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史上為何1984是值得紀念的年份

編者按：在1984年，柳傳志、王石等人下海，海爾、萬科、聯想等公司相繼成立。由於改革，中國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人生軌跡在1984年隱約交集。在看似巧合的背后，是激蕩的改革東風點燃了一代中國企業家創業的夢想。

由於改革，中國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人生軌跡在1984年隱約交集，許多激動人心的故事從此次第展開，盡管其中充滿了曲折

整整30年前，1984年的春天，56歲的朱基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在這所以工科見長的大學里，經濟管理學院是新中國建立以后第一個按照學科建立的學院。

作為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朱基在校期間學習的是電機制造專業，但是在畢業以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從事經濟工作，上世紀70年代末還一度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開放以后，朱基經常回母校作關於經濟改革的報告。

“在中國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年度”，現任清華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說，“這一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1978年以來的第一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題的檔案，也是第一次對中國改革進行‘頂層設計’。”

這次會議第一次明確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開始從農村轉入城市。中國改革對於經濟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讓一大批經濟管理學院應運而生。

彼時，大批學者和青年學子負笈歐美，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知識。就在198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錢穎一由耶魯大學轉入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耶魯，錢穎一認識了由國內來進修的吳敬璉，從此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1984年5月吳敬璉回國后，開始深度參與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與決策咨詢等工作中。“吳老師告訴我，他正在搞什么材料，和十二屆三中全會有關。”錢穎一回憶道。

也是在1984年，柳傳志、王石等人下海，海爾、萬科、聯想等公司相繼成立。在看似巧合的背后，是激蕩的改革東風點燃了一代中國企業家創業的夢想。

由於改革，中國許多政治家、經濟學家、企業家的人生軌跡在1984年隱約交集，許多激動人心的故事從此次第展開，盡管其中充滿了曲折。1994年，在清華經濟管理學院建院十周年的時候，朱基寫下他對這所學院的期許：“辦成世界第一流的經管學院。”當時，已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還專程回到清華大學參加慶祝活動，臨別之時，他突然轉身對同學們說，“你們每個人搞好一個企業，中國經濟就有希望了。”

在此前一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90年代波瀾壯闊的市場化改革由此開啟。經濟學成為“顯學”，各高校里培養經濟人才的經濟和管理學院也迎來了發展的高潮。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從此中國大踏步融入世界。這項影響深遠的決策和市場化改革一起，為此后十年中國經濟的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同一年，朱基辭去了擔任了17年之久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職務。此前，為了推進清華經管學院的國際化，他邀請世界上最優秀的一些管理者組成“顧問委員會”，為“辦成世界第一流的經管學院”出謀劃策。在離職演講中，朱基建議聘請世界一流教師來這里講學，“世界經濟全球化，我們需要同世界交流。”

“國際交流中很快就提高了中國經濟和管理教育的水平，”作為第四任院長，錢穎一在清華經管學院成立30周年前夕接受《財經》(博客,微博)(博客,微博)記者專訪時說，“在社會科學的學科里，中國的經濟學走得非常快，可以和國際同行直接對話。”

作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的重鎮，匯集眾多經濟學家的清華經管學院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力量。錢穎一說：“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是與中國經濟改革密切相連的，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有目共睹。”

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在新一輪改革中，落實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固然重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是中國未來的核心命題。要實現這一“更重要的現代化”，“經濟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大部分是依靠其他學科的思想，它們不能貢獻的話，那怎么行呢？”“我認為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時代。”

不久前，柳傳志、王石等企業家和錢穎一、樊綱等經濟學家聚首清華經管學院，共同“致敬1984”。當探討中國未來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引用了丘吉爾的那句名言：“這不是結束，這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但這可能是開始的結束。”

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

《財經》：前不久，清華經管學院舉辦了“致敬1984：征程與夢想”論壇，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呢？

錢穎一：在中國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年度。30多年的中國改革史上，一共有四個有歷史意義的三中全會：第一個是開啟改革開放的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二個是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然后才是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1984年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非常重要，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1978年以來的第一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題的檔案，也是第一次對改革進行“頂層設計”。

以此為標志，中國經濟改革從農村推廣到城市。四通、聯想、萬科、海爾等著名企業都在那一年創立，成為中國市場改革的實踐先鋒。因為中國改革亟需大量經濟管理人才，包括清華經管學院在內的一批經濟和管理學院也在那一年建立。還有“小平您好”也是1984年國慶群眾游行時打出來的標語。簡單的四個字，表達了當時國人的心聲。為什么？因為當時人們覺得改革無比美好。

從1978年到1984年，中國的農業發展非常快，農副產品供應充足，社會清明，沒有污染，沒有腐敗，沒有通貨膨脹，農民的收入大幅改進，基尼系數下降，城鄉差距縮小。

《財經》：近年來社會上興起了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風潮，是否和這種美好記憶有關？

錢穎一：有關係。其實這里也有偶然因素，因為當時城市還沒有改革，許多人的生活沒有受到沖擊。一旦改革推進到城市里來，人們才發現改革是有成本的，腐敗等各種經濟社會問題隨之凸現，通貨膨脹也開始出現了。

顯然，原有的政治經濟學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現代經濟學對於中國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不管是致力於推動市場化改革的經濟學家，還是普及、傳播現代經濟學的經濟管理學院，都和中國改革的進程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和改革進程共起伏。當改革高歌猛進的時候，發展空間就非常充分；反之，當改革進入低谷的時候，大家也遭遇壓力。例如，1989年之后清華經管學院就受到了壓力，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則進入長足發展的新階段。

