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王必成號稱“王老虎”孟良崮擊斃張靈甫

夏明星(廣東)

王必成，1912年2月29日出生於湖北省麻城縣的一個貧苦農民之家，少年時期投身革命。1928年參加當地赤衛隊和共產主義青年團，1929年參加紅軍，第二年入黨，參加過鄂豫皖蘇區歷次反“圍剿”、川陜蘇區歷次反“圍攻”和舉世聞名的長征，三次過草地。由於他英勇善戰，很快由班長、連長、營長升至團長、團政委，在長征結束時即由普通一兵成長為紅三十軍八十九師副師長。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到達陜北，久經戰火考驗的王必成隨即進入抗日紅軍大學(后改名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為日后進一步成長奠定了扎實的軍政素質。他成名於新四軍時期，立威於解放戰爭中，是“人民軍隊不可多得的虎將”(陳丕顯語)。

打新豐、攻句容、襲東灣，全殲延陵(賀甲)之敵，連戰皆捷，創造了新四軍對日作戰多個“首次”

1938年春天，王必成從延安奔赴東南抗日前線，擔任新四軍第一支隊二團參謀長，不久擔任團長。二團又稱“老二團”，前身是中央主力紅軍長征留下的堅持在湘贛邊、贛粵邊、贛東北的游擊隊。在堅持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后，這支部隊重新集結，隨陳毅挺進江南敵后抗日，戰斗在茅山地區，為創建茅山抗日根據地浴血奮戰。

王必成到二團時，已是身經百戰的年輕軍事指揮員了。在粟裕率先遣支隊取得首戰韋崗的勝利之后，王必成指揮二團打新豐、攻句容、襲東灣，全殲延陵(賀甲)之敵，連戰皆捷，創造了新四軍對日作戰多個“首次”。

新豐車站戰斗是新四軍的首次夜戰。新豐車站在京(南京)滬鐵路鎮江與丹陽之間，駐有日軍40多人，還有特務、漢奸、路警等，共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下午，王必成率二團一營自丹陽延陵鎮出發，隱蔽進抵新豐車站東南9公里之東岡。7月1日夜11時許，我軍對駐新豐車站日軍發起突然攻擊，並與敵進行白刃格斗，殲滅日軍10余人。又用火攻燒死日軍30余人，並燒毀車站。此次戰斗歷時1個半小時，繳獲步槍6支、刺刀6把，配合地方抗日自衛團破路基、拆鐵軌、割電線，使日軍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運輸線陷入癱瘓。

句容戰斗是新四軍首次攻入敵占縣城的戰斗。1938年8月，為配合國民黨第七十九軍向蘇南丹陽、武進的進攻，新四軍第一支隊決定由王必成率二團主力襲取江蘇省句容縣城。受命后，王必成立即排兵布陣：第二營往東昌街，向鎮江方向警戒，破壞道路、橋梁；第三營進襲城北門外飛機場，並對湯山東昌街方向實施警戒；支隊特務連配合地方武裝，在天王寺至句容間之五港、雙廟、張廟一帶阻敵並破壞公路，掩護攻城部隊；第一營為攻城主力。夜深之后，戰斗開始，第一營乘黑暗用云梯突入城內，順利占領東南門。第三營亦入城作戰，經巷戰，占領商會及偽自治會。日軍一部固守樓屋，負隅頑抗，王必成指令一、三營以火力封鎖正面，從側面縱火焚燒，城外飛機場房屋亦被完全焚毀。此次戰斗共斃傷日軍40余人，繳獲步槍2支、手榴彈2箱、子彈5000余發，其他軍用品若干。

