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幸福

打開各類媒體及社交軟件，我們會發現，國人對生活的抱怨越來越多：物價太高、收入太低，生活過不下去。也有人帶著無限憧憬懷念舊日，彼時天尚藍、草且綠，溪流清澈、路不拾遺，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過得安穩幸福。

經歷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然而人們的生活水平卻在下降嗎？這種觀點似乎不太站得住腳。若是去采訪中國國民，相信少有人會愿意放棄計算機、智慧手機、汽車、自來水，回到那個「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取暖基本靠抖、治安基本靠狗」的美好過去。換言之，人們抱怨的並不是更豐富的物質享受，而是與物質進步共同而來的諸多問題。物質幸福帶來的福利增長並不足以彌補這些問題導致的福利損失。

經濟學中專門有一只探討這類問題的流派，即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於20世紀20年代由庇古創立，其著作《福利經濟學》正是該學派成立的標志。庇古認為，社會經濟福利與國民收入總量及收入分配均等化水平皆成正比。因此，一個社會，首先要擴大社會產量，即通過利伯維爾場競爭，達到社會生產資源的最優設定。其次，要做到收入分配均等化。庇古將邊際效用遞減的規律運用到貨幣上，認為高收入者的收入邊際效益小於低收入者（例如，每月額外的1000元收入給月薪3000的人帶來的福利增長顯然大於給月薪3萬的人帶來的福利增長）。庇古由此提出，應當通過向富人征收累進所得稅並將之運用於社會福利設施，提供給窮人使用，從而實現收入均等化，使社會福利最大化。

庇古的觀點受到了后續者的批評。羅賓斯、卡爾多等人認為不應將道德考慮納入經濟學范疇，因而通過再分配實現收入均等化。這些新福利經濟學者以帕累托最優理論提出，個人是其福利的最好判斷者，而社會福利則取決於所有個人福利。由於避開了效用的量化計算及個人福利之間的比較，新福利經濟學回避了收入再分配的話題。

不僅如此，新福利經濟學還提出了補償原則，即：當某個改變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減少，若增加的福利超過減少的福利，則可認為這種改變增加了社會總體福利。

然而按照這種觀點，如果壟斷寡頭們的境況好起來了，那么即使社會多數人的境況變差，社會總體福利還是增加了。這顯然是荒謬的。

新福利經濟學在中國遭受了挑戰。雖然物質生活水平從縱向而言獲得了極大的增長，但收入不平等使得中國人越來越感到不幸福，包括從近些年經濟發展中獲利甚多的中產階級。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在過去，或許一輛自行車就能使人獲得極大的幸福感。而在今天，即使一輛汽車也未必令人幸福—尤其當你看到別人開著價值百萬的豪車時。

然而未必國人骨子里就仇富。不均等之所以會損害人們的幸福感，或許與制度缺陷有關。在一個制度完善、法律嚴明的社會，分配差異或許會成為人們發奮的動力，然而在法治不完備、各類制度尤其是產權制度不明晰的社會，貧富差距會被歸為不公平的結果，從而損傷人們的幸福感，並影響政府及制度的公信力。中國當下的集體心理狀態已經驗證了這一點。

發展不但不必然帶來幸福感，有時還會損及社會總體福利。而處理發展之中的公平問題，最重要的亦未必是均富，而是制定明確的遊戲規則及培養國民的契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