《財經》：但過去十余年，由於改革遲滯，許多中國經濟學家也遭遇了質疑。

錢穎一：確實，過去幾年里中國的經濟學家承受了一定的壓力。為什么大家對於十八屆三中全會評價普遍很高？一句“使市場在資源設定中起決定性作用”，聽上去很簡單，其實話語權完全不一樣了。

從字面上說，“決定性作用”和原來表述的“基礎性作用”似乎沒有本質性區別。但放在過去十年的大環境中，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絕對有重大的意義。那么，這種認識是從哪里來的？應該說經濟學家發揮了巨大作用。

“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

《財經》：很顯然，現代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改革是同步的。時至今日，現代經濟學知識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普及。

錢穎一：只有對比，才能發現歷史的進步。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使用的完全是一套計劃經濟的語言。甚至連“競爭”這個詞都不能提，只能說“競賽”，因為只有資本主義才搞“競爭”，社會主義搞的是“競賽”。可是在今天，“激勵機制”、“公司治理”等已經成了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了，競爭是好的、壟斷是不好的、產權必須保護等理念也深入人心。另外，“有限政府”、“法治”等概念的傳播也與經濟學家有關。

無論是大眾對於經濟問題的認知，還是在經濟改革政策制訂上，經濟學家的貢獻都非常大。經濟學家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有目共睹。包括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的表述，沒有多年的經濟學積累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財經》：你認為經濟學在中國社會如此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錢穎一：一個是因為改革開放，還有一個就是中國人相信結果主義和功利主義。和世界其他國家比起來，中國沒有宗教信仰的傳統。宗教是超越於功利主義的，是有價值觀的。當然，功利主義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是基於計算結果的成本和收益。不過一定要意識到，功利主義是有限度的。奉行太注重結果的功利主義，將來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隨著中國步入中等收入階段，人們會更多關注自己的權利。其實，現在已經開始了。過去人們不管過程，只看結果。現在人們會說，這個不行，因為我沒有參與過程。有時不僅僅是因為對結果的意見不同，只是因為沒有受到尊重。

《財經》：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比起來，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是比較超前的。經濟學的發達是否與中國社會轉型的特殊環境有很大關係？

錢穎一：確實，經濟學的空間比較大。在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沒有人反對學習現代經濟學。不過，在給定的空間中，一門學科是不是做到了極致，是不是充分利用了現有空間，這也是有差別的。過去十余年間，由於社會生態的變化，經濟學家雖然也經受了一些壓力，但是並沒有對經濟學造成根本性的沖擊，經濟學仍然在發展。

經濟學家推動改革，改革也給經濟學發展創造了機會。例如，經濟學界早已不再爭論要不要國際化，而是努力想著怎樣更好地國際化。在經濟學內部，大家都在以同樣的語言、同樣的邏輯在對話，包括和國際經濟學界對話。盡管不同經濟學家的觀點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不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尷尬局面。

《財經》：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看，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其他學科起步幾乎是同時的。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社會科學都有學習現代的熱情。當時經濟學界引進了很多現代經濟學理論，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也引進了一大批現代學術經典。

錢穎一：現代知識的引入，對於推動中國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引入的不僅僅是方法，還有思想。我覺得，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但是進入90年代以后，經濟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產生了巨大分叉。經濟學仍然突飛猛進地發展，而且深入改革的設計、操作層面，而其他人文學科，如文學、哲學等基本上就去做純學術了。

有學者概括說，80年代是“有思想無學術”，90年代以后是“有學術無思想”。現在經濟學也有點“有學術無思想”的味道，特別是年青一代更偏於注重數理模型等方法。但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經濟學家仍然很強調思想理念。

“中國改革需要思想的引領”

《財經》：作為一個研究轉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您認為目前轉型國家的總體情況怎么樣？

錢穎一：很不一樣，分化得很厲害。像匈牙利、波蘭等國家已經完全融入歐盟了，如果有問題，也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俄羅斯情況較復雜。

對於轉型國家的評價，關鍵是用什么指標度量。過去我們總是用一個經濟增長的指標來度量，今後要超越單一的經濟增長指標。事實上，很多以前不那么實際的東西也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比如pm2.5。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可以低一些，但生活質量要提高。

《財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對於中國轉型意義重大。《決定》公布之后，社會各界對於中國新一輪改革期許很高。在未來的全面改革和社會轉型中，經濟學家還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錢穎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里該寫的寫了很多。問題在於，未來改革如何推進，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和上世紀90年代比起來，現在中國改革的非經濟因素增加了，氣侯、環境、法治等很多問題都需要解決，國際環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額外的因素加大了改革進程的不確定性，操作層面上有諸多困難需要克服。因此，經濟學家需要思考的問題更寬廣了。

《財經》：是否可以說，當市場在資源設定中真正能夠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時候，也就意味著中國經濟轉型的任務完成了？

錢穎一：如果是這樣，那就完成了。但是，現在國有企業的龐大體量、政府干預的程度、法治的脆弱，等等問題，都不是短時期內就可以解決的。所以，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改革任重道遠。

在我看來，《決定》里最重要的還不是市場“決定性作用”這句話，而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句話。這是中國未來核心的命題。

以前我們提出過“四個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一個更重要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不光是經濟治理，還有政治治理、法律治理、社會治理、民族治理等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到底是什么內容？這是需要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學者共同研究探討。這就要求多學科協同共進，需要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共同繁榮。

總之，中國轉型遠未結束，中國改革還需要思想的引領。“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之外，借用科斯的話來說，中國還需要“思想的市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現在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時代。

(來源: 《財經》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