東灣戰斗是新四軍典型的攻點、打援兼顧的戰例。東灣地處句容縣，靠近茅山抗日根據地的北緣，是日偽軍在溧(水)武(進)公路上的一個重要據點。駐守該據點的日軍約50余人，據點內工事堅固，並環有三道鐵絲網，該據點北邊不到6公里處的天王寺駐日偽軍200余人，東北14公里處的薛埠駐日偽軍400余人，西北之方邊駐日偽軍70余人。1939年春天，日偽軍企圖修復從天王寺到丹陽延陵鎮的公路，以封鎖和分割茅山抗日根據地。為粉碎日偽軍企圖，王必成決定襲擊東灣據點，其部署是：主攻和助攻部隊，分別尋點突進；打援部隊埋伏於吳家邊附近公路兩側，打擊天王寺的援軍，並對薛埠方向進行警戒。2月8日晚，攻擊部隊乘夜色隱蔽接近東灣，正面主攻部隊進到第三層鐵絲網時被日偽軍發現，雙方隨即展開激戰。與此同時，擔任助攻的兩個連從西面突入據點，迅速消滅了頑抗的日偽軍，並將據點付之一炬。天王寺日偽軍聞訊后來援，在吳家邊以北遭到伏擊，大部被殲。日偽軍又增派汽車5輛載150余人附炮4門，繼續從天王寺向東灣增援，遭到打援部隊的頑強阻擊。東灣據點被摧毀后，二團各部遂撤出戰斗。此戰中，新四軍部署嚴密，動作迅速，攻點與打援均獲勝利，共殲滅日偽軍110余人，繳槍20余支和彈藥一批，粉碎了日偽軍封鎖與分割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企圖。

延陵(賀甲)大捷是新四軍首次引起全國輿論關注的戰斗。1939年11月8日，在地方武裝配合下，王必成率二團與新六團並肩戰斗，在丹陽延陵鎮附近的賀甲村一帶與“掃蕩”的日軍發生激戰，經30個小時拼殺，共殲日軍168名，生俘3名。當時，上海等地的報刊曾以《偉大勝利在江南》的醒目標題予以報導，江南人民則稱之為“延陵大捷”。 延陵大捷有力配合了全國軍民的抗日斗爭，戳穿了反共頑固派誣蔑新四軍“游而不擊”的謊言。

多次戰斗讓王必成和他的二團擴大了影響。后來，江南人民譽稱二團為“老虎團”，稱呼王必成為“老虎團長”、“王老虎”。

反頑又抗日，蘇中再蘇南，王必成享譽大江南北，與葉飛、陶勇並稱粟裕的“三只鐵拳”

1940年7月，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王必成率部隨陳毅、粟裕挺進蘇北，陳粟分別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正副指揮。部隊整編為第一、二、三縱隊，葉飛、王必成、陶勇依次擔任各縱隊司令員。部隊開赴江都時，陳丕顯與王必成相識，陳曾回憶：“初次見面，他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個頭不高，兩眼炯炯有神，虎虎有生氣；不善辭令，簡單幾句話，擲地有聲；不茍言笑，待人誠懇，談話中很少講自己過關斬將之事。”的確，第一次見到王必成的人，都不會把他與能征善戰的猛將形象聯系到一起。1939年11月，在江南指揮部任見習參謀的惲前程，在回憶他第一次見王必成的感覺時這樣說：“他身穿灰布軍裝，小腿打綁腿，腰系皮帶，著裝整齊清潔。看上去很年輕，大約二十五六歲樣子，身材不高，體瘦不胖，臉面嫩白，與我想像中的形象不一樣，不像個能征善戰、英武魁偉的戰將，倒像個體弱的小學教師。”

1940年7月25日，東進序幕拉開，王必成所率的二縱先期行動，很快將國民黨頑固派保安四旅先頭部隊擊垮，並分兵占領了黃橋鎮以北的蔣垛、古溪等地。9月，他率部攻克姜堰，打掉了保安九旅司令部。10月，他率部參加了著名的黃橋戰役，與一、三縱一起，全殲敵頑軍獨立六旅，直搗頑八十九軍軍部、三十三師師部。頑軍軍長李守維單騎遁逃，連人帶馬掉進河里淹死。從此，這三支英雄的部隊，在陳粟指揮下，一直並肩作戰，威名遠揚，被稱為粟裕的“三只鐵拳”。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蘇北鹽城重建軍部，部隊又一次進行了整編。活動於蘇中地區的原蘇北指揮部編為新四軍第一師(師長兼政委粟裕)，所屬第一、二、三縱隊編為第一、二、三旅，葉飛、王必成、陶勇依次擔任各旅旅長。王必成所率的二旅以蘇中二分區以及鹽城、建陽(今建湖)為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1942年底，根據中央軍委和新四軍軍部的指示，為加強蘇南的抗日力量，新四軍一師決定二旅主力渡江南下，與劃歸一師指揮的十六旅整編。次年1月，王必成帶領部隊進抵溧水與十六旅會合，王必成擔任十六旅旅長，江渭清任政委，率部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安徽郎溪、廣德與浙江長興一帶)，堅持蘇南抗日斗爭。

