三個關鍵要素——完善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創新企業體制。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八個領域重大改革的支持——行政管理體制、壟斷行業、土地制度、金融體系、財稅體制、國有資管理體制、創新體制、對外開放。最后的三則指的是三個改革突破口——經濟開放、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

目前的中國領導人表示，在資源分配上，市場所扮演的已經不僅僅是“基礎性”角色，而應該是“決定性”的。他們對過去三十五年改革政策的正確性進行了再確認，宣佈要進行一場“新的偉大革命”。

對於這些改革動議，西方的態度整體而言是極為讚賞的。大家一致認為，改革計劃將提升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削弱風險。可是，這樣的一致性看法卻不能不讓人想起巴頓將軍的警句：“ 如果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樣，那麼一定有人根本沒思考。”

其實這些改革當中的許多部分都已被討論了多年，但是卻一再被證明想要真正貫徹，在實踐的層面和政治的層面都是困難重重，最新的版本一樣是晦暗不清。(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