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的復活

在這萬物復甦的時刻，他重回我們身邊再合適不過了——留著鬍鬚、先知一般，又愛說教，信誓旦旦地歌頌謙卑者，並要把當權者拉下馬。

是的，說對了：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還魂了。

幸運的是，它並非以蘇聯那種規模出現，也不具備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曾經篤信的那種近乎神祗的權威。然而，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知識界再次現身，並且必須加以關注。

蒂莫西·申克(timothy shenk)在《國家》周刊(the nation)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此進行了深入探討。文中稱，馬克思主義當前的復興存在兩大支柱。一是被申克稱為“千禧世代馬克思主義者”(millennial marxists)的一批青年知識分子。金融危機的經歷激起他們重新審視老卡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這批人將“占領華爾街”運動視為失敗卻有趣的政治案例；他們有幾個較新的刊物可以作為實踐與辯論的平臺（比如《雅各賓》季刊[jacobin]和“新問詢”網站[the new inquiry]，及《n+1》雜志）；他們開始出版書籍，其中兩本引得申克撰寫了書評並予以了贊揚。

不過，他們缺少統一的敘事，就像馬克思本人所做的那樣。於是，第二個支柱應運而生——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所著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這是一本對當代經濟趨勢進行全面詮釋的大著，最近從法文翻譯成了英文，可謂我這個領域的每個人必須假裝已經啃下的年度之作。

皮克提本人是社會民主黨人，與馬克思主義正式劃清了界線。然而，正如他的書籍標題展示的那樣，他積極地恢復並重塑了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所謂的“自由市場”，本質上傾向於增強資本擁有者的力量，而犧牲的是資本較少的民眾。

由於經濟富足且不具革命性的工薪階層得以崛起，這一觀點似乎在20世紀被證偽。不過，皮克提認為，這些進步是暫時的，之所以能夠實現，大部分是因為長時間的世界大戰大肆破壞了繼承資本。

在沒有類似破壞的情況下，他預言，未來世界中，資本收益永久性地超越——正如近期所展現的情況——勞動收益，而貧富不均現象將遠遠超越今天的水平。這一趨勢再與減緩的經濟增長相結合，我們面臨的未來恰如19世紀的過去：大規模的繼承財富左右了社會面貌，而中產階級在斷裂、衰退並萎縮。

皮克提的黑暗預測，一部分基於的是我沒有資格評論的經濟模型。可是，也有一部分基於的是對西方經濟近期趨勢的直觀分析。在這方面，提出一點疑問實屬正常。

尤其是，正如曼哈頓學院(manhattan institute)的斯科特·溫希普(scott winship)指出的那樣，皮克提采用的數據似乎低估了多數美國民眾在過去四五十年中增加的收入。這種增收不及二戰結束初期顯著，但的確存在：目前，就算富人更富了，而且是富得多得多了，可其余99%的民眾也以真實而可衡量的方式分享了不斷擴大的經濟繁榮。

溫希普的觀點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使皮克提的諸多預測是正確的，他所預言的未來可能比許多左翼人所認為的更穩定，更具可持續性。即使收入和財富分配似乎更像維多利亞時代，99%的民眾也仍然生活得足夠好，並因此而警惕任何看起來過於激進、過於理想主義，以及傾向於傾覆社會之舟的政治運動。

這種可能性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么在學術上小規模復興的同時，極左翼在政治上仍然勢單力薄。此外，它也可能會提示我們，為什么如此多的民粹主義力量，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來自右翼——來自茶黨、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縮寫ukip）、法國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等組織。這些組織融合了與皮克提類似的一些主張（對裙帶資本主義的攻擊；對全球化的批評），但突出的則是文化上的焦慮。

從這種趨勢可以看出，21世紀的政治爭論的根源，可能確實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一切原本實實在在的東西都在變得虛無。但我們感覺正在虛化的東西可能是文化身份——家庭和信仰，主權和社區——而遠非經濟安全。

按照這種模式，我們也許可以開始對現代資本主義進行意識形態上更復雜的分析——借助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克里斯托弗·賴什(christopher lasch)等文化批評人士進行的分析，它不僅僅關注物質上的擔憂，而是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制度的最大問題可能不是讓富人有了比其他人更多的錢。相反，實際上，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往往削弱了賦予很多人生活意義的各種形式的團結感，卻只提供錢作為替代品。

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復活雖然足夠有趣，若要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它還需要……再反動點。（文章來源：“西西弗斯”公眾微信號）