蘇中七捷凡五戰，漣水痛擊張靈甫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當局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又一次挑起內戰，妄圖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為了應對這一局面，保衛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1945年11月10日，華中新四軍部隊正式組成華中野戰軍，粟裕任司令員，譚震林任政委，王必成任華野第六縱隊司令員，江渭清任政委。從1946年3月起，華中野戰軍在進行“百日”大練兵運動中，進一步調整了部隊的戰斗序列：第六縱隊改為第六師，譚震林兼師長和政委，王必成任副師長。同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聞名遐邇的蘇中七戰七捷中，王必成率第六師參加了五戰，仗仗皆勝，殲敵1.6萬余人。

就在這時，王必成遇到了他軍事生涯中最大的勁敵――國民黨軍名將張靈甫。

蘇中七戰七捷后，蘇中戰場勝利在望，可相鄰的淮南解放區形勢卻急劇惡化。在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一、張靈甫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等部的強攻下，解放軍被迫撤出淮南根據地。隨后，第七十四師沿運河長驅直入，兵鋒直指淮陰。

淮陰是蘇皖解放區的首府，戰略地位重要，得失事關全域。因此，粟裕一面急調成鈞、皮定均趕往淮陰城下，阻擊第七十四師；一面親率第一師、第六師從海安城下撤圍，奔赴淮陰，準備圍殲第七十四師。

由於淮陰我守軍頑強抵抗，使敵第七十四師在城下寸步難進。眼看粟裕援軍就要趕到，敵第七十四師處境危急。狡詐兇悍的張靈甫派出一支小部隊，在夜色掩護下發動偷襲，突破點就選在防線中央――從戰術角度看中央是最難突破的地段。守城部隊未料到一向害怕夜戰的敵軍居然敢於夜襲，更想不到進攻的地點竟在防線最堅固地段。敵第七十四師乘機破陣，張靈甫揮軍入城。一天后，粟裕率援軍趕到，但戰機已失，只好撤退。張靈甫乘勝揮師南進，3天后又占淮安。至此，兩淮地區完全失陷。

作為華中解放區的心臟，兩淮地區及整個蘇中根據地的陷落，嚴重影響華中軍民的士氣。一時間人心浮動，粟裕、譚震林等解放軍將領們心情沉重。

在淮陰戰役中，敵第七十四師表現出了相當的戰斗力，其火力的強大和戰術的靈活，給解放軍參戰部隊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當時，很多參戰官兵都說：整編七十四師比抗戰中的日本軍隊還難打。尤其是一些剛從國民黨軍投誠過來的“解放戰士”，甚至出現了“恐七十四師症”。王必成聽到這些話，火冒三丈，他一拳砸在桌面上：得和這個張靈甫碰一碰！

淮陰失守后，雙方爭奪的鋒芒，轉到了蘇北重鎮漣水城。漣水城在淮陰東北35公里，為聯結山東、華中兩大解放區的樞紐。第七十四師占領淮陰后，張靈甫的下一個進攻目標便是漣水。解放軍擔負漣水防御的主力是成鈞的第五旅。一個月前的淮陰之戰，第七十四師就是在該旅的防線上打開缺口的。漣水城下，兩支部隊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張靈甫仍是巧攻，他先向城外的茭菱鎮發起猛攻，吸引我守軍注意，然后親率主力直取漣水城。

1946年10月22日，敵第七十四師集中全部炮兵，對漣水城的南門渡口發起震天動地的炮擊，部隊乘橡皮舟渡過廢黃河，很快在河岸立住了腳跟，並發起第二輪猛攻。25日下午，第七十四師出人意料，突然投入了一個團的生力軍，不待重炮和飛機掩護便發起沖鋒，在城南防線中央撕開一個寬大缺口，直撲漣水城。

這個時候，王必成的第六師趕到了。前衛第十八旅沖破敵軍飛機、大炮炸出的一堵堵火墻，及時增援城南陣地，敵第七十四師開始潰退。東門外，第六師主力和敵拼起刺刀，硬是用刺刀在短短一小時內干凈利落地殲滅了第七十四師一個營。張靈甫明白，這回碰上粟裕的主力了，但他還不知道，眼前的對手就是江南赫赫有名的“王老虎”――王必成。

26日，雙方大戰再起。張靈甫傾盡全力，發起猛烈的進攻，這是王必成與張靈甫的首次正式大戰。直到多年以后，原第六師將士回憶起來，仍然暗暗喝彩：第七十四師官兵清一色的美式服裝和墨綠色鋼盔，顯得威風神氣；裝備也強，炮多、機槍多、沖鋒槍和卡賓槍多，火力之猛是關內其他國民黨軍無法相比的；部隊訓練有素，戰術動作純熟，善於利用地形地物；士兵體力強，沖鋒格外兇猛，且驕橫異常，自稱“天下第一師”。可盡管這一天第七十四師連續發動8次突襲，卻始終無法撼動第六師的防線。入夜后，第六師發起反擊。夜霧迷漫的廢黃河邊，殺聲和刺刀碰嗑聲混成一片。28日，華中野戰軍主力部隊全部趕到，粟裕下達了殲滅第七十四師的指令。30日夜，陶勇的第一師和王必成的第六師如猛虎下山般撲向第七十四師。張靈甫見勢頭不妙，倉皇逃回淮陰城。

一戰漣水，張靈甫不但未能攻占，還付出了7000余人傷亡的慘重代價。張靈甫將失敗歸咎於王必成。據說，他當著部下的面發誓：下次打漣水，要用一千發炮彈打碎王必成這只粟裕的“鐵拳”！一戰漣水，王必成也領教了第七十四師的厲害，他感嘆道：兵敗而不山倒，兩虎未擒一狼，姓張的有一套。

二戰漣水，王必成遇平生最大挫折，差點被撤職查辦。孟良崮之戰，指揮所部勇登峰頂，擊斃張靈甫

漣水之戰一個月后，在國民黨軍其他部隊配合下，第七十四師再犯漣水。此時，陳毅、粟裕正在北線準備宿北戰役，坐鎮南線的譚震林決定來個硬碰硬，將王必成第六師擺在漣水南面，對決第七十四師。

1946年12月3日，第七十四師等部在正面排開將近100門重炮，對解放軍陣地猛轟。空中，敵機投擲的高爆炸彈、凝固汽油彈密雨般傾瀉而下，把整個戰場犁地般地翻了一遍。隨后，坦克引導著第七十四師步兵向解放軍陣地發動猛攻。經過兩日激戰，第六師堅守的第一線村莊先后陷落。12月5日夜，王必成發動反擊。敵第七十四師的美制M1917重機槍在暗夜中織成嚴密火網，第六師沖鋒受挫。反擊失利后，王必成迅速總結了經驗教訓，決心以堅守來消耗敵軍。他將全師梯次展開，構筑了縱深的野戰工事，節節抗擊敵軍進攻。在9天9夜的血戰中，第六師官兵英勇頑強，始終將進攻之敵阻擊在漣水南面。然而，這一回，無論王必成，還是譚震林，都低估了張靈甫。張靈甫進攻漣水南面僅僅是佯攻，正當第六師在漣水城南面苦戰之際，張靈甫親率主力繞道從西面直撲漣水。14日拂曉，第七十四師主力在城西突然出現，第一道防線當天就被突破。傍晚，第七十四師的兵鋒進至廢黃河大堤。王必成震驚之余，急忙抽調一個旅返城。然而，張靈甫動作異常迅猛，也集中重兵向第二道防線強攻，突破多處防守陣地，漣水形勢萬分危急。

15日上午，奉命支援的第六師十六旅趕到，王必成親自趕赴城西前線。第六師的敢死隊吶喊著，端著卷刃的刺刀，硬是把第七十四師趕了下去。當夜，譚震林緊急指令第六師的第十八旅也回援漣水城。

然而，戰場上的張靈甫像狐貍一樣敏銳狡猾，他抓住王必成援軍未到的戰機，調集城西和城南兩大進攻集團，共同集中炮火向解放軍城西陣地猛烈轟擊。驚天的炮火之后，第七十四師以營、團為單位，連續發起集團沖鋒，敵軍依靠數量的優勢，從多處沖決解放軍的防線，涌向漣水城垣。

15日中午時分，第七十四師從漣水西門、南門先后突進城內，與解放軍展開了血戰。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解放軍守城部隊被迫在當天下午先后撤退。第六師主力撤出時，王必成凝視著漣水城內沖天的濃煙烈火，青筋暴露，死盯不動，最後被警衛員和參謀人員強推下去。

第二次漣水之戰，解放軍共斃傷敵軍8000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僅第六師就有5000多名指戰員血灑疆場。在王必成的戰史上，如此的傷亡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令他痛心的是，有些部隊被困在城里未能沖出，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此刻的張靈甫報了前仇，春風得意。他率領一群高級軍官，來到漣水古塔下合影留念。實際上，二戰漣水張靈甫雖然勝了，但第七十四師前后傷亡近萬人，基層戰斗骨干損失慘重。后來孟良崮戰后，被俘的第七十四師旅團長們都認為，漣水之戰重創了該部，是造成后來覆滅的重要原因：“漣水戰后，本師元氣虧損，一蹶不振”。

漣水失陷，陳毅盛怒之下要將王必成撤職查辦，但粟裕了解王必成，認為他是一員不可多得的戰將，主張改為留職檢查，這也許是王必成一生中最難堪的時刻。他對陳毅、粟裕說：“日后打七十四師，絕對不要忘了我王必成的六師！”粟裕當即表態：以后，凡我華東部隊組織殲滅七十四師的戰役，一定讓六師參加，一定讓王必成參加。

1946年底，王必成奉命率部北撤，與在山東作戰的兄弟部隊會師。次年春，山東、華中我軍進行統一整編，組成華東野戰軍，以陳毅為司令員兼政委，粟裕為副司令員，譚震林為副政委，陳士榘為參謀長，唐亮為政治部主任，下轄10個縱隊，王必成任第六縱隊司令員,江渭清任政委。

1947年2月，王必成率華野六縱參加萊蕪戰役，創造了一個縱隊在一次戰役中殲敵2.4萬余名的輝煌戰績。5月，他又率部參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此役，華野六縱遇到了老冤家、死對頭――張靈甫的整編第七十四師。結果，他指揮所部勇登孟良崮峰頂，擊斃國民黨軍第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孟良崮戰役基本上粉碎了敵人對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以此戰役為素材，當時六縱的宣傳部部長吳強創作了著名小說《紅日》。“在以后華東戰場的多次重大戰役中，如豫東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必成同志的華野六縱，都建樹了赫赫戰功”(陳丕顯語)。

1949年2月，遵照中央軍委的統一指令，華東野戰軍正式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王必成部改編為第八兵團(陳士榘任司令員)二十四軍，王必成任軍長，后任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副司令員、浙江軍區司令員。

談及王必成軍旅生涯，與其共事多年的陳丕顯直豎大拇指：“必成同志在長期革命戰爭中，轉戰南北，出生入死，勇猛頑強，大膽果敢，具有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他是很能打仗的，而且善於打大仗，打硬仗，從不打‘滑頭仗’。他不愧為人民解放軍的一員虎將。”

為祖國、為人民、為和平，將軍身影所到之處光彩流波，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鮮和美軍較量的王必成，終於得償所愿，出任志愿軍第九兵團副司令員，“虎嘯三千里江山”，親身體驗了打敗美軍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從朝鮮前線回國，出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同年9月，戰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時間里，王必成非常注重軍政和軍民關係；十分注意尊重地方黨政領導；他黨性強，講原則，顧大局；他治軍嚴，律己也嚴。王必成經常強調：上海警備區是上海市委的軍事部門，既要聽從中央軍委和南京軍區的指揮，又要服從上海市委領導。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聲有色。他說，上海是個高度工業化的都市，工人無工忙工閑之分；上海郊區由於機械化程度較高，農民亦無農忙農閑之別。因此，上海的民兵訓練不能采取“大集訓”的辦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須根據上海的地位和特點，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訓練方法，每天一至兩個小時，有分有合，並側重抓特種兵的訓練。根據他的建議，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領導小組，把地方黨政部門和駐滬三軍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氣勃勃。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路上好八連”成長前進的道路上，也印著王必成的足跡。“好八連”是1963年5月由國防部命名的，此時，王必成已調往南京軍區任副司令員。但是他在任期內，精心培植和扶持了這一典型。他多次深入該連，勉勵八連指戰員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身在繁華都市，要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不為燈紅酒綠所迷惑，並指示警備區政治機關認真總結八連的經驗，舉辦連史展覽。他還邀請上海市委領導去參觀。上海市委還指示上海的“兩報”(即《解放日報》、《文匯報》)，要大張旗鼓地宣傳和推廣“好八連”的經驗。

1960年11月，王必成調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成為司令員許世友的得力助手，負責軍事訓練。1961年初，南京軍區某部二連副連長郭興福總結出一套新的戰術教學方法，受到軍領導的好評，被作為典型加以推廣。1962年初，郭興福第一次到南京匯報作業，許世友、王必成先后觀看了他的教學方法，均連聲贊好。事后，立即在南京軍區部隊大力組織推廣，使“郭興福教學法”逐漸被推向全軍。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職昆明軍區，歷任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云南省委第二書記、云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時間長達10年。前七八年間，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橫行之時。作為云南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他的工作受到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及其在云南的幫派勢力的嚴重干擾。他們捏造種種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潑臟水，大肆進行誣陷、迫害，胡亂拼湊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條罪狀》。1971年9月，林彪集團折戟沉沙后，“四人幫”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風，另搞一套。他們把剛直不阿的王必成視為“眼中釘”，欲置死地而后快。他們上躥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無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負重，力排干擾，為穩定西南邊疆的局勢而拼命工作。值得慶幸的是，毛澤東、周恩來及時地處理了云南的問題。1975年2月，黨中央為解決云南問題召開了100天會議，專門下了檔案，扭轉了云南局勢。王必成戰場上是虎將，政治上也從不趨炎附勢，從不隨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當省革委會開會時，那些派性干部就在會上胡攪蠻纏。王必成多次與他們的倒行逆施進行斗爭，寸步不讓，捍衛了黨性原則的純潔性。作為軍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隊的軍事演習和軍區機關的拉練，受到了總部領導的高度評價。他頂著“四人幫”的壓力，親自到云南重型機器廠蹲點，幫助該廠打翻身仗。他經常深入到農舍地頭，關切地詢問口糧和看病情況。他還關心昆明市的蔬菜供應和公共交通狀況。所有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回到了生他養他的荊楚大地。王必成還是那個老脾氣。他不顧鞍馬勞頓，短短幾天內，就走遍了軍區機關、武漢空軍及駐漢軍事單位，還專程到省市機關拜訪。湖北省市負責同志見王必成身體不太好，建議集體來看望他，他風趣地說：“我是湖北人，入鄉拜土地，還是我來看看‘父母官’。”王必成雖然在武漢軍區任職時間僅一年，但他那艱苦奮斗、深入細致的工作作風和他尊重地方、維護軍政軍民團結的精神，給武漢軍區指戰員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時間長達7年之久，在這期間及之后的日子里，他為自己奉獻一生的人民軍隊建設出謀劃策，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直到1989